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星隕落，5月28日，著名歷史學家何兆武、章開沅相繼離世。

相對于人們熟稔的、不久前逝世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中國肝膽外科學之父”吳孟超院士的成就，向普通讀者解釋兩位文科大師的功業(yè)，著實有一些困難。甚至在這個功利時代里，當人文學科整體被邊緣化，了解文科大師就更為困難，因為困難，所以更有意義。

思想不能烤面包，文科有什么用？“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因而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于思想……”何兆武在自己的隨筆集《葦草集》引用過這句話。

商務印書館那套《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何先生翻譯的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赫然在列，滋養(yǎng)了中國整整幾代學人。

何兆武的筆像普羅米修斯那樣引來天上的火種，成就文章不朽之盛業(yè)，也將常識變成日常：理性、自由、獨立思考等這些我們習以為常的精神資源，卻是史上那些思想巨匠為我們爭取到的。

當下，學術考核KPI日益工業(yè)化，人文學科的內核被算績效、報項目的“學術勞工化”所擠占，甚至，當個別文科教授也公然宣稱“自己從不看書”，只“看文獻”時，回顧大師們的生平言行，更像是接受一場人文精神的洗禮。

何兆武先生畢業(yè)于西南聯合大學，讀了4個系，從建筑系讀到了歷史系。何先生把西南聯大“無問西東”的成就歸結為自由。他晚年在《上學記》里倡導著自由自在地閱讀，堅持讀那些“無用的書”：“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fā)展，就沒有個人的創(chuàng)造力”“如果大家都只會念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那種“不為什么”的讀書，才是讀書人該有的樣子。

另一位仙逝的大師章開沅先生，是著名中國近代史大家，他在辛亥革命研究、張謇研究、商會研究、貝德士與南京大屠殺研究等學術領域有開創(chuàng)性貢獻。他還曾任華中師范大學校長，但先生的本色還是書生。章開沅先生身體力行地破除學術“終身制”，他數次請辭“資深教授”，把“位子”讓出來，給更多學者機會。

章先生作為史學大家，關注于新史料的挖掘，也有著強烈的社會關懷，提出“參與史學”“歷史社會土壤學”，他通過“重新發(fā)現”張謇，為中華民族的現代化轉型梳理發(fā)展脈絡，尋找本土資源。

文科大師不能提供糧食，不能解除病痛，但他們卻用一生的孜孜矻矻，向人們展示讀書的魅力，思想的力量。人文大師們的觀點、著作可能會過時，但是光啟后人、賡續(xù)人文的情懷，已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寶庫中的重要資源。

這是我們紀念人文大師的理由，這是個不成為理由的“理由”，一如我們讀書本就不需要“理由”。

“能夠在思想里找到安慰，我以為，就足夠了。”何兆武先生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