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月9日上午，2014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北京舉行。中國著名核物理學家、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杰出領軍人之一的于敏院士榮獲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也是此次唯一獲得該獎項的科學家。據新華社發布客戶端消息，習近平親自為其頒發獎勵證書。

        于敏被稱作中國氫彈之父，但早年，他的名字卻鮮為人知，被媒體稱為“神秘人物”，曾經“隱身”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

        由于保密的原因，這位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的著述多未公開發表，連他的妻子都說：“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的。”不過他的杰出貢獻仍有蛛絲馬跡可循，原中顧委常委、國務委員張勁夫在《請歷史記住他們――關于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的回憶》中提到，“研制氫彈工作主要是于敏他們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過大獎”。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核武器分冊》中，“于敏”的條目下寫著：“在氫彈原理突破中起了關鍵作用。”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轟動。1965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表態要加快研發氫彈的速度。

        當年，于敏帶領科技人員發現了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鍵，解決了氫彈原理方案的重要課題。于敏高興地說：“我們到底牽住了‘牛鼻子’!”他當即給北京的鄧稼先打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電話。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們才能聽懂的隱語：暗指氫彈理論研究有了突破。“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只松鼠。”鄧稼先聽出是好消息：“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但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好，我立即趕到你那里去。”

        年底，于敏開始從事核武器理論研究，在氫彈原理研究中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設想，解決了熱核武器大量關鍵性的理論問題，并在平均場獨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于敏是一個神秘人物，曾經“隱身”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軍委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他第一個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并代表科學家發了言。

        由于保密的原因，這位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的著述多未公開發表，連他的妻子都說：“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的。”不過他的杰出貢獻仍有蛛絲馬跡可循，原中顧委常委、國務委員張勁夫在《請歷史記住他們――關于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的回憶》中提到，“研制氫彈工作主要是于敏他們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過大獎”。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核武器分冊》中，“于敏”的條目下寫著：“在氫彈原理突破中起了關鍵作用。”

        “國產的土專家一號”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寧河縣蘆臺鎮(今屬天津市)。他父親當時是天津的一位小職員。于敏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淪陷區度過的，童年亡國奴的屈辱生活給他留下慘痛的記憶。他在天津耀華中學念高中時，以門門功課第一聞名全校。1944年，于敏考進了北大工學院機電系。但上學后于敏發現，因為是工學院，老師只是把知識告訴學生會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訴學生根源。而他卻偏偏喜歡沉浸在“純粹”的理論之中，高深的物理學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著他。1946年于敏轉到理學院物理系，并將自己的專業方向定為理論物理。他在理論物理方面的天賦很快展現出來，并以驚人的記憶力和領悟力贏得教授們的欣賞。1949年于敏本科畢業，考取了張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張先生病后，胡寧教授擔負起指導之責。在兩位先生的悉心教導下，1951年于敏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不久，他被慧眼識才的錢三強、彭桓武調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這個所1950年才成立，由錢三強任所長，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長。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獲諾貝爾物理獎)為團長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訪華代表團來華訪問，年輕的于敏參加了接待。于敏的才華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回國后，發表文章稱于敏為中國的“國產土專家一號”。對此于敏有自己的見解，他說：“‘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應該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只有在大的學術氣氛中，互相啟發，才利于人才的成長。現在的環境已有很好的條件了。”

提前進入氫彈研究

        在我國研制第一枚原子彈尚未成功時，有關部門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氫彈的理論探索先行一步。為什么提前研究氫彈?原來，原子彈和氫彈有很大差別，氫彈是利用原子彈爆炸的能量點燃氘、氚等輕核的自持聚變反應，瞬間釋放巨大能量，又稱聚變彈或熱核彈。氫彈的威力要大得多。1960年底，錢三強找于敏談話，讓他參加氫彈原理研究，于敏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在錢三強的組織下，以于敏等為主的一群年輕科學工作者，悄悄地開始了氫彈技術的理論探索。他的一位老同事對記者說，這次從基礎研究轉向氫彈研究工作，對于敏個人而言，是很大的損失。于敏生性喜歡做基礎研究，當時已經很有成績，而核武器研究不僅任務重，集體性強，而且意味著他必須放棄光明的學術前途，隱姓埋名，長年奔波。

        于敏開始涉足深奧的核理論研究工作。當時國內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論，是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創建了新中國第一個核科學技術研究基地。于敏沒有出過國，在研制核武器的權威物理學家中，他幾乎是惟一一個未曾留過學的人，但是這并沒有妨礙他站到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說：“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沒有老師，因為國內當時沒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論，他是開創性的。”錢三強稱，于敏的工作“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

