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begins at 40.”

        倪世雄說，40歲是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他一年半后踏上了美國哈佛大學的訪學之路，那一年，他已經40歲。

        受益于這一歷史機遇，現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的倪世雄，成為最早將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引入中國的學者之一。

        在哈佛大學待了一年多之后，倪世雄回到復旦大學專心做國際關系、中美關系研究，先后出版了《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一個中國學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等有影響力的著作，也奠定了其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崇高地位。

        對目前學界討論比較集中的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的問題，倪教授認為，建立“中國學派”，要形成自己的研究隊伍，和支撐這個隊伍的基地。還要出幾個國際公認的學者，出幾本有代表性的英文著作。這樣人家才認可你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但我們離這個目標還很遠。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也是倪世雄教授從教50周年。作為中美關系發展的重要見證者和參與者，倪教授在接受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專訪時也分享了他對中美關系35年發展歷程的看法?，F在中美兩國正致力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對此，倪世雄教授表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并非從零開始，而是有著35年的基礎。但他也指出，要對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困難性做好思想準備。

從外文系“半路出家”到國際政治系

        澎湃新聞：您是怎么開始從事國際關系研究的？

        倪世雄：我從事國際關系研究離不開時代的背景。1964年，我當時在復旦大學外文系當老師，兩年后文化大革命爆發，我的教學工作也就因此停止。到了1972年，當時復旦大學開設了一個所謂的工人大使班，是“四人幫”搞的這個項目，班里的學員大都是工人出生，也是各自工廠的骨干或者先進工作者。因為需要外語老師，所以我就從外文系調到了國際政治系。

        文革結束后，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復旦大學招收了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國際政治系學生，我當班主任，后來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國際政治這個領域。現在回過頭去看，應該說，不是我選擇了國際關系研究，而是時代背景使然。

        澎湃新聞：轉到國際政治系之后呢？

        倪世雄：轉過來之后，我就覺得光外語好不行，專業背景也要好。所以我就自己開始看書，編一些有關外交會議、國際關系理論等的教材。為了讓國際政治系的學生能夠逐漸熟悉國際政治的外語表達，提高他們閱讀國際政治外刊書籍的能力，我也開始從原來的純教英語慢慢轉向教專業英語。

        澎湃新聞：您作為中國第一批赴哈佛大學做國際問題博士后研究的訪問學者，去美國學習的機會是怎么得到的呢？

        倪世雄：1979年中美兩國建交，哈佛大學一個教授代表團下半年的時候來中國幾所大學選拔人去美國留學，他們提供獎學金。后來，全國大概有四五十個人參加了面試，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當時我覺得自己希望不大，因為無論是從外語還是專業角度，另外一些候選人都要比我好。我清楚地記得，面試我們的是當時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1979年下半年面的試，1980年2月我收到了錄取通知。

        說真的，我當時是又驚喜又意外。能去世界上最好的大學讀書肯定感到驚喜。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為我前面說了，面試的時候自己感覺并不好。后來我到了哈佛見到孔飛力，我問他選擇我的理由。他跟我說，他們知道我們這一批人剛經歷過國內的文化大革命，基礎什么的都不好。之所以選擇我，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外語還行。第二個原因是我當時回答問題的反應也還可以；第三個原因他說是因為我比較誠實，不懂就是不懂，不會不懂裝懂。

        澎湃新聞：在哈佛大學留學有什么感受？

        倪世雄：去了之后，我發現，當時我們對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了解得非常少。漢斯?摩根索（注：現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奠基人）的《國家間政治》什么的一點都沒聽說過，因此在選方向時我就大膽地填了國際關系理論。

        剛開始非常難，我就拼命看書。我去美國時正好40歲，有一天進入電影院，剛好在放映當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莫斯科不相信眼淚》。電影里的女主人公卡茜婭當年40歲，經歷坎坷，但她始終沒有泄氣過，經過努力最后獲得了成功。

        電影里有句臺詞，叫做“Life begins at 40”，這句話對我震動非常大。原來一個人的生命可以在40歲重新開始！在那時，這句話對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我前面說到，剛開始學國際關系理論的時候，我是一點都不懂的。后來，有人建議我應該去見見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西方國際關系領域大師）。我當時擔心和他談不了什么內容，所以我就去哈佛圖書館找他的書看。我在找他書的時候發現，哈佛大學圖書館里好幾間房間全部都是講國際關系理論的書，我當時都呆掉了，但又覺得興奮。

        我在做了一些功課后去見斯坦利?霍夫曼，他看我還能講一點專業知識，外語也還行，對我感覺不錯，就說收我做他的第一個中國學生。我當時跟他說正在看他寫的書，他卻讓我不要看，也不建議我看漢斯?摩根索的書。他給了我一本羅伯特?利柏(Robert Lieber)（注：斯坦利?霍夫曼的學生）寫的書，告訴我這是入門書，也正是他第一次真正的把我引入到了國際關系領域。

