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發生的社會變革，影響遍及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著裝作為一種綜合了意識、觀念、文化禮儀和交流方式的重要現象，深刻地反映著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變遷。尤其是在上海這樣的大型都市，西式服裝的輸入與融合成為近代中國人理解西方文化的重要構成，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上海這座城市的時尚風向標。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里，并不存在今天我們所謂的“時尚”著裝。服飾的選擇不僅出于個人喜好，更有一套細密嚴格的規定，自上而下不同等級的冠服樣式、質料、顏色、飾物、紋樣、繡品均有區分，甚至服飾鑲邊用什么顏色的布料和線都有明文規定。只有到了近代以后，隨著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的開放，租界等地方不再受到地方官的約束，流動人口不斷增多，傳統社會輿論、村社監督機制減弱，才使得服式制度漸漸松弛。       

        尤其是甲午戰敗之后，迫于國內外的嚴峻形勢，清廷對原本嚴苛的辮服體制也有所變通，主要涉及軍、警、學界，漸次影響到社會大眾。有些人不惜仿冒軍警和學生的服飾招搖過市，也有人堅決抵制、態度強硬，變還是不變相互交織在一起，成為近代社會生活轉型的特殊風景線。       

        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末的大都市里，傳統的華夷之見與排斥心理早已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西式大餐、各種西式生活用品早已悄然流行起來。但服飾一事由于涉及“華夷之辨”，礙于晚清政府尚存，人們對于西式服裝的探究和模仿依然帶有獵奇的性質，相關的議論也是半遮半掩，欲說還休。此時，走在易服風潮前端的學生群體，又是如何適應這種變化，親身參與其間的呢？     

留學生的著裝“叛逆”       

        晚清學生中的易服剪辮行為，最初是部分留學生的個人行為。1854年，跟隨傳教士留學美國的廣東中山人容閎從耶魯大學畢業，身著西服自紐約啟程回國。18年后容閎又作為72名官派留美幼童的留學監督重回美國，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些在沖齡之年遠渡重洋的孩子，甫到美國首先面臨的就是服飾差異導致的尷尬，長衫馬褂、布鞋布襪、小瓜皮帽加上長長的辮子，讓他們每每被譏笑為女孩。在容閎的默許之下，留美幼童紛紛換上了西洋著裝，不少人還剪去了辮子。

    

        但這種行為被人以叛君背祖、大逆不道而上告朝廷，最終使得留學還未期滿的幼童被強行撤回。當時已經卸任的駐美大使伍廷芳專門為海外華人請命朝廷，敘述了海外華人因為辮子“被外人訕笑，甚且加以種種不美之名，有時竟為婦孺所謔弄”的遭遇，希望朝廷能“明降諭旨任官商士庶得截去長發，改易西裝，與各國人民一律，俾免歧視，且使將來歸國，故鄉父老不敢責其異己而有所為難”。可惜，這樣的呼聲未能獲得回應。

        回到國內的“留學生”們，為了適應中國社會，只得脫下西裝，蓄起辮子，回歸“正統”。曾任民國外交總長的顏惠慶，父兄都曾在美國留學期間剪辮易服，但回到國內后也只能再次改回中裝并留起了辮子。

        進入20世紀以后，剪辮易服的風潮又再掀高潮。1903年春節，馬君武等人在東京的留學生新年墾親會上的一場激進演說，就使留日學生紛紛“以去辮不去辮為尊王、革命兩黨之一大標識”。然而，著裝作為一種固有的生活習俗，絕非如此輕易就可以被接受和改變，大部分的普通百姓對此仍然采取排拒的姿態。   

        魯迅在日本剪去辮子后回鄉探親，就曾遇到過這種尷尬的境地。據周建人記載，當時周圍的人得知魯迅從國外回來，“第一要緊的事，便是來圍觀他的頭發，好像看稀奇的動物，那眼神里真有說不出的味道”。次日出門時，魯迅穿上衣衫，戴上假辮。臺門里的族人或是碰到的路人，“便都首先研究這辮子，發現它是假的，就一聲冷笑”，更有人喊著告官去。魯迅索性廢了假辮子，重穿回西裝，走在街上，“一路便是笑罵的聲音：‘這冒失鬼’、‘假洋鬼子’”。 在較為發達的沿海港口城市天津，雖然身為社會名流，但剪發易服之后的英斂之同樣遭遇到了周圍人的嘲弄。 

        不過，這些仍然阻擋不了那些準備出國的留學生，在行前換上西式服裝。1910年，胡適、趙元任、竺可楨等70名考取了庚款的留學生，在上海作行前準備時，不僅換上了西裝，還一刀剪去了長長的發辮。

教會學校學生的“謹慎”選擇

        在國內，朝野上下興起了仿效西方興學育才的熱潮。張之洞等人在湖北等地興辦文武大、中、小學堂及方言、農、工等新式學堂，在文人士子中提倡尚武精神。為了適應新式學堂設體操、兵操乃至乘騎的課程，學生們必須拋棄傳統的長衫，穿著便于活動的西式操衣，此舉為以后學界易服埋下伏筆。