        于敏幾乎從一張白紙開始，他拼命學習，拼命地汲取國外的信息，在當時遭受重重封鎖的情況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奮，舉一反三進行理論探索。從原子彈到氫彈，按照突破原理試驗的時間比較，美國人用了七年零三個月，英國四年零三個月，法國八年零六個月，前蘇聯四年零三個月。主要一個原因就在于計算的繁復。而我們的設備更無法可比，國內當時僅有一臺每秒萬次的電子管計算機，并且95％的時間分配給有關原子彈的計算，只剩下5％的時間留給于敏負責的氫彈設計。窮人有窮辦法，于敏記憶力驚人，他領導下的工作組人手一把計算尺，廢寢忘食地計算。一篇又一篇的論文交到了錢三強的手里，一個又一個未知的領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黃祖洽等科技人員提出研究成果報告69篇，對氫彈的許多基本現象和規律有了深刻的認識。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轟動。1965年1月，毛澤東主席在聽取國家計委關于遠景規劃設想的匯報時指出：“原子彈要有，氫彈要快。”周恩來總理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下達命令：把氫彈的理論研究放在首位。這年，于敏調入二機部第九研究院。9月，38歲的于敏帶領一支小分隊趕往上海華東計算機研究所，抓緊計算了一批模型。但這種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變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總結經驗，帶領科技人員又計算了一批模型，發現了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鍵，解決了氫彈原理方案的重要課題。于敏高興地說：“我們到底牽住了‘牛鼻子’!”他當即給北京的鄧稼先打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電話。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們才能聽懂的隱語：暗指氫彈理論研究有了突破。“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只松鼠。”鄧稼先聽出是好消息：“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但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好，我立即趕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開始從事核武器理論研究，在氫彈原理研究中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設想，解決了熱核武器大量關鍵性的理論問題，并在平均場獨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1967年6月17日8時整，空軍飛行員徐克江駕駛載有氫彈的飛機進入羅布泊空投區。隨著指揮員“起爆!”的指令，機艙隨即打開，氫彈攜著降落傘從空中急速落下。彈體降到距地面兩千九百多米的高度時，只聽一聲巨響，碧藍的天空隨即翻騰起熊熊烈火，傳來滾滾的雷鳴聲……紅色煙塵向空中急劇翻卷，愈來愈大，火球也愈來愈紅。火球上方漸漸形成了草帽狀云霧，與地面卷起的塵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強烈的光輻射，將距爆心投影點四百米處的鋼板鑄件燒化，水泥構件的表面被烙；布放在八公里以內的狗、十公里以內的兔子，當場死亡一半；七百米處的輕型坦克被完全破壞，車內動物全部炭化；沖擊波把距爆心投影點近三公里、重約五十四噸的火車吹出十八米，近四公里處的半地下倉庫被揭去半截，十四公里處的磚房被吹散。科技人員把爆炸當量的數據送上來了――三百三十萬噸。當日，新華社向全世界發布了《新聞公報》，莊嚴宣告：“我國在兩年零八個月時間內進行了五次核試驗之后，今天，中國的第一顆氫彈在中國的西部地區上空爆炸成功!”從原子彈試驗成功到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中國人只用了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創造了研制氫彈的世界紀錄!后來，諾貝爾獎得主、核物理學家玻爾訪華時，同于敏晤面，稱贊于敏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是“中國的氫彈之父”。

與死神三次擦肩而過

        在研制氫彈的過程中，于敏曾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間，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壓力和過度的勞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我國正在準備首次地下核試驗和大型空爆熱試驗，于敏參加了這兩次試驗。當時他身體虛弱，走路都很困難，上臺階要用手幫著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熱試驗前，當于敏被同事們拉著到小山岡上看火球時，已是頭冒冷汗，臉色蒼白，氣喘吁吁。大家見他這樣，趕緊讓他就地躺下，給他喂水。過了很長時間，在同事們的看護下，他才慢慢地恢復過來。由于操勞過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現場幾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慮到于敏的貢獻和身體狀況，才特許已轉移到西南山區備戰的妻子孫玉芹回京照顧。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體很難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見他氣喘，趕緊扶他起來。不料于敏突然休克過去，經醫生搶救方轉危為安。后來許多人想起來都后怕，如果那晚孫玉芹不在身邊，也許他后來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顧不上身體未完全康復，又奔赴祖國西北。由于連年都處在極度疲勞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車上開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進醫院檢查。在急診室輸液時，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在中國核武器發展里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上世紀80年代初，于敏意識到慣性約束聚變在國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義。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圍內作了“激光聚變熱物理研究現狀”的報告，并立即組織指導了我國核理論研究的開展。1986年初，鄧稼先和于敏對世界核武器科學技術發展趨勢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國核試驗的建議。事實證明，這項建議對我國核武器發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與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書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建議加速發展我國慣性約束聚變研究，并將它列入我國高技術發展計劃，使我國的慣性聚變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

        于敏說：“我們當初是為了打破核壟斷才研制核武器的。對此，如何保持我們的威懾能力，要引起足夠的重視。如果喪失了我們的威懾能力，我們就退回到了上世紀50年代，就要受到核訛詐。但我們不能搞核競賽，不能被一些經濟強國拖垮。我們要用創新的符合我國國情的方法，打破壟斷，以保持我們的威懾力。”

        于敏雖然是一位大物理學家，但他最大的愛好，竟然是中國歷史、古典文學和京劇。他從小就會背不少古詩詞。如今，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個小時的時間來讀他喜歡的書。這些書包括《資治通鑒》、《史記》、《漢書》、《三國志》、《三國演義》、《紅樓夢》等等。隔三岔五地，他還會去看上一次從小就愛看的京劇。

        《三國演義》中他喜歡這一段：“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后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后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后已……”

        他說，這是非常好的一種品德，鞠躬盡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