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由小見大，由微知著，這是田余慶先生的典型風格。故他的文章，罕見浮辭空論，以精煉見長。是所謂“牖中窺日”、“得其英華”，暗合著魏晉史學的簡約崇尚。

        2015年到來之前，田余慶先生溘然長逝。親友為之悲痛，同仁、學生和讀者表達了深切哀思。一直到臨終的前夜，年屆九十的田先生仍保持著溫厚含蓄的風度、清晰的思維和體察情感的能力。生理的老邁，未曾磨損其生命的品質與尊嚴。其史學成就和富有特色的治學風格，贏得了贊佩敬仰。當然學者術業各有專攻，對田先生的評價肯定見仁見智、取其所需；而讀者口味各異，也將樂山樂水、各有所好。作為田先生的學生，此時只是就一己之所得，向一般讀者擇要略述先生的成就，以及對我個人研究教學的啟迪。寫作時仍帶哀思，筆下難免感情色彩，希望沒有溢美之辭，因為那不合于田先生一貫的淡泊品格。

        《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初版）一書，被視為田余慶先生的代表作。此書以魏晉南北朝的士族政治為研究對象。秦漢政治舞臺上的主角，主要是功臣、外戚、宦官、儒生、文吏等。而至魏晉南北朝，中國政治史出現了一個重大變遷，一個被稱為“士族門閥”的階層崛起了。對這個階層的政治權勢、經濟基礎、文化特征，對其在漢唐間的興衰，以往中國學者如陳寅恪、周一良、唐長孺等，以及日本、西方的相關學者，提供了各種論述。田先生的這部新著，又獲得了較大推進。

        《東晉門閥政治》的不少章節，都曾以單篇論文先行發表。在它們匯為一書后，其對中古門閥政治的觀照，就更富整體感了。東晉江左幾個僑姓大士族的沉浮興衰，是考察的主線。晉元帝與瑯邪王導的合作開創了東晉朝廷。“王與馬，共天下”的謠諺，其背景就是士族與皇權的分享政權。繼瑯邪王氏之后，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等家族的頭面人物，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先后與司馬氏皇權分享政權。門閥與皇權“共天下”，是東晉最基本的政治特征。

        按，傳統的士族研究中曾流行“婚宦”模式，由婚姻制度或選官制度切入。前一個是社會史的，探討封閉的通婚圈如何維系了士族高貴身份；后一個是制度史的，探討選官特權怎樣保證了士族對高級官職的獨占。《東晉門閥政治》則在通婚、仕宦之外，從動態的政治斗爭中，揭示了門閥是如何憑藉其政治軍事實力，具體說是對主力軍隊和軍事重鎮的控制，而得以與皇權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皇權的。軍政實權是“門閥政治”的基本條件，“士族專兵”是東晉政治的重頭戲。故軍權與要藩的歷次爭奪，得到了濃墨重彩的闡述。

        田先生又用了很大篇幅考察流民武裝。僅憑文化士族不足以支撐政權。北方士民在南遷中形成了流民武裝，江左朝廷加以吸納，讓他們承擔江北防務，用作抵御少數族的軍事屏障。如京口重鎮的北府兵和襄陽重鎮之兵，皆是。田先生指出，東晉一朝政爭，往往跟流民武裝、流民帥相關。東晉政治的基本特點，被概括為“皇帝垂拱，門閥當權，流民出力”，流民武裝問題，由此就跟與門閥政治內在地聯系在一起了。而且流民武裝后來又成了門閥政治的終結者。由北府兵將領起家的次等士族劉裕，憑武力、軍功攘奪皇位，不僅終結了司馬氏統治，也終結了門閥政治。正如胡寶國的評述：“找到了流民帥，才終于找到了東晉通往南朝的歷史之門。”（胡寶國：《我讀〈東晉門閥政治〉》）以往學界對北府兵的討論，大多不出軍事、戰爭本身；而田先生拓寬視野，視之為門閥政治的必要組成部分，后來又成了門閥政治的異化因素。這是一個重大創獲。

