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遭遇亙古少見的時代轉型，學術思想較之古代也發生巨大的變化。“國學”以及與之相關的問題成為各派學人聚焦與論爭的熱點。而要談起近代的國學研究，章太炎與胡適都是不容忽視的人物。他們兩人的學術觀點長期以來影響著學界對于中國傳統學術的認識與研究。進入民國以后，章太炎強調傳統的價值，胡適則更偏向于批判傳統，加上他們背后所代表的學派紛爭，使得他們兩人在近代學術史上有過兩次影響頗廣的論爭。而這些論爭的背后也顯現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待國學的兩種差異極大的不同看法。

如何研究《墨子》：先秦子書是史料還是有系統的著作？

        眾所周知，胡適在學界的成名作是那本終其一生皆未寫完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在書中胡適說此書之所以能完成，于近人之中最為感謝章太炎。言下之意即是此書許多觀點受到了章太炎的啟發。而胡適對于此書頗引以為傲的部分，就是其中關于墨子思想的研究。因此之后的一段時間里，胡適又寫了一些關于墨子研究的文章。

        晚清以來，出于各種原因，研究《墨子》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點，許多知名學者皆曾參與其中，章太炎在他的學術代表作《國故論衡》中論諸子學的部分也對墨子思想有過分析。而近代學界對于《墨子》一書的關注，一個主要面向就是其中的《墨經》，因為這里面涉及到許多邏輯與理化知識，被時人認為是與科學思想甚為相近。胡適的墨子研究，很多內容也是就這一問題展開討論。

        1923年，同樣對于墨學研究頗為熱衷的章士釗發表了《墨學談》一文，認為比較諸家的墨學研究，堪稱翹楚者當推章太炎。之后章太炎遂致信章士釗，指出胡適對于《墨子》一書的研究，一大問題就是沒弄清楚研究諸子與研究經學的區別。這番言論自然引起了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而自負的胡適的關注。他也致信章士釗，談到治經與治子，在方法上并無區別，因為兩種典籍都是古書，都需要用校勘學與訓詁學的方法來研究。他同時特別強調，這乃是清代樸學的優良傳統。而章太炎在當時被認為是清代樸學的殿軍人物，胡適特意拈出這一點，言下之意就是暗指章太炎背離了清代的樸學傳統，他胡適才是真正繼承了清代學者的“科學方法”。

        對此章太炎心領神會。他不久之后又致信章士釗，指出校勘學與訓詁學，只是研究古籍的最初門徑，之后若想再深入研究，則必須了解各種古籍的體例與特色。像先秦諸子的著作，因為他們都是為了宣揚一家之言，所以研究者對于其中的義理部分需要格外關注，否則便會流于買櫝還珠。而經學著作乃是陳列故實，不尚玄談，所以對之需要用實證的方法進行研究。既然胡適說到清代樸學，那么在章太炎看來，后者的局限性正是在于沒有意識到需要對諸子的義理另作分析，所以才流于饾饤之學。因此胡適所繼承的清學，正是連其缺陷也一并全收。

        胡適看到章太炎的回復后，又寫信給章士釗進行申述，可是章太炎卻再也未就這一問題進行答復。其實在胡適看來，所謂經學著作、子學著作，實質上并無差別，都是一堆有待今人用“現代眼光”重新整理的“史料”。在他眼中，古代典籍本身并無條理與脈絡，需要當代人用“科學方法”將其一一貫串。他自己大力提倡的“整理國故”運動就是本此見解對于中國古代典籍與學說進行研究，許多同輩學人與青年學子都聚集在這一旗號下奉胡適為鉅子，這是胡適在學界“稱王稱霸”的重要資本。而恰恰此時，在當時已被視為落伍人物的章太炎出來質疑胡適頗為看重的諸子學研究，自然讓后者很是不快，必須與之辯論到底，以此彰顯自己觀點的正確性。