        40歲是我人生的重要轉折點。從哈佛大學回國后不久，我就開始專心搞國際關系、中美關系研究，這一做我就無法割愛了。

        但我自己也明白，在從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方面我自己有著很大的不足。最大的不足就是我的基礎差。雖然回國之后我在引進、介紹、評介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上做了一些事情，但在構建中國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時就顯得很不夠。

        因為構建一個國際關系理論需要很深的歷史、哲學、經濟等理論功底，但在這方面我一直就顯得比較薄弱。后來我意識到要多看點書，但因為有的時候其他事情太多，好多書都沒有看完，沉不下心，基礎就一直沒補好，一寫起文章來自己也覺得寫不深，就是因為缺乏歷史、哲學等理論基礎。

        當然，我也覺得不能空談理論。特別是后來在謝老（注：謝希德，復旦大學前校長）的領導下，我在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做研究。隨著到美國出訪交流機會的增多，我也寫了一些有關中美關系的書和文章，力圖把我學過的理論跟實際聯系起來。

形成“中國學派”還很遠

        澎湃新聞：那您覺得，現在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還有哪些問題存在？

        倪世雄：改革開放后，我們在引進、介紹、評介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方面還是做的不錯的。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方面，我們這一二十年還是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中國學者也正致力于從中國角度，用中國聲音、中國故事來為當前國際上新出現的問題提供理論解釋。因為時代的原因，我們相繼錯過了西方前兩次國際關系大論戰。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們也已經深深融入到世界第三次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發展中。

        現在大家討論比較集中的是有關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的問題。我認為，建立“中國學派”要做好四個方面的準備：第一個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吃透；第二個是要對當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有深入的了解；第三要把我們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華加以利用；第四則是要把握和提煉中國建國60多年外交實踐的特色和經驗。

        這些準備做好以后，我們還面臨一系列問題，那就是要形成自己的研究隊伍，以及支撐這個隊伍的基地。還要出幾個國際公認的學者，出幾本有代表性的英文著作。這樣人家才認可你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但我們目前離這個目標還很遠。

        澎湃新聞：那在您看來，建立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還需要多長時間？

        倪世雄：我想這個過程總得還要個三五十年吧。

        澎湃新聞：您從教到現在也已經有50年了，怎么看自己這50年的教學生涯？

        倪世雄：有兩句話我是最喜歡的。第一句是淡泊名利。就是說要把名利看得淡一點，把事業看得重一點，盡管我現在老了，但事業不想停下來。

        第二句話就是只爭朝夕。我現在想的最多的就是保持一種向前的狀態，珍惜每一天，再多做一點事情。

倪世雄眼中的美國：冰淇淋-計算機-環境

        澎湃新聞：第一次去美國什么感覺？

        倪世雄：感覺發達。我記得剛去的時候，有美國朋友問我，有沒有什么文化震撼。我說有，他們就問我是什么。我說是冰淇淋。他們就覺得很奇怪。我就告訴他們，有一天我經過一家冰淇淋店的時候，發現有五六十種冰淇淋。我很驚奇，要知道80年代的時候，中國只有兩種冰淇淋。后來我就決定每天吃一種，吃了近兩個月才把五六十種冰淇淋吃完，那個時候感覺冰淇淋太好吃了。

        1987年、1988年的時候，我又去美國。我的美國朋友又問我有沒有什么文化震撼。我回答是計算機。因為那個時候計算機在美國已經非常普遍，但我們中國才剛開始使用。當時我們整個國際政治系也就只有一臺計算機。

        最近十幾年當我再去美國，我的美國朋友還會問我這個問題，那我現在的回答就不是冰淇淋和計算機了，而是環境。這十幾年，環境保護成了我們國內重要一個突出問題。中美環境合作也因此有著很大潛力。

處理中美關系要打開思路

        澎湃新聞：說到美國，今年也是中美建交35周年，您又怎么看這35年的中美關系？

        倪世雄：中美建交至今，我最深切的體會便是，中美關系具有重要性、戰略性和全局性。這是中美關系不斷向前發展的一個動力，也是一個主要趨勢。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以后，時代主題已經發生變化，現在是一個合作發展的時代，中美關系要順著時代的潮流。

        當然，除此之外，我們也應把握中美關系的另外三個方面，那就是困難性、復雜性和長期性。中美兩國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價值標準不一樣，在加上最近幾年中美兩國在國家核心利益上分歧太大，中美關系發展確實面臨著諸多困難。另外一個就是結構矛盾，即由權力轉移所帶來的崛起國和守成國之間的矛盾。