        面對紛紜史料，田先生展示了其考索、辨析與剪裁、提煉的卓越能力。例如全書以“王與馬，共天下”一句謠諺始，通過西晉末東海王司馬越與瑯邪王衍的結合，進及東晉初瑯邪王司馬睿與瑯邪王導的結合，由此打通了兩晉間皇權與門閥的合作過程。其筆法兼精微、恢弘之致，謀篇布局匠心獨具。由“王與馬，共天下”一語破題，這讓人不禁聯想到陳寅恪，由《梁書》“江陵素畏襄陽人”一語，而引申出了“上層士族”與“次等士族”的精彩討論（見陳寅恪：《論東晉王導之功業》）。記得一位研究生曾感嘆，陳寅恪、田余慶，都能從一句話發揮出一段大文章。二例有異曲同工之妙。魏晉南北朝的史料遠不如后世豐富，這個局限性，反而促使人們努力發掘史料意義，名家由此展示了其出色的思辨。甚至神異傳奇亦可證史，只要善加利用，巧妙闡釋。田先生論東晉初年東海王沖之封，引《搜神記》“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之讖，其評述是“頗疑時人觀察形勢……托物妖以為警誡”。這個分析入情入理。又論晉末高雅之，又利用《搜神后記》故事為旁證：“此則故事雖似小說家言，但是去其偽而存其真，頗可以補史籍之不足。”不禁又聯想到唐長孺了，唐先生曾用陸機（或陸云）路遇王弼之鬼的“鬼話”，以證“二陸在入洛之前……為了適應京洛談玄之風可能加以學習”（見唐長孺：《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宛如名醫手下，牛溲馬渤皆可入藥。

        《東晉門閥政治》采用的是經典的政治史方法，即圍繞人物、集團、事件等等而切入展開。這樣的方法，在傳統史學中已有豐富積累。然而在人文領域中，傳統方法并不因現代化而喪失價值，正如使用毛筆的傳統書畫藝術，不會因電腦的普及而喪失價值一樣。而且田先生的論述中又灌注了現代史學意識。此書不同于家族研究，其中貫穿了一條鮮明的主線：其與皇權的關系。記得我寫察舉制的畢業論文時，打算寫皇權興衰與察舉盛衰的關系，田先生表示贊成，說“就是要抓住‘皇權’這個核心問題”。家族、集團的具體考察，由此升華為一個結構性、體制性的問題。既就政治學而言，政治集團的結構也是政體要素之一。在孟德斯鳩的政體理論中，判斷“專制”與否，其標準有二：第一是政治制度的結構，例如是否存在三權分立；第二就是政治集團的結構，如果存在強大的“中間階層”，如貴族、教會等，君主就難以專制。士族門閥，便是一種銷蝕皇權的勢力，與皇權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田先生用“門閥政治”概念，特指“門閥與皇權的共治”。在他看來，東晉的門閥政治，只是“一種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它的存在是暫時的；它來自皇權政治，又逐步地回歸于皇權政治”。在這樣的闡述中，不但中古時期的皇權傳統變得更鮮明、更濃重了，而且向人們展示了一個“變態-回歸”的歷史觀照。這個“變態-回歸”的史觀，可以為魏晉南北朝史的解釋拓展出新的空間。

        上個世紀采用“五種生產方式”理論的學者中，郭沫若等，把戰國至清兩千年，視為地主階級所支配的“封建社會”， “魏晉封建”論者則認為秦漢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始于魏晉。但兩者都把魏晉南北朝看作是“士族地主階級”支配的時代。這種認識可以說是“經濟史觀”的。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等，則把中國史分為古代、中世、近世三大階段。“中世”即六朝，這是一個“貴族政治”的時代。貴族政治據稱終結于唐宋之間，此時由“唐宋變革”而進入近世。這個“三段論”的分期，系比照西歐史的古代、中世紀和近代三階段而來。無論用“五種生產方式”解釋中國史，以及用“三段論”解釋中國史，都在相當程度上借鑒、比照了西歐的歷史經歷。

