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武昌東湖之濱的武漢大學，以其山水相映的自然環境和滄桑典雅的民國建筑聞名于世，被譽為中國最美麗的大學校園之一，如今已然成為武漢市人氣最旺的旅游景點之一。位于校園核心地帶，由雄偉壯麗的老齋舍，左右對稱的老文、法學院，別具一格的學生飯廳以及居中點睛的老圖書館共同組成的獅子山建筑群，是武漢大學最重要的標志性建筑景觀，其中老文學院和法學院，是左右對稱，外觀相似的一對姐妹樓，都是中帶天井，平面呈口字形的中式屋頂大樓。

落成之初的國立武漢大學文學院

落成之初的國立武漢大學法學院

        這兩棟樓出自同一設計師，但在外觀上有一個顯著區別：東側文學院的屋角出挑較遠且較為上翹，似中國南方建筑風格，而西側法學院的屋角則較為緊湊平緩，好似北方官式建筑。這一細節上的區別，過去曾有武大師生將其解釋為文學院的翹角象征“文采飛揚”，而理學院的平角則寓意“法理正直”。這種說法聽上去倒是頗有趣味，乃至令人不禁要佩服這位不會講中文的美國建筑師，竟然會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但是仔細觀察我們便會發現，除了文學院之外，附近的學生飯廳和男生宿舍的屋角也是起翹較高的南方式，而居中的圖書館則是與法學院一樣的北方式。這樣看來，單純用所謂“文采飛揚”或“法理正直”似乎難以解釋了。事實上，從歷史資料中我們可以發現，在武漢大學獅子山建筑群中所出現的屋角造型差異，完全是建筑設計史上的一場“誤會”。

文學院屋角

法學院屋角

       

從圖紙到實際：畫虎類犬的屋角

        武漢大學珞珈山校舍營造之時，中國建筑設計領域正在進行著由官方主導的方興未艾的“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即在大型公共建筑設計上倡導復古主義的民族形式風格。以南京中山陵為起點，這場運動席卷大江南北，一時間在中國許多城市中掀起了一陣“大屋頂”熱潮。作為國民政府在華中地區重點建設的最高學府，武漢大學新校舍在醞釀之初就確定了以民族形式為總體建筑風格。基于這一理念，武大建筑設備委員會的李四光、葉雅各等人在上海找到了MIT畢業，熟諳中國傳統建筑的美國設計師開爾斯（Francis Henry Kales），聘其為武大新校舍總設計師。

        從1929年到1936年，開爾斯先后為武漢大學設計了校園總體規劃和文、法、理、工學院，男生宿舍，學生飯廳，圖書館，體育館，華中水工試驗所等主體建筑。雖然從年齡上看，承接武大設計項目時，開爾斯并不算太老，但從若干當事人的回憶中可以得知，當時這位美國建筑師身體已經不大好了，不能經常兩地奔波。在1929年受聘之初來到珞珈山實地查看后數年間，他就常住上海，不再常來武漢了。武大的建筑，都是他在上海完成設計后，將圖紙送到武漢，由他的全權代表、德籍工程師石格司負責與校方及營造廠具體溝通，并在圖紙上簽字審核。

        獅子山上的文學院是最早興建的教學樓之一，于1930年4月開工，由漢口漢協盛營造廠承建，次年9月竣工。而法學院大樓則是1935年8月開工，上海六合建筑公司承建，次年8月竣工。在武漢大學檔案館，至今仍保留著開爾斯所繪制的武大建筑設計圖紙。從中我們可以發現，盡管兩棟樓前后相隔五年時間，但其屋頂造型在圖紙上是完全一致的，屋角都是起翹平緩的北方樣式。此外包括獅子山上的男生宿舍、學生飯廳等建筑，在開爾斯的設計圖紙中，大屋頂的樣式都是屋角平緩的北方式。那么，為什么實際建成的文學院、男生宿舍和學生飯廳的屋角，卻變成了起翹較高的南方風格呢？

        武大校長王世杰在1932年3月7日的總理紀念周講話中曾提到：

        “在從事于理學院建筑的一月之前，他（開爾斯）因為過度辛苦的工作，竟然在上海病了。這一病下來就有兩年之久，到現在還未完全痊愈。病中幾乎危急不起，可是我每回到上海去看他的病的時候，他的病室里總是滿滿地陳列著關于武大校舍的圖案。最近他在上海聽說武大全體遷到了新校舍，他竟又扶病到漢口來了。”

        也就是說，自工程開工后，直到由漢口漢協盛營造廠承建的文學院、男生宿舍、學生飯廳、理學院等一期工程完竣后的1932年春，開爾斯才再次來到珞珈山。我們不難想象，這年春天，原本懷著激動喜悅心情從上海來到武昌，急切想一睹自己在華最大設計作品的開爾斯，在現場看到眼前新近落成的校舍建筑的第一眼時，是如何瞬間皺起眉頭的。

        據建委會工程處繪圖員沈中清回憶：“文學院、學生飯廳、學生宿舍亭子樓的屋角都做成南方式，是沒有照圖施工，F.H.Kales很有意見，但已建成，腳手架也拆下來了，也就算了……打這以后，法學院、體育館、工學院等等都是做的北方式屋角。”原來，文學院、男生宿舍和學生飯廳的屋角起翹，并非開爾斯的設計意圖，而是漢協盛營造廠的擅作主張。而開爾斯因身體緣故不能常到工地監工，是造成這一錯誤直至竣工后才被發現的原因所在。

