百年老上海的變幻風云和旖旎風情，是多少人茶余飯后不倦的談資，但提及是什么“構筑”了這十里洋場，人們津津樂道的往往只有外灘的銀行大樓和法租界的花園洋房，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的周進博士認為，從上海開埠到20世紀初，教堂建筑是被忽略的重要部分。近期他的《上海教堂建筑地圖》一書在同濟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以簡明的文字和豐富的圖片呈現了一條上海教堂的行走路線，從歷史和建筑的角度解析了現存的48座教堂，希望喚起人們對那個圣樂飄飄和高塔聳立時代的回憶。

這是一本教堂行走指南

        1949年上海教會的統計數字顯示，上海曾經擁有771所教堂，但這一數字中近一半是利用固定空間掛了牌的教友聚會點，僅在宗教學意義上被算作教堂，而實體教堂建筑則為471所。在研究過程中，周進又以100平方米為界，剔除那些沒有足夠輻射群體的小教堂，最后剩下107所作為重點的研究目標。

        在出版時因為篇幅關系，周進最終選取了48所富有特色的教堂呈現，其中包括5所1949年以后建造或改建的教堂。他希望剝除研究中的理論成分，先將最有趣的內容呈現出來。書以地鐵交通為依托，按區來劃分。在每一部分的最開始會有一張區域地圖，圖上標注出所述教堂的位置和附近的地鐵線路，方便讀者根據需要選擇路線。

        每一所教堂的文字部分，出來介紹其歷史背景和建筑特色，作者還貼心地附上了教堂的開放時間和參觀小tips，使這本小冊子成為名副其實的上海教堂行走指南。

歷史建筑究竟如何篩選

        從107所篩選到48所，什么樣的教堂最富有上海特色，個中取舍周進有自己的標準。

        首先是要有歷史價值。比如位于老城廂的敬一堂，早已因年久失修而破敗不堪，但1640年建造的這所天主教堂代表了上海現存教堂的起點；江西路上新近整裝完成的圣三一堂，則是上海在1843年開埠后現存最早的基督新教教堂；而浦東的唐鎮天主堂，是19世紀上海建造的最后的一座大教堂，建于1897年，也是當時上海的制高點。整本書雖然沒有以時間順序排列，卻呈現了近400年來的上海教堂歷史的發展脈絡。

        其次，選取的教堂要在建筑上有一定的代表性。上海人最為熟悉的徐家匯天主教堂不僅是近代上海最大的教堂，還是獨一無二的雙鐘塔式結構。周進解釋說，在西方，教堂的建筑風格從羅馬風到哥特再到文藝復興，有其轉變的過程，雙鐘塔在哥特式教堂中非常多見，而單鐘塔是在短暫的過渡過程中出現的形式。但對于一下子打開大門接受不同風格的上海來說，單鐘塔模式因為簡單而成為建造者的選擇。

        昆山路上的景靈堂，從主立面看是典型的羅馬風格，但是走進內部卻發現教堂被分為三層，一層作為小禮拜堂，二樓有通高兩層的大廳，這種分層的情況在國外十分少見，確是上海教堂的特色；而位于西藏路上的沐恩堂，除了教堂大廳的主體建筑，周圍還有四個小建筑將其圍合，分別作為教育、醫療、慈善、辦公的場所，布局十分奇特。

        周進告訴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作為移民的傳教人員，除了教堂外沒有其他依托的實體，所以教堂除了承擔宗教意義上的功能外，還需要提供城市的其他公共服務，這就使得在上海的教堂被建造為一種功能復合型的建筑。如果說景靈堂采用的是垂直加層的方式，那么沐恩堂就是在水平上鋪開。

        最后，選進小冊子的教堂要具有上海教堂的本土化特色。例如，位于青浦的朱家角教堂運用了飛檐起翹、對聯等典型的中國古典建筑語言；更有意思的是在虹口區多倫路上的鴻德堂，其建筑完全是中國古典復興風格，在重檐大屋頂下用斗拱與墻體相連接，用中式的巨柱支撐起西式的宏大體量。