        除此之外，在上世紀初，中國現代史學的開創者梁啟超，在其名作《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中，把秦以下兩千年都斷定為專制集權時代。那么如何看待六朝呢？梁氏的看法，首先是“惟六朝時代，頗有貴族階級”，然而“六朝時代，可謂之有貴族，而不可謂之有貴族政治。其于專制政體之進化，毫無損也”。這個看法，既不同于“經濟史觀”，尤其不同于“六朝貴族論”。梁啟超的“專制政治論”，運用了現代政體理論，又立足于本土史書史料，而非以西歐史剪裁中國史。田先生的視線聚焦于政治體制，把門閥政治看成是皇權政治的“變態”，與梁氏的看法，一百年間遙相輝映，又大大前進了一步。

        近年學者對“唐宋變革論”有不少討論，但六朝的問題往往被忽略了：如果六朝不能認定為“貴族政治”，那么唐宋間的政治變遷幅度，就沒有“唐宋變革論”所夸張得那么大，并沒有大到體制根本性轉型的程度、“唐宋變革論”的一個主要論點，即唐宋間君主獨裁取代了貴族政治，這個比照歐洲近代史而來的論點，就大可懷疑了。

        對國外的各種“六朝貴族制”論者，《東晉門閥政治》只說了一句他們“一般不太重視中國古代久已形成的皇權政治傳統這一歷史背景”，雖申明異議，但不做詳論。2013年初，田先生在接受訪談時，被正面問以這樣的問題：

        最近一些魏晉史學者在一些場合談到，日本的中國六朝史研究的核心思想是貴族制理論，而中國學術界在實證研究與理論總結兩個層面所作出的唯一回應，迄今為止只有《東晉門閥政治》，從這個意義上說，《東晉門閥政治》是中國魏晉史學界在重大理論問題上與日本學術傳統的一次對話。可是，僅僅從字面上看，《東晉門閥政治》一書并沒有提到貴族制問題，也沒有擺出理論探討的姿態，因此史學界對此書與日本學術傳統對話的性質似乎理解不足。請問這一描述是否準確？您強調門閥政治是漢唐皇權政治之間的一個變態，一個短暫的插曲，而且本質上并不是對皇權政治的否定，顯然是為了回應貴族制社會的學說。您對東晉政治的分析，是不是基于這種對漢唐社會與政治的連續性的理解呢？如果魏晉以降的社會與政治并沒有真正偏離皇權政治傳統，那么，是不是說，漢晉之際的變局，尚不足以使中國社會走向一個新方向？甚至可以說，皇權政治與制度仍然富有生機？

        田先生的回答是：

        我覺得迄今所知國外學者關于貴族政治的論說，……用中國古史套用西歐歷史框架，因而難于使歷史上通下串，左右關聯。……千百年相沿的專制皇權思想和制度可能更換表現形式，卻會在不同的外殼下繼續存在，或者是繼續被利用。把皇權這個因素過度淡化，看重幾家門閥、幾個人物在舞臺上的活動，而抹煞其與皇權的互動，抹煞其假皇權以行事的實際，這樣就出現了中西無別的所謂貴族政治。……中國古史中始終是皇權至上，皇權專制制度是運轉歷史的樞紐。盡管朝代變了，制度的外觀有異，甚至后來皇帝居位制度也被推倒了，但皇權統治思想和某些機制實際上是保存在社會軀體的骨髓里面，可以說形成歷史的遺傳基因。（鐘鑫整理：《田余慶談門閥政治與皇權》，《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3年1月6日）

        從世界史的范圍看，數千年中國史進程的連續性，是舉世無雙、無與倫比的。甚至帝制終結之后，皇權思想和集權體制依然長期保存在社會的骨髓里面。近代之初的歷史劇變，一度催生了紛繁多樣的未來愿景；而二十一世紀以來集權體制的歷史走向，卻令人們產生了新的觀感，比如：“我們最可能擁有的就是歷史和文化中曾經有過的，最不可能擁有的就是歷史和文化中沒有過的。”（李銀河：《中國政治改革的前提、目標和可能性》）中國會變、而且在變，但它有自己的歷史邏輯，源于自己的“歷史的遺傳基因”。“中國古史中始終是皇權至上，皇權專制制度是運轉歷史的樞紐。”那么在經濟史觀、文化史觀之外，“制度史觀”再度顯示了對于中國史的重大認知價值。進而為“變態-回歸”模式，進而為認識其歷史連續性，提供了一種基本思想方法：中國政治體制不是靜態的，也不是直線發展的，它經常上下波動、左右搖擺，出現各種“變態”，甚至升級轉型。然而那些波動與搖擺，又不斷地趨向于一條“中軸線”，包括專制皇權、中央集權、官僚政治、儒家意識形態等等。不妨說這條“中軸線”就是“常態”。