        澎湃新聞：您認為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成功率有多大？

        倪世雄：在我看來，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有這么三個小階段。2012年2月13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問美國，這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提出階段；第二階段是去年習主席和奧巴馬的安納伯格莊園會，習主席提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十四字方針，我把這個階段稱之為定調階段。上個月的習奧北京會晤是第三階段，我想用充實這一詞來形容這個階段可能會更好一點。

        在上個月中美兩國領導人北京會晤后，中美兩國達成了27項共識和成果。這就說明我們在處理中美關系時要打開思路，不要把思路卡在那些一下子不能解決的問題上。中美要從更多領域去尋求共同的東西。

        我覺得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可能的。因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不是從零開始的，而是有35年的基礎。我最近一直把中美關系的發展概括為四句話：中美高層保持密切接觸；中美外交保持戰略對話；中美合作保持良好勢頭；中美民間保持頻繁交往。

        當然，中美兩國要想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也面臨相當大的困難。

        首先，中美兩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沒有任何的先例可以借鑒。

        其次，中美兩國在核心國家利益問題上認知和行動差距太大。

        再加上結構性矛盾的存在使得中美相互猜疑不能一下子消除，中美兩國準確把握對方戰略意圖很困難。美國說亞太再平衡戰略不是針對中國，中國會相信嗎？中國說和平發展不威脅美國，美國會相信嗎？因此，我們對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困難性要有思想準備。

        我一直是以謹慎樂觀的心態看待中美大國關系。為什么要謹慎樂觀呢？因為這會讓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

        我一直非常欣賞習主席對于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總體思路，他對此也有幾個新的提法，一個是要增加中美關系的正能量；第二個叫聚同化異；第三個新的提法是要管控分歧。中美兩國的分歧要靠管理和控制，而正能量的增加則是要通過合作來實現。

        我最近一次訪問見了美國的一位高官，他說我們兩國不要只盯著分歧，而是應該尋求共享利益（shared interests），這次北京會晤就體現了這一點。

如果中國GDP超過了美國……

        澎湃新聞：有個問題大家一直都很關心，如果有一天，中國GDP總量超越了美國，到時中美關系和現在會有什么大的不同嗎？

        倪世雄：中國GDP總量超過美國的聲音其實已經存在好長一段時間了。據我了解，美國國內有一種比較健康的聲音認為，即使中國GDP總量超過美國，也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

        澎湃新聞：這種聲音在美國國內大嗎？

        倪世雄：白宮、國務院是比較支持這個聲音的。當然與之相對的是另外一種聲音，那就是中國的快速發展肯定會威脅到美國，美國的強硬派一般都持這種立場。我最近幾次去美國專門和幾個美國的強硬派進行了接觸。在他們看來，中國老是在美國一些重要的利益上制造麻煩，他們還認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即使方向正確，也很難做到。

        還有一位持強硬立場的朋友很直白地告訴我，美國亞太再平衡的目的就是針對中國，為的是維系美國亞太地區的軍事優勢。但是這么強硬的人也跟我說，美國的對華戰略是有底線的，那就是不與中國為敵。

        我問他怎么理解這句話，他解釋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出于對蔣介石的失望，美國很想跟共產黨搞好關系，但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一邊倒地站在蘇聯一邊。朝鮮戰爭一打，美國就知道美國和中國要想搞好關系已經不可能了，冷戰開始之后，我們也就站在了兩個不同的陣營。他強調了一句話，說美國那個時候第一次失去了中國，失去中國的代價就是美蘇對抗，中蘇聯手。

        這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還跟我說，如果現在中美兩國關系處理不好，那么美國就面臨著第二次失去中國的可能。這個代價就不是原來的美蘇對抗，而是中美對抗，俄中聯手。他說，華盛頓對這一點的頭腦也是清醒的，那就是美國不能再次失去中國。

        我在華盛頓還見過一位重要官員，他跟我講，中美關系發展總歸有起有伏，只是最近麻煩事多一點，不用太去擔心。他還用了一個新的提法，說支撐中美關系的地板（floor）還在。這是我第一次聽到“floor”這個詞，以前我們都講基礎，而不講地板。也是我第一次從美國高官那里聽到這么細膩地描述中美關系。

        澎湃新聞：“地板”和“基礎”有什么區別呢？

        倪世雄：我想有這么兩層意思。一個意思是說，目前中美關系基本面還能保持穩定；第二層意思是說，雖然現在中美關系基本面還能保持穩定，但支撐這個地板的地基（比如互信等）卻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如果中美兩國不能加固這個地基，那么中美兩國未來關系發展前景堪憂。在他看來，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其實就是一個加固地基的過程。

        總的看來，白宮和國務院在中美關系上所發出來的聲音還是比較積極的，但像國防部、國會它們看待中美關系就比較消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