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出版社“歷史的觀念譯叢”第二次工作會議。前排左起于沛、王樹人、劉家和、何兆武、劉桂生、韓震；后排左起陳甜、岳秀坤、董立河、彭剛、張越、李洪巖、陳新、章益國。

這周二（5月25日），我和史學理論專業的同學、同事們進行“史學理論周周談”，主題大致是情感何以能作為學術認知的維度。正當大家在討論哀傷時，收到了彭剛兄有關何兆武先生的健康情況通報：“昨天下午快四點，我飛奔到何先生家，救護車醫生判斷已在彌留之際，血壓測不出，各項生命體征都越來越微弱。救護車等了一個多小時，其實都不愿也不敢有任何動作。救護車走時說隨時到十幾個小時都可能。但昨晚上九、十點鐘開始，雖仍在沉睡中，血壓體溫又上來了。當下還是如此，真是奇跡。無論如何，基本上是健康狀態下的長壽，最后階段不受罪，很可欣慰了。”

經歷過親人垂危之際的人，多半都會猜到，這或許就是人們常說的“回光返照”。28日，當得知何先生安靜地走了，或多或少，我的心里也有“欣慰”之情，正是因為彭剛兄描述的，他在最后階段基本沒受罪。

何兆武先生

哀傷的時刻，朋友圈朋友群里有關何先生的文章、回憶刷屏，不免自己也會靜下來，想想與何先生交往的記憶片斷。

清華大學西南十四樓，我還記得第一次去見何先生時，那個炎熱的夏天，從西南門進去，一派老式大院的樸素。蟬鳴、烈日，約好的時間未到，我在樓下樹蔭里有些局促地等了一陣，一怕打攪了老人休息，二來想想和何先生談點什么。很多后來去這兒拜見何先生的史學理論晚輩，想必都與我當時有著同樣的心情——拜見師祖。我從來沒有聽過何先生的課程，可我們多少人，不都是通過閱讀在心中拜師么。雖非宗教式的虔誠，卻都有著滿滿的敬愛。

待我敲開門時，何先生瞇瞇的笑臉，頓時令我放松了下來。他那間小斗室，右邊是單人床，左邊一排書架，正面窗下一張小書桌，一把客人要坐的椅子已經擺好。

何先生總是以閑聊的方式開始，問問我自復旦畢業前的情形，問問我在北京的生活。啟蒙思想和史學理論（歷史哲學）是何先生關注的兩個主要領域，作為史學理論的晚輩，還年輕的我更著急想請教何先生聊其中的學術問題。可是，何先生不急，天南海北，好象他感興趣的就是那些時下的人間趣事，如學人逸事、政治笑話。有時他說得多，我一邊聽著，余光不時瞟一瞟他書架上的那些寶貝，許多聽說過沒有見到過的史學理論名著，有的是復印本，裝訂好的背脊上寫著書名。何先生定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我們這才開始聊上了我心目中的“正題”。

何先生取下一本杜森版的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給我，說道：“你有空把這本書增補的文章翻譯下，我沒有那么多精力了。”那時我對柯林武德的研究還不多，但知道這是20世紀最主要的歷史哲學作品之一。最早的諾克斯版由何先生、張文杰先生合作譯出，我們一代，就是靠這個譯本步入史學理論的殿堂的。說起2000年以前的史學理論入門譯著，《歷史的觀念》之外，羅素的《論歷史》、沃爾什的《歷史哲學導論》，都出自何先生或與張文杰先生共同的手筆。當何先生交給我這個任務時，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樣一份信任與托付就這樣在閑談之中交到了我的手上。隨后，他抽出一本藍色卡紙作為封面的梅尼克《歷史主義的興起》英文版復印本給我，囑付我這本書也需要讀讀。如今，史學理論專業的同學多半都知道，歷史主義作為德國近代史學的正統，德國史學理論在史學理論研究中的地位，了解德國史學及其理論，是我們極需推進的方向。

《歷史的觀念》（增補版），[英]柯林武德著，揚·馮·德·杜森編，何兆武、張文杰、陳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我不通德文，做論文的文獻主要是英文，譯介與研究的歷史敘事問題也多半是英美的學術成果。直到21世紀之交，我們對于德國史學的了解都有極大的缺陷。何先生譯過18世紀末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譯過20世紀中梅尼克的《德國的浩劫》，他深知德國史學思想的重要性，從國內史學理論學科的角度而言，譯介補缺，是學科發展的重要一步。