        面對魏晉南北朝這個特殊時代，人們往往聚焦于它的特殊性，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民族的，等等。漢唐間的連續性，有時就被忽略了。“變態-回歸”的解釋模式，則將這樣提出問題：

        一、“變態”原因是什么？

        二、“變態”的幅度有多大？

        三、“回歸”的動力是什么？

        在此書的《后論》中，田先生做出了推論：嚴格意義上的門閥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東晉時期，前此的孫吳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沒有出現過門閥政治。而東晉門閥政治格局的形成條件，是由于“一個成熟的有力量有影響的社會階層即士族的存在”，“一個喪失了權威但尚余一定號召力的皇統的存在”，以及“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外部原因。這三個條件中任意一個的變化，都會導致江左門閥政治的相應變化。

        對第一個條件，即漢晉間士族已發展為一個有力量有影響的存在，本書的《后論》部分提供了多方面的評述。在概述中，有一節對“由儒入玄”現象的闡述，頗可注意：幾家大門閥在崛起過程中，其家族學術，都曾經歷了由儒學轉向玄學的歷程。“兩晉時期，儒學家族如果不入玄風，就產生不了為世所知的名士，從而也不能繼續維持其尊顯的士族地位。”這個論斷是發人深思的：一個階層的興起，竟然與一種新興哲學思潮“玄學”息息相關。

        而門閥政治的終結者是軍人階層，是北府兵，是流民帥與流民武裝。那么我們來看，門閥形成中發生過“由儒入玄”，門閥衰落則來自軍人的推動，“文”、“武”因素相映成趣，發人深思。羅素曾指出：“戰爭對于王權的加強一定起過很大的作用，因為戰爭顯然需要統一的指揮。”梁啟超論中國專制進化史：“專制權稍薄弱，則有分裂，有分裂則有力征，有力征則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則專制權高一度，愈積愈進。”李開元也曾指出，中國王朝的來源是“馬上天下”，政治權力和政權機構起源于戰爭和軍事。王朝衰敗，以崩潰、戰亂告終；此后則通過軍人群體、軍事活動與軍事編制恢復了秩序，迎來了一個更強悍的皇權。然而在此之后，又將逐漸地回歸于文官政治、回歸于“士大夫政治”。這是否可以視為一個周期性現象呢。

        第二個條件，即一度低落但依然存在的皇統——還應加上秦漢所留下來的集權行政體制的因素——預示著未來皇權的復興可能。進入南朝，皇權復興的可能性現實化了，門閥政治終結。

        第三個條件，即“民族矛盾十分尖銳”，意味著門閥政治的出現，外因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我的理解是：在魏晉南北朝時，假若沒有外部少數民族的沖擊，華夏政權按照其自身邏輯前行，則秦漢集權體制的那些基本特征，將在更大程度上維持下來。換言之，假設不存在外部民族矛盾，門閥政治就不是必然現象。

        而且“民族矛盾”的歷史影響也是因時而異的。在全書收束之處，田先生又提出:“從宏觀來看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全部歷史運動的總體，其主流畢竟在北而不在南。”這個論斷，不妨稱之為“北朝主流論”。 雖僅一語而已，但仍來自數十年在魏晉南北朝領域的治史體察。異族的外部沖擊促成了東晉門閥政治，但歷史又是在北朝走向隋唐的。由此給后學留下了又一個問題：為何北朝成為南北朝的政治主流，成為通向隋唐帝國的歷史出口呢？在南朝是北府軍人、“次等士族”終結了門閥政治，北朝則是鮮卑軍功貴族構成政權主體，他們振作皇權的動量，比南朝的次等士族更大。進而，歷次北方少數族入主強化了集權專制這個重大問題，也就可以納入視野了。