        不過這一回合的章、胡之爭，胡適卻并未占得上風。章太炎的學術思想，在當時依然影響極大。

讀經利弊之辯：傳統思想在近代有無價值？

        時至1930年代，隨著日本侵華野心的日漸明朗，知識界紛紛就如何應付外患多方奔走。章太炎在蘇州創建國學講習會，希望重新發揚明清之際顧炎武等人的治學精神，通過研究傳統學術，在國難當頭之際激勵人們的愛國之心。胡適則與傅斯年、丁文江、蔣廷黻等一批知識分子創辦《獨立評論》雜志，就一系列政治社會問題進行討論，希望對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有所幫助。也正是那一時期，社會上興起了一股讀經的思潮，從中央政府，到地方軍閥，從高等學府，到中小學校，許多人出于各種目的，強調讀經的重要性，成為新文化運動以來難得一見的傳統思想回潮。

        胡適一向以批判傳統、輸入西化著稱，他目睹這一現象，自然是大為不滿，專門撰文批評南京國民政府的要員們大搞文化“復辟”。而他的摯友傅斯年對此更是強烈反對。傅斯年指出中國歷史上的提倡經學之時，多是在歷代王朝的衰敗之際，因為經學對于各種社會事務并無多大幫助，沒有哪個政權是靠經學而肇興。經學只是作為政府裝點門面的工具，或是士子追求利祿的敲門磚。而今日再來提倡讀經，新的困難就是經學典籍非常難懂，許多教書匠對經學也不甚了解，那么應該以哪一種流派的經學教授學童，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所以提倡讀經，在他看來，著實無甚必要。傅文刊出不久，胡適遂撰文響應。他指出在今日人們實在不配讀經，因為許多經學上的疑問并未得到解答，許多經學典籍還需要進一步的整理與研究，之后才能拿來供一般人士閱讀，而經學研究，前路漫漫，需要二三十年以后方可完工，之后再把古代經籍用白話文翻譯出來，這樣大眾方可有一個比較可靠的讀本。說到底，在胡適一派看來，讀經根本無其必要，經學在近代已無其價值，最多只是供專家學者們整理研究的材料而已。

        針對胡適、傅斯年的觀點，章太炎在蘇州的國學講習會上專門作出回應。他指出，若單說政權的興亡，不但經學無用，現代大學里的教科書同樣無用，因為打江山靠的是真刀真槍，而不是各種理論主張，以此來判定讀經無用，極無道理。同時他強調，歷代王朝中的名臣，多是受到經學的熏陶，他們在歷史上的功業，恰恰證明了經學有其生命力，所以更應該大加提倡。同時胡適所指出的讀經的難處，在章太炎看來，更是值得提倡讀經的理由，因為若不提倡人們閱讀經學典籍，那么那些經學上的難題便永無解答之日，胡適說清代學者研究經學成績斐然，那么今日更應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群策群力，對于經學進行研究。若因此而大談“不配讀經”，實在是堪稱謬論。

        在那一時期，章太炎對于讀經甚為提倡，他專門挑出《大學》、《儒行》、《孝經》、《喪服》四篇經學文獻，將其視為讀經之時最值得關注的部分。而他對于這四篇文獻的詮釋，既不同于當時不滿于新思潮的老輩，也與國民黨官方的解釋差異極大，顯示出章太炎面對近代世變紛紛之時，自己頗為原創的經學主張。他認為《孝經》中所提倡的孝道，皆為平易可行之語，能夠糾正新文化運動以來家庭當中的涼薄之風，由此可以進一步引申出對于國家的熱愛，使得國人能以“孝”為基點，進一步達到愛國家、愛同胞的境地。與此相關，他認為《喪服》中的各種儀節可以防止近代禮俗的迅速沒落，保持中國特有的禮儀制度，以此抵御滔滔而來的盲目西化之風，從而建構一套符合國情的家族倫理，進而團結人心，抵御外患。對于《大學》，他表彰其中的可供實踐的各種社會道德，并且借之針砭時弊，批判當時政府中的“聚斂之臣”，以示對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滿。而《儒行》在歷史上長期受到忽視，章太炎特意拿來表彰，主要是看中其所體現的“任俠之風”，強調在民族危機加劇之際，人們應該具備《儒行》篇中所主張的艱苦卓絕、奮厲慷慨之風，能夠從容赴國難，同時具備一種“君子有所不為”的優良品格，抵御社會上的污濁之風。

