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論文大燜鍋”是市政廳新開的專欄。由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講師陳碩博士及團隊掌勺，主要從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以及自然科學等視角，為我們帶來國外學術期刊上城市研究的最新成果。

        主廚也有點兒擔心，會不會發生這樣的情況：讀了全文，所見不過是用復雜理論證明了平日觀感？小秘書認為，這對關心現實問題、愛思考的人而言，這倒不是問題。燜鍋也會盡量有趣些，歡迎您提意見。

        

        World Politics 最新發表了哈佛商學院Meg Rithmire教授的China's ‘New Regionalism’: Sub-national Analysis in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一文。該文旨在對當前中國研究的政治經濟學領域中興起的“新地方主義”（New Regionalism）進行綜述。

        所謂“新地方主義”思潮，指的是隨著理論視野的拓展及研究方法的進步，學者針對當代中國的研究關注點，逐漸從國家層面深入到地區層面。與以往理論把政府視作同質化相比，該思潮認為，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地方政府各自面臨的激勵程度不相同，他們往往根據自身資源稟賦及面臨的約束條件靈活做出各項決策。相應的，地方經濟發展不光受到國家宏觀經濟狀況的影響，也被各地區的差異所塑造。

        本文主要基于代表該領域最新成果的六本著作對上述理論進行系統梳理。這些著作分別從政治經濟制度及中央地方關系等視角出發，關注經濟發展的影響，并探索背后的成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異于歐美國家的發展模式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成就。學術界出現大量圍繞中國奇跡為研究對象的成果，試圖解釋其背后的運行邏輯并討論“漸進性”改革方式的優劣。

        一些研究者采用自上而下的視角：強調地方政府地區實驗的作用，認為經濟起飛的動力是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擁有較高的自由度；另一些研究與之相反，采用自下而上的視角，更加關注中央政府在政治層面的宏觀決定及對地方政府的引導作用。這些學者認為，中央政府在改革和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類似司機的角色。雖然上述觀點均源于傳統政治經濟學研究，但其分析框架還是有明顯區別，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新地方主義不再強調分權在改革開放后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而是更加關注地方政府在進行決策過程中面臨的制度環境及不確定性。基于此，該流派認為，中國的中央地方關系與財政聯邦制度下的央地關系并不相似。

        一方面，在中國政治體制下，中央政府對某些具體事務的指示有一定的靈活性。比如，對民營企業的定性，中央政府既沒有說是國有（集體）也沒有完全歸為私有。這種寬泛的定義，讓地方政府對其有不同的解讀方式，并進一步導致對私有企業的態度呈現出顯著的地區差異；另一方面，中國的地方政府所處的制度環境具有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地方政府在行動前并不能完全了解其行為是否獲得上級青睞。在這種環境下，地方政府會采取靈活手段應對突發性事件，而上級政府的事后選擇也使得自己處于主動地位。本文作者認為這種不確定性并不是當下改革的產物，而是解放前中國共產傳統游擊戰策略的延續。

        其次，“新地方主義”流派更加強調地方政府之間的差異。針對中國地方政府的傳統研究，一般強調地方政府行為的同質性：面對來自上級政府相同考核下的行為。與此相比，“新地方主義”流派認為，地方政府所轄區域具有和其他地區不同的社會經濟傳統，這些傳統對其政策及行為選擇均有顯著的塑造作用，進而影響其經濟發展。因此，并不能簡單地用上級考核下的效用最大化來考察。

        相比傳統研究，雖然“新地方主義”流派的相關著作在上述兩個方面較為一致，但其流派內部在具體的觀察角度及對決定因素的側重方面仍存在差異，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制度、觀念和文化以及社會歷史等分支方面。

        制度理論分支，該分支主要借鑒路徑依賴觀點認為，我國地方政府在制度方面上的差異，對我們理解其投資和干預行為具有重要意義。地方政府之前實施的制度及政策會通過反饋以及互補機制持續發揮作用至今。計劃經濟時代，我國各地區農村經濟的組織形態及發展策略基本相似，但改革開放之后卻呈現顯著的地區差異。該分支將這種變化歸因為計劃經濟時代遺留的制度約束和地方資源約束兩個因素。具體來說，如果一個地區在計劃經濟時代有較多國有企業，那么在改革開放以后也會出現國有企業主導的局面。而另一些地區則相反，由于改革開放前并無具備優勢的國有企業，私有經濟在1978年之后得到迅猛發展并成為當地經濟支柱。上述產權差異進一步導致地方政府獲取資源的方式呈現差異。對前一種地區，地方政府有激勵和公有制企業發展關系，利用利稅獲取財政資源。而對于后者，則主要依賴稅收。

        地區觀念及文化分支，認同該分支的學者認為，導致地方推行不同政策的原因在于觀念和文化，即塑造領導人政策選擇行為的，不僅有當地的物質條件，也有觀念和文化。這里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是當地政府的理念，比如當政府對行業進行扶持時，他們常常受到計劃經濟時期執政理念的影響；其次是當地領導人的觀念。比如云南與貴州兩個毗鄰的省份。雖然二省在地理位置、民族構成等方面都較為相似，但二省發展策略卻截然不同：云南省在實現經濟增長上成效顯著，貴州省則把很大精力放在降低貧困上。該分支的學者將上述差異歸因于兩地領導人不同的個人經歷及發展理念。相較云南，貴州領導人大多擁有在貧困縣的工作經歷，這使得這些地區官員更加注重解決農村貧困問題。

        社會和政治歷史分支則強調 “國家-社會”關系的持久影響力，認為我國地方政府在改革開放之后呈現出的地區差異，可能是由解放前及建國初期國家宏觀經濟布局所塑造。比如，東北地區的工業化最早并由大型國有企業主導。相應地，該地區工人階級意識最強：積極參與到企業建設和政治運動中；長江上游地區及華北地區的工業化時間較晚，與東北地區相比，這些地區企業規模較小，工人的參與程度也較低；上海和天津等東部沿海地區，在解放前則由民族企業和外資企業占據優勢，這些企業中的工人民族主義傾向往往較為突出，與雇主抗爭的積極性自然也最強。上述差異導致了這些地區在改革開放時代工人下崗再就業模式及地方政府應對的措施均呈現顯著不同。

        總之，就何種要素塑造了改革時代中國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新地方主義”流派內部有其不同側重，但該領域的學者都認為，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發源于計劃經濟時代。

        本文作者最后認為，該流派對學界理解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地方政府提供了有益的視角，但也有不足之處：首先，該領域的研究者都缺乏系統的研究方法及研究工具；其次，成果中關于概念的界定較為模糊，這使得已有理論的一般化面臨挑戰。對此，該文作者認為，該流派的學者在進一步的研究中，應當采納系統的分析方法及工具，同時借鑒舊地方主義的已有概念。最后也最重要的是，該流派的研究者不能只局限于地區差異，其研究視角應當兼顧中央政府的作用。

        附錄：六本著作：

        （1）Dan Breznitz and Michael Murphree. 2011. Run of the Red Queen: Government, Innov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78 pp.

        （2）John Donaldson. 2011. Small Works: Pover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wester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21 pp.

        （3）William Hurst. 2009. 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 pp.

        （4）Adam Segal. 2003. Digital Dragon: High Technology Enterprise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84 pp.

        （5）Eric Thun. 2006. Changing Lanes in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Auto Sector Developmen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6 pp.

        （6）Susan Whiting. 2001.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48 pp.

        注：微信公眾賬號論文大悶鍋（ID：

        PaperExpress）主要介紹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以及自然科學等學術期刊的最新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