        戊戌維新高潮時，康有為甚至大膽向光緒帝提出了“斷發易服”這一觸動清廷祖制的建議。戊戌變法失敗后，斷發易服的風氣并未因此終止，甚至成為學生中的“時尚”風氣。

        而本就與西方淵源頗深的教會學校，對著裝的規定和選擇也與時代變化互相呼應，頗可玩味。一般而言，教會學校多崇尚質樸的生活風氣，要求學生穿著儒雅素潔的衣服。以天主教徐匯公學為例，在服飾方面，修士們著修士服，色彩沉穩，款式莊重；學生們則穿著中式服裝，顏色素雅。即便是到了民國年間的匯學校園，“至若西裝革履，穿得闊氣非凡的，這里極其少見。” 新教的教會學校中，風氣更為開放，也更強調讓學生接觸和適應西方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著裝的選擇上，學生也較為大膽。

        從下面這些拍攝于1899年上海圣約翰書院課堂上的照片中，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在教室中學習，還是在化學實驗室中做實驗，學生們基本上都中規中矩著中式長袍（或外加馬褂），留長辮，戴瓜皮帽。即便是在教會學校的環境中，也沒有任何學生敢于公然穿著西式服裝。

        而在另外一張該校1899級教員的合影上，可以清楚地發現學校教師的著裝，也同樣涇渭分明，洋人著西裝，華人著中裝，毫無混穿的情況出現。

        不過，與傳統的中式學塾不同，作為一所西式的現代大學，學生在學習之外，還有相當多的課外活動。學校擁有鼓樂隊、唱詩班、田徑隊和足球隊等各種社團組織。為了配合活動的性質，每個學生組織都擁有各自不同的制服，一般在樣式上都采用中式，只是為了方便行動舍棄長袍采用改良的中式短衣。

        但也不乏“折中”的做法，比如20世紀之初學校足球隊的隊服，下身的短褲、長襪和皮鞋幾乎完全是西方式樣的。但上半身的長袖服裝，卻采用中式長衫的無肩和大襟設計配上了西式的翻領。這種奇特的組合，恐怕也只會產生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了。進入民國之后，同樣是學校足球隊的隊服則已完全西化，與同時代國外球隊隊服甚至今天AC米蘭的隊服相比，也幾乎沒有什么差別。

        

        更有意思的是一幀攝于1900年的同學合影，畫面上有7位男同學，其中三位已經換上了全套的西式服裝，剪去辮子；另外四位則仍是傳統的長袍馬褂，但其中有一位應該已經剪去了發辮，將多余長發直接披垂在兩肩上，正是當時由留日學生帶回國內的非常“時尚”的發型。

        這種頗具“混搭”之風的造型出現，與當時的社會風潮相關。不過，這種“踩界”的著裝行為，顯然并未得到校方的鼓勵。除了這一幀照片外，其余1903、1904、1906等年級的學生合影中都難覓學生著西服的身影。教會學校的校園內，真正轉變成以西式服飾為學生日常著裝還是要等到民國成立之后。   

新式學堂及其社會影響     

        從甲午戰敗至晚清覆亡的十多年間，無論清政府是有意引導還是強烈禁止，剪發易服從報章紙筆間的討論，漸次走向由新式學堂與學生以及開明人士的實踐行動。        

        與教會學校的謹慎小心相比，社會上的新式學校和自發團體對于剪發易服的態度倒是更為直接和激進。如：1902年11月，南洋公學退學學生成立愛國學社，社員改換操服，練德式兵操。 翌年春，黃炎培等人在南匯境內創辦的講學會上，也在宣傳維新思想的時候鼓勵人們改換西式裝束。      

        這股風潮也由校園內影響到了一些社會團體中，20世紀初的上海城外，每個周日都有無數人短衣西制，聚在一起練習體操。 1906年之后，上海還相繼由商人組成華商體操會、商業體操會等，不僅制定西式操服，也制定了西式常服。        

        晚清最后十年，大量女子學堂的出現，對于女性“時尚”的著裝影響更為巨大。當時的女子學堂大多模仿歐美或日本，都明確提出不纏足和衣飾整潔的要求。在上海這樣的大型都市里，女學生的裝飾打扮也成為一種別樣的時尚，仿效者甚眾。        

        1913年8月3日，《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篇專門介紹中國時尚服飾變化的長文，并配發了7幅著各種新式服裝的中國女性照片。其中，處在核心位置的就是一位手拿書本的女學生。文章極其細致地描摹了都市“時尚先鋒”們的著裝變化，從服裝鞋帽到女性發式，甚至腳上穿的長短襪子，事無巨細，面面俱到。        

        當時雖然已經是民國初年，但大部分的都市女性依然不敢將全套西式女裝穿著上身，而是采用了十分聰明而又隱蔽的做法。比如，穿著西式長裙外罩中國上裝，配上西式的陽傘；或者中式的外套配上西式的皮鞋和襪子。上海的南京路儼然已經成為了遠東的紐約第五大道，中國女性也以其特有的靈性，將東方與西方，新式與傳統做了完美的結合，形成了自己的時尚著裝風格。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后，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了剪辮易服令：“滿虜竊國，易于冠裳，強行編發之制悉，悉從腥膻之俗……今者滿廷已覆，民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滌舊污之染，作新國之民。” 改裝易服，在彼時已不僅僅是習俗和風尚，更包裹著政治鼎革，新舊更易的價值內涵，中國城鎮服裝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      

        時尚女性的著裝日趨華麗繁復，有些人還開始模仿西洋女子束腰提臀，巴黎倫敦的新式服裝也不斷通過報章雜志介紹進來。在普通市民的眼中，追逐城市里西方的生活方式也逐漸成為時髦，穿西裝、吃西餐、坐馬車、抽雪茄、打彈子、喝咖啡作為一種炫耀型的消費而盛行一時，并成為上海這個城市最重要的時尚標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