        總的說來，《東晉門閥政治》包含著若干結構性、系統化的歷史思考，由之可以引申出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其優點并不僅僅是傳統史學方法的嫻熟運用。這是我個人的閱讀心得。田先生通過各集團與皇權的關系變遷，細膩勾畫出了一條“變態-回歸”的軌跡。在田先生的啟發之下，我嘗試在政治制度的變遷方面，繼續證成這種“變態-回歸”。除了我個人的一得之見，讀者還可以在專業書評中，看到對《東晉門閥政治》更全面的評述。如：“它是田先生多方面造詣的結晶，標志了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所達到的新的深度和高度”（陳蘇鎮：《東晉門閥史研究的新成就──讀〈東晉門閥政治〉》，《史學史研究》1989年第4期）；“標志著國內對門閥政治的研究朝著系統化、理論化的方向邁進”（《〈東晉門閥政治〉介評》，《中國史研究動態》1990年第2期）；“本書超越以往以婚宦論士族的方式，從動態發展的角度，以細密的考證、精辟的見解為士族研究另開新局，是近年士族研究中難得一見的好書”，是理論創造和細致考訂“兩者有機結合的一個典范”（祝總斌：《評田余慶著〈東晉門閥政治〉》，《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臺灣學者劉增貴有《田余慶著〈東晉門閥政治〉》予以好評（《新史學》第1卷第2期，1990年6月，臺北）。日本的學術期刊《東方》，以《劃時期的東晉政治史研究》（1992年10月，第139號。作者川合安）為題，對此書作了介紹。

        《秦漢魏晉史探微》（中華書局，1993年初版）一書，匯集了田先生在1979年至1989間的另外一批論文，共十九篇。這些論文涉及了秦漢魏晉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提出了個人的新見解。《說張楚——關于“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一文，由秦漢之際的楚地反秦事件進行了深入分析，進而通過了秦政權、陳勝政權與漢政權之間關系，展示此期的政治發展的宏觀趨勢。《論輪臺詔》一文，考證漢武帝由帝國擴張政策向“守文”政策的轉變，對以衛太子為首的“守文”勢力與另一派用法興功勢力的矛盾，是其中心線索，尤有新意。《秦漢魏晉南北朝人身依附關系的發展歷程》一文，得出了如下推論：“在人身依附關系開始出現的階段，專制政權的干預所導致的依附關系發展的遲緩，也是影響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性的諸多原因之一。”這是一個涉及了古代社會性質以及歷史分期的論斷，其中對專制政治與經濟依附關系的分析，可與“門閥政治是皇權政治的變態”之論點相呼應。《漢魏之際的青徐豪霸》《曹袁斗爭與世家大族》等文，揭示了曹氏政權的草創期，與世家大族、黃巾余部、地方豪強等政治勢力的錯綜復雜的矛盾斗爭。《〈隆中對〉的再認識》《李嚴興廢與諸葛用人》《蜀史四題》等考察蜀國政治史。對千古聞名的《隆中對》的戰略思想的根據、來源和可行性重新評析，指出諸葛亮“跨有荊、益”的戰略缺乏可行性。通過對大臣李嚴的興廢，展示了諸葛亮用人政策之實質，即如何處理劉備荊楚勢力、劉璋勢力和本土勢力幾個集團的關系。這個著眼點，顯然高于“知人善任”、“賞罰分明”的泛泛之論。以往孫吳史的研究者，大抵把這個政權視為孫氏集團與江東大族的結合產物。而此書所收的《孫吳建國的道路》《暨艷案及相關問題——兼論孫吳政權的江東化》等文，則揭示了孫氏的淮泗集團與江東大族還曾有過尖銳對立、相互敵視的階段，兩個勢力的最終合作，乃形勢所迫，并非自初如此。

        把視線轉向北朝，轉向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政權，并陸續發表論文，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相關論文，匯總為《拓跋史探》一書（三聯書店，2003年初版）。這時候田余慶已值耄耋，竟能完成一部考索之作，殊屬難能。北魏史的研究，漢化、改制、均田、士族、六鎮起義等向為熱點，研究者眾多。但拓跋史的研究，尤其是拓跋族由部落向國家政權發展的早期歷程，則因資料奇缺，相關研究相對薄弱。就是在這個資料奇缺之處，田先生又有新論。