本土化：上海教堂的民居風情

        本土化是周進在書中反復提到的概念。《上海教堂建筑地圖》的封面很有趣，紅色背景上是用簡筆畫出的一個“非典型性”小教堂。有十字架、玫瑰窗、拱券門，可是除此之外怎么看都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小民居。“上海是地域性非常強的城市，教堂也帶有濃烈的本土化特征。”周進說。

        這種本土化特征呈現出明顯的地域化區分：越深入郊區，本土化程度越強，反之亦然。這是由于郊區多為長期扎根的本土居民，是基于血緣親緣的社會，對于地域文化有強烈的認可度，而中心城區的人們更多則是由地緣產生的聯系，特別老上海的中心城區是租界，所以主流歐洲教堂樣式的推行并不困難。

        關于區域分布還有一張有意思的圖，當周進在地圖上用不同顏色分別標記出基督新教教堂、天主教堂和東正教堂時（上海僅存兩所東正教堂且都已不作原用），一目了然的結果顯示，幾乎所有的新教教堂都處于城市的中心地帶，而天主教堂則位于城郊。

        周進解釋說，這同兩大教派的傳播方式有密切關系。17世紀早期即進入中國的天主教派一度發展十分迅猛，但在清代的禁教運動中遭到重挫，不得不謹慎地避開城區，依托江南水鄉的密集水網在郊區村落進行傳教，一方面是為了避免當權者的政策變動帶來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希望通過親緣關系建立世代穩定的信教傳統。開埠后作為后來者進入的新教，已難以撼動天主教在城郊的影響力，加上未經歷過挫折無所畏懼，就將其傳教對象集中在中心城區的大量流動人口中。

        上海教堂呈現出本土化風格的原因，除了地域文化的強烈認可，在20世紀20年代后大量西方留學建筑師的歸來也推動了本土化的過程。他們不像傳教士一樣恪守宗教原則，而更加注重對建筑本身的追求。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教會的開放性也越來越強。

上海教堂研究缺乏應有的重視

        “你很難想象那個時候的教堂與市民生活的緊密聯系。”周進說。教堂不單純是傳教的宗教場所，它還承擔起了城市的許多配套功能。現在的瑞金醫院，以前叫做廣慈醫院，就是天主教基督會的醫院；四川南路上的若瑟堂，其主樓今天仍作為四川南路小學的校舍，當時幾乎每個教堂都有附屬的學校，而教會學校擁有老上海最好的教育資源；還有各種宗教、科學、文化的出版物幾乎都在上海教堂印刷出版，這使得上海雖然在全國教會的行政地位不高，卻是名副其實的近代中國傳教中心。

        盡管資源豐富，歷史輝煌，周進卻覺得上海的教堂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當人們談起近代上海，目光往往聚焦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其實百年上海是個寬泛的歷史，特別是你去看1843年到1899年，這前半部分也很有趣。”周進說。他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將現存的自1843年的建筑“論資排輩”，前三位分別是董家渡教堂、圣三一堂和若瑟堂，直到第四名才有1873年建造的英國領事館。后來人們津津樂道大光明電影院、國際飯店、外灘建筑群、花園洋房等幾乎都是20世紀的產物，而縱觀19世紀，優秀的建筑幾乎只有教堂。

        可是與之極不相稱的是盡管坐擁豐富的資源，與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教堂的受關注度很低。周進多年來研究上海近代教堂建筑，被不少人稱為零的突破，他卻覺得這個零頗為諷刺。徐家匯天主教堂在2013年5月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周進說，“和教堂建筑在上海近代的地位來比，這個顯得太晚太少了。”所以他希望通過這本通俗讀物先讓大家走近教堂，讓普通市民對上海教堂有最基本的了解。

        （本文圖片來自《上海教堂建筑地圖》，澎湃新聞經授權發表，攝影者為袁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