我很幸運，1999年到北京中國社科院世界史所外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室工作期間，哲學所的張文杰先生因為對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的熱愛，愛屋及烏，視我如子。我才到北京，他就將自己過去數十年收集的歷史哲學文獻悉數贈予我，將哲學所的梁志學老師、涂紀亮老師、賈澤林老師等等介紹給我，帶著我去請教。何先生與張先生之間的學術合作更多，他們的交情也更深。在張先生看來，我們就是老少一伙的。于是，每年我們有一到兩次，由張先生召集，何先生、彭剛和我，后來還有岳秀坤，大家約好在何先生家聊天，到清華園內園外的餐廳聚餐。正是這樣一個小團伙的頻繁接觸，燃起了我們年青一代繼續譯介外國史學理論論著的熱情。2004年，身任北京大學出版社文史編輯的岳秀坤接受了我們策劃的“歷史的觀念譯叢”，這套書由張文杰（1940-2011）、耶爾恩·呂森（1938-）主編，何先生領銜任學術委員，彭剛和我組織實施，岳秀坤責編，于2006年出版了第一本德羅伊森的《歷史知識理論》，之后，蘭克、布克哈特、李凱爾特、揚·阿斯曼等許多德語史家的作品被納入其中。迄今，這套書已經出版23卷，它就是我們這個小團伙交往的正經主題，而其中何先生參與翻譯的有《歷史哲學導論》、《批判歷史學的前提假設》、《人類精神進步史綱要》、《歷史的觀念》（增補版）四種。

“歷史的觀念譯叢”第二次工作會議上

“歷史的觀念譯叢”之《批判歷史學的前提假設》，[英]F. H. 布萊德雷著，何兆武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想起來與何先生的那些交往，我腦海里形成的一個印象便是，要當何先生的學生也非尋常之輩可及。在我的記憶中，每次見到彭剛兄登何先生門，率先匯報的就是新近海內外學人、時局逸聞趣事，每每何先生聽了哈哈大笑。我對這些故事沒有敏感度，了解極有限，也無法為何先生提供觀天下的信源。彭剛忙起來之后，恐怕這門家庭作業是交給了岳秀坤了。近10年，每次秀坤兄、彭剛兄去看望何先生之后，都會告訴我們何先生近況，此時，已在遠方的我們幾個朋友，就當是對何先生表達了無聲的問候。

無疑，與何先生交往的時刻，也是我們晚輩幸福的時刻。什么都可以聊，什么都可以評論，他是好的聽眾，也是一語中的的評論者。記得他對《往事并非如煙》怎能不如煙的點評，對于《上學記》出版后某些文中師友后人異議的一笑了之，還有最近才得知的《上班記》出版背后的寬宏故事，與何先生的接觸，令人感覺他并不是說地球還在轉的伽利略，他就是那個地球，他不是將名字寫在水面上的濟慈，他就是那汪淡然的水。他在自己的思想里思考著世界。何先生自己更喜歡的表達，是那根會思想的葦草。“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用不著整個宇宙都拿起武器來才能毀滅。然而，縱使宇宙毀滅了他，人卻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東西更高貴得多；因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對他所具有的優勢，而宇宙對此卻是一無所知。因而，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于思想。”帕斯卡爾的這句話是什么時候觸動了何先生，我們不知道，但我們也像何先生那樣，見到過那些想表現為天使的人，是如何表現為禽獸的。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我們多數人，還沒有何先生的智慧，至少我是如此。

何兆武先生

何兆武先生

5月28日，在得知何先生仙逝后幾分鐘，我在朋友圈發出了這段話，作為瞬間情感的表達，一種漫漫的哀傷，面對我們身處的時代。“學術層面的史學理論研究終歸是要走向相對主義，這把可以為善也可為惡的雙面刃，唯有賴于史家憑其良心在生活世界里加以運用，才可稍獲善果。何謂史家良心，何兆武先生的學術生涯便是示范。示范之外無定義。何先生研究廣泛，但對于國內史學理論學科而言，他就是我們這個學科的靈魂和良心。悼念何兆武先生（1921.9.13-2021.5.28），我們最敬愛的人。”

今年8月12日，也是張文杰先生逝世10周年，也謹以此短文遙念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