        田先生從一個具體細節，也就是“子貴母死”制度開始，由此牽引出了一系列論題，如“離散部落”等問題。它們都圍繞這一主題：拓跋集團由草原部落聯盟向中央集權專制國家過渡時，拓跋族面對著什么問題、如何解決那些問題，進而發掘草原部落向國家轉化時的規律性現象。

        對北魏“子貴母死”制度——或稱“立子殺母”，以往討論不算太少，但并不是都注意到了這樣一點：拓跋早期史上存在著若干強勢的母后。道武帝的母后出自賀蘭部，道武帝之后出自獨孤部。拓跋族與其姻族組成了部落聯盟，來自賀蘭部、獨孤部的母后與妻后，可以支持其領袖地位；而要建立集權體制，向專制君主發展，就要剝奪母后、母族干預拓跋事務，特別是干預君位繼承的權勢。道武帝賜獨孤部劉貴人死，目的是抑制“外家為亂”。這就是“子貴母死”之制的實質和淵源。這是從部落聯盟到國家的特定階段的特殊問題。

        在北魏國家形成過程中，道武帝還有過“離散部落”之舉。學界的一個通行思路，就是從“分土定居”來認識“離散部落”，認為其目的是打破氏族紐帶，把其部眾納入行政編制，制造編民齊民。本書則指出，“離散部落”與“子貴母死”二者背景相同，因為除了窟咄之外，離散對象幾乎都是拓跋族的外家部族，如道武帝的妻族獨孤劉氏諸部，母族賀蘭賀氏諸部，祖母族慕容諸部。“子貴母死”是為避免后族干政的論斷，就因“離散部落”的考察而強化了。田先生還把更多現象，例如烏桓族的“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則無相仇報故也”的風俗，史官記述早期拓跋史跡時的直筆與曲筆糾葛，北魏中后期的母后專權等問題等，跟“子貴母死”聯系起來了。

        《東晉門閥政治》的政治史方法，即考察集團、事件、人物的方法，被繼續用于北朝民族史上來了。也如對東晉門閥家族的研究，最終歸結到“門閥政治”上來，《拓跋史探》的民族政治史研究，也指向了某些結構性的問題。具體說來，就是在草原部落向國家進化的歷程中，一族與其他部族的姻戚、結盟、共生等關系，對國家形成過程的各種影響。甚至在國家、王權誕生后，這種影響還可能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中國國家起源研究，一向是先秦史的熱點之一。近幾十年有先秦研究者提出，中國學者一度以階級斗爭解釋國家起源，然而夏商周的國家形成過程中，看不到激烈的階級斗爭，反而是各部族間的聯盟、對抗與征服分外活躍。面對中國北方草原民族，人們看到這里存在著探討國家演生規律的又一個空間。《拓跋史探》的方法與結論，為跨入國家門檻時的相關各部族的政治關系，提供了一種富有創意的研究范式，可以激發很多聯想。

        由一個“子貴母死”的歷史細節而順藤摸瓜，這種治學之法和寫作筆法給人的觀感，也如《東晉門閥政治》給人的觀感一樣，即由“王與馬，共天下”一句謠諺而牽出一系列重大問題。“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由小見大，由微知著，這是田先生的典型風格。他經常以“讀書得間”教導我們學生，即讀書治學，首先要在字里行間細細玩味，發現微妙線索，然后努力將之深化、拓展、升華；而不是預定綱目，照章填充。故田先生的文章，罕見浮辭空論，以精煉見長。很多重要論斷，都篇幅不長，甚至寥寥數語；引證史料亦極簡潔，只截取其最核心部分。是所謂“牖中窺日”、“得其英華”，暗合著魏晉史學的簡約崇尚，與窮其枝葉、連篇累牘、喋喋不休者有異。