        盡管這些建筑的設計圖紙上都有開爾斯全權代表石格司的簽名，或許這位德籍全權代表并不那么在意這些細節（或者更可能是他對于中國建筑風格的地域差異并不如開爾斯那般敏感和熟知），但開爾斯顯然對于這一問題頗為在意。他在后來的設計中仍堅持北方式屋角的造型，即便以獅子山建筑群之間屋頂造型不統一為代價，也要在后來的圖書館、法學院上糾正回北方屋頂樣式。這位美國建筑師若是知道，1932年春天他留在珞珈山的失望乃至慍怒，會成為幾十年后武大師生們津津樂道的“別具匠心”，不知是否會感到一種有趣的慰藉。       

不只是武大：容易跑調的“中國固有形式”

        開爾斯對于中國傳統建筑南北風格上的喜好傾向，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來華參與“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的外國建筑師中，似乎具有共性。如主持設計了燕京大學的美國著名建筑師亨利?基勒姆?墨菲便也曾表達過同樣的看法：“即使初到中國，為了顯得他對當地建筑觀察深入細微，墨菲一上來便聲稱他喜歡一種‘更緊縮’的北方風格，而不是繁復的南方樣式……”（唐克揚：《從廢園到燕園》，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民國初年墨菲在中國建筑實踐的聲名鵲起，使得他得到了國民黨政權的看重，在受聘為南京國民政府建筑顧問后，他又主持設計了南京靈谷寺陣亡將士紀念塔和紀念堂，并完成了“首都計劃”。與此同時，除了燕京大學外，墨菲還設計了雅禮大學、福建協和大學、金陵女子大學等教會大學校園建筑。

        上述這些案例，也包括開爾斯設計的國立武漢大學，均位于中國南方城市中。事實上，由國民黨當局發起主導的“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其最核心的陣地也就是在南京、上海等長江流域城市中。

        在這場建筑復古運動中興建的眾多“固有形式”的大屋頂建筑，基本都采用了北方官式風格。這些大屋頂與南京、上海本地原有的建筑語匯之間，基本是斷裂脫離的。如國民黨在上海江灣修建的市政府大樓，就完全是一個北京明清皇家建筑的翻版，而與上海本地的諸如“豫園”等江南建筑風格完全無關。然而，當這一模式在地處長江中游，相對遠離“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中心的武漢復制時，在建筑師、營造廠、業主三者的關系中，建筑師明確而強勢的理念相對淡化，營造廠的自主性相對增強，由此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在最終的建筑作品上呈現出細微的裂痕。

國民政府時期的上海市政府大樓

江南風格的上海豫園

       

        承建武漢大學文學院、男生宿舍和學生飯廳的漢協盛營造廠，是漢口近代著名的建筑營造廠，承建了漢口眾多地標性近代建筑。該廠的老板沈祝三是浙江寧波人，與當時鼓吹和支持“復興民族文化”的蔣介石是老鄉，而營造廠的工人也大都是南方人。在建筑理論建構尚未完成，建筑文化交流尚不深入的當時，在中式大屋頂的建造問題上，比起蒼白的圖紙，這些操著下江口音的工匠們更傾向于根據既有的經驗來完成建造。出自江南工匠之手的大屋頂，往往不知不覺間就會帶有濃郁的江南特色。

        出現在武漢大學建筑屋頂上的問題，也同樣出現在了同時期的漢口商業儲蓄銀行大樓上。該大樓由上海的陳念慈建筑師設計，漢協盛營造廠（一說漢興昌營造廠）承建，1933年始建，次年竣工。從登載于1933年《建筑月刊》雜志上的設計圖紙來看，大樓頂層的中式閣樓，屋頂是一個線條平直的簡化的北方式屋頂。然而從后來大樓落成后的老照片來看，這個屋頂卻被建成了一個完全武漢本地風格的江南式屋頂：無論是上翹的屋角，兩側升起的屋檐還是山墻、鴟吻的裝飾造型，都具有濃郁的江南建筑風格。其與設計圖紙的相異程度，遠甚于漢協盛在武漢大學的幾個屋頂上的問題，可以說完全是拋開了圖紙另起爐灶。

        文獻中沒有記載陳念慈建筑師此后有沒有什么異議，或許作為比開爾斯更了解中國實際的本土建筑師，他對于這類“畫虎類犬”的結局，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也未可知。由此可見，在當時中國的南方城市里，本土建筑風格語匯的慣性是極強的，如果沒有來自政治力的強力干預和建筑師的深度介入，要想在江南建筑傳統氛圍中演繹出地道的所謂“中國固有形式”，多半是很容易走調的。

圖紙上的漢口商業銀行頂層閣樓

落成之初的漢口商業銀行頂層閣樓

       

        這或許也從一個細微的方面，折射出了30年代“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所存在的一些問題。究竟何謂“中國固有之形式”？從南京、上海等地的實踐來看，當時所謂的“中國固有之形式”，其實就是北京明清皇家宮殿建筑的“固有形式”。這樣一種單一歷史時期、單一地域、單一建筑類型的藝術風格，要想概括整個中國古代建筑藝術，顯然是難堪大任的。尤其是中國建筑文化的南北差異，在這場運動中被人為忽略，這是導致在武漢大學等設計案例中出現偏差的根本原因所在。以這場運動為開端，此后數十年的歷史中，中國又不斷上演了數次建筑領域的民族形式復古運動，其結果是使得以北方官式建筑為核心的建筑樣式，在大江南北深入人心，成為了國人心目中的一種隱隱的中國古建筑“范式”。

        這也正是在今天的中國，一些南方鄉村新建的廟宇祠堂，會出現外觀俗艷、與鄉村原有古建格格不入的“紅墻黃瓦”的歷史根源所在。七十多年前留在武漢大學獅子山建筑群中的兩種不同造型的屋角，正是中國近代建筑史上建筑設計“中西南北”之間的碰撞所產生的裂痕。這種歷史的經驗教訓，值得今天國人借鑒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