        從這場讀經之爭中可以看到，雖然同是以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為業，胡適、傅斯年等人只是將傳統典籍看作是研究對象，并不認為其中有多少值得表彰的時代意義，對待中國古書，與理科學者對待實驗對象并無區別，傅斯年在史語所集刊的發刊詞上便極力強調這一點。而反觀章太炎，他認為古代典籍在近代依然有其意義與價值，雖然詮釋的方式不能完全照搬古人所為。他看重的是中國歷史的延續性，認為讀經乃是彰顯中國歷史與文化獨特價值的絕佳方式，這也是中國人在近代新的世局之下能夠自立自強的重要精神資源。

章氏國學為何成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絕唱？

        正如錢穆所言，“國學”本身就是一個帶有時代色彩的名詞。因為近代中國遭到西學的強烈沖擊，為了定義中國固有學術，所以從日本借用來“國學”這個概念。也正由于始終要面對西學，所以在近代的國學研究當中，像胡適，包括之前的晚清國粹派，以及之后的顧頡剛等人，便借助許多西方的概念來重新審視中國傳統學術，后者有無系統與價值，基本上都要看是否符合某一種西學，如此一來，支配中國歷史逾千年的傳統經學，便在西學視角下顯得支離破碎，意義大失。

        而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將許多西方理論以“拿來主義”的方式為我所用。胡適所提倡的“科學方法”，雖然他自己認為是繼承了清代樸學傳統，但是本質上乃是源于他所理解的杜威的“實驗主義”。與之相反，章太炎雖然年輕時也曾對流行于世的西學大為青睞，曾經試圖用近代西方社會學來撰寫《中國通史》。但是自從1906年東渡日本之后，他便開始反思這種過分依賴西學的路數，強調中國歷史本身的發展脈絡，認為研究中國文化應“從自國自心發出來”。他對于諸子與經學的理解，便是基本上是建立在對中國歷史文化獨特性的認識之上。所以他在《國故論衡》中表彰先秦諸子，認為其中所含哲理，并不亞于遠西哲人所論。他晚年提倡讀經，也是有感于時代危機，擔心國人失去民族自信力，所以對于《儒行》等經學文獻極力表彰。

        此外，近代中國各種學術流派并行于世，彼此之間都想顯現自己的重要性，學界魁首之爭頗為激烈。民國成立以來，北京大學文科長期被章太炎的弟子們占據，從課程設置到授課內容，都非常明顯的體現出章太炎的學術主張。胡適年紀輕輕，留學歸來，要想在這樣的環境里有所作為，就必須一方面對太炎學派虛以委蛇，另一方面提出自己的學術主張，抓住機會登高一呼，使得城頭變幻大王旗。所以他對于章太炎與章士釗的通信甚為敏感，汲汲然與之辯論，除去具體的學術主張，乃是與其對于自己在學界位置的擔心息息相關。而到了1930年代，胡適早已成為北平學界的領軍人物，傅斯年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更是資源甚多，話語權極大，1949年大陸政權易幟，史語所的學風依然影響臺灣學界文史研究數十年之久。

        相較之下，章太炎在蘇州設壇講學，雖然堪稱東南地區國學研究的重鎮，但是在影響力上已經不及胡、傅等人，所以他對于二人經學觀點的駁斥，在當時的影響力著實有限，加上不久之后他便與世長辭，諸多門生雖然名氣不小，但能真正全面繼承其學問的并無其人，最多只是對他的小學研究有所發揚，而其哲學、史學、典章制度之學則后繼乏人，并且隨著教育體制的巨變，傳統家學與書院之學不復存在，再也無人能做到像章太炎這樣對于中國傳統學術有全盤且獨到的理解，因此章氏國學，也就成為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