        《拓跋史探》的相關書評認為，“作者從他獨特的思考角度出發，終于把本來屬于皇室內部的子貴母死制度與看似毫不相干的離散部落問題結合了起來。兩個問題的結合真可謂互相發明，相得益彰。”（胡寶國：《在題無剩義之處追索──讀〈拓跋史探〉》，《讀書》2004年第6期）；《拓跋史探》“通過細密的思考捕捉到看似孤立的歷史現象間的密切聯系，發掘出影響拓跋百年歷史進程的重要線索”，“為深入認識北魏早期歷史，乃至整個北魏史開辟了新的途徑”（侯旭東：《田余慶著〈拓跋史探〉評介》，《中國學術》2005年第1輯）；是一部“提出了許多問題的著述”，展示了洞察力和舉重若輕化繁為簡的提煉能力（樓勁：《探討拓跋早期歷史的基本線索——田余慶先生〈拓跋史探〉一書讀后》，《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2期）。

        田先生的學生羅新教授還評論說，由于是老年寫作，《拓跋史探》在選題、分析和文字上未能超越《東晉門閥政治》，然而也凝聚著深刻的時代體驗和歷史反思。而且“與《東晉門閥政治》的樂觀昂揚不同，《拓跋史探》浸透了對未來的疑慮和對往昔歲月的感傷。前者表達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知識人的熱情與希望，后者則源于樂觀情緒被打消之后的沉郁深思”（羅新：《推薦〈拓跋史探〉》，《南方周末》2008年7月6日）。雖然田先生的絕大多數文字都是客觀的學術研討，但作為國人而論國史，有時也會以寥寥數語，如羅新教授所云，流露出歷史反思時的時代感受。

        在《東晉門閥政治》的結尾之處，看到的是這樣的論述：

        不論在北方或在南方出現的這些事情，都不過是歷史的表面現象。歷史運動中的勝利者，不是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門閥士族或次等士族。歷史運動過程完結，它們也統統從歷史上消失了。留下來的真正有價值的歷史遺產，是江南的土地開發和文化創造，是北方的民族進步和民族融合。這些才是人民的業績和歷史的核心。

        上世紀八十年代正值“文革”結束不久，中國學人慶幸度過了時代曲折，對未來抱有熱望。田先生的上述論述，也展現了對“歷史終將克服曲折”的樂觀信心。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寫作的拓跋史諸文，則不相同了。對拓跋史上那些違背天倫人性的逼母殺妻、“子貴母死”做法，田先生多次使用“殘酷”、“野蠻”之辭，并懷著“文明孕育于野蠻”的蒼涼之感，表達了這樣的沉重祈望：

        在野蠻孕育文明的人類進化過程中，當一個部族、一個社會群體走完了進化過程的某一階段而高奏凱歌之時，它們在精神上還可能承受沉重的負擔，隱藏著由于他們的殘酷行為而留下的心靈痛楚。我們為拓跋的歷史感到沉重，為烏桓的歷史感到沉重，也為人類歷史包括我們親歷的歷史感到沉重，而祈求歷史的進步。

        數十年來風雨波蕩，田先生的所感所思，有時就會以微妙的方式，體現在古史論述之中了。又如《論輪臺詔》一文，評述漢王朝的政爭幾乎都伴以屠殺，漢武帝用屠殺為政策轉變開辟道路；《暨艷案及相關問題》一文，評述孫吳培植受益階層以充實統治機構，其時選官魚龍混雜，而主事者暨艷不識時務、不容忍腐敗，故結局悲慘。像這樣的細微之處，在長篇歷史考索中雖然只是偶出數語，讀來卻有會心之感。附帶說，田先生跟學生們的日常閑談中，也常涉及時政，在對政治民主和學術自由的追求上，師生的信念是共同的。

        我在讀碩士研究生開始師從田先生。因時代原因，起點太低；又因性格原因，天馬行空的空想太多。回想起來，專業上入門甚晚，只是在田先生的門下長期耳濡目染，才稍知門徑。曾為《拓跋史探》一書的日譯本寫過一篇《田余慶先生的介紹》，今就中文原稿修改擴充，以成此文。為田先生的逝世擬了一首挽聯，附記于此：

        郁郁乎文，析漢晉拓跋，窮微闡奧，著文足以不朽；

        巖巖其志，寧有恨無悔，播火傳薪，遺志是當長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