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張培剛先生的《農業與工業化》，不禁再次為作者70年前的洞見嘆服——

        早在1945年，作者就看到工業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這是把工業化定義為一系列的技術進步，比后來的經濟增長理論早了至少十年。

        工業化“不僅包括工業本身的機械化和現代化，而且也包括農業的機械化和現代化”，“不但要建設工業化的城市，同時也要建設工業化的農村”，這比把工業化僅僅當作是發展工業的見識，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產業革命以后，工業發展對農業的影響顯然大于農業對工業的影響”，這在后來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當工業化進入到相當成熟的階段，如果讓市場規律繼續起作用，就必然會引起農業生產結構上的變動”，“（農業生產比重的減少）并不是說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有所減少，而只是表明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農業的擴張率，比起別的部門，特別是制造工業部門，要相對地較低而已”。

        可惜了這些70年前的見識，因為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后來理論發展與政策實踐都走了不少彎路。

        超越？有些基本道理，是難以超越的。按照張五常的標準，經濟學文章30年后還有人看、有人引用，就是有斤兩的成果；50年后有人讀、有人引證，應該就是傳世之作了。對我這個經濟學后輩而言，70年后研讀這些文章，依然覺得犀利，說是傳世之作，當是不過分了。倘若中外的政策制定者們能抽一點點時間好好看一下培剛先生的著作，不知可以省卻多少折騰。

        驚訝嘆服之余，筆者不禁要多問一句：這么好的著作是怎么寫出來的？通過該書英文版序言、中文版自序，和培剛先生口述、譚慧女士（培剛先生夫人）整理的《農業與工業化的來龍去脈》一文，我們可以一窺端倪。

        英文版自序的第一句話就是，“這項研究開始于10年前，當初是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關于中國農業經濟的一個系列研究項目之一?！痹瓉?，這本書寫了10年。準確說，這本書構思了10年，寫作的過程，大約花了九個月。俗話說“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培剛先生這本書“十年懷胎，九個月分娩”，心血所系，難怪如此精彩。再看現如今，一篇文章如果能花上個把月跑數據，再花一個月寫成，就算很努力很投入了——怎么可以相比？

        而在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寫到“本書寫成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但思想上的醞釀，卻早在三十年代初當我在武漢大學經濟系學習時”。也就是說，這本書的醞釀，其實不止十年。想想我們現在的學者，哪里會一門心思鉆一個問題十年？即便想要這么做，大學和科研機構的運作方式也不允許。但學問本是嘔心瀝血、心無旁騖的產物，又豈是“短平快”能做出來的？

        英文自序接著寫道：“但是中日戰爭結束以后的事態發展，帶來了關于中國實現工業化的整個問題，特別是象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國家實現工業化，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和具有哪些主要內容，更是問題的核心。”這點出了研究的原動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是中國士人的傳統，也體現在培剛先生身上。

        不過，憂國憂民的士人多，而傳世的作品不多。培剛先生的博士論文能成為經典，還與他的求學、治學路徑有關，其中有兩點培剛先生尤為強調。

        一是一般的知識基礎。當年，在培剛先生求學的武漢大學名師薈萃，教學極為認真。培剛先生得以在數學、國文、英文、邏輯學、德文、法文、生物學等方面打下很好的基礎。培剛先生非常強調這一點，是因為看到“當前學術界在學風和文風上，由于‘左’的路線和‘文化大革命’及其他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不良影響，急功近利、浮躁浮夸之風頗為流行……此風如不剎住，必將影響子孫后代，遺害無窮”。

        二是經濟學的基礎。培剛先生尤其強調外國經濟史和外國經濟思想史兩門課程。通過在武大法學院（含法律、政治、經濟三系）的學習，年輕的張培剛了解歐洲經濟史和產業革命史，進而開始思考中國的工業化問題。相比之下，我們現在的大學基本不講經濟史，上來就是數理模型。工具雖然先進，但學生們往往不知所以，拿著刀槍劍戟十八般武器，一臉茫然。更有甚者，手里拿著錘子，就看著什么都是釘子，到處亂敲，讓人哭笑不得。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而我們現在對于歷史的了解，實在是太少了。

        滿足上述兩點，有了扎實的學術基礎，就一定能寫出傳世的著作嗎？不一定的。培剛先生是幸運的，因為他還有對現實世界的充分觀察和積累。1934年6月，張培剛從武漢大學畢業，進入前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從事農業經濟的調查研究工作。在該所工作的六年當中，他的足跡遍及河北、浙江、廣西、湖北的鄉村和城鎮。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他先后寫成《清苑的農家經濟》、《廣西糧食問題》、《浙江省食糧之運銷》等著作，并在《東方雜志》、《獨立評論》、《經濟評論》等刊物上發表多篇論文。

        換句話說，這六年使培剛先生得以跳出書本，對于實際經濟的運行有了第一手的觀察和體驗，而這恰恰是很多經濟學者（包括當時的經濟學者）所缺乏的。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書本終歸不能替代體驗。史上諸多經典都建基于豐富的調查體驗。例如科斯的傳世之作《企業的性質》，正是從“東問西問”開始，他接著花了一年時間（1931-1932年）研究美國產業的縱向一體化與橫向一體化的問題，最后形成觀點。看起來，真正的思想是從對現實世界的觀察中來，而不是從文獻中來。用科斯自己的話講，“我嘗試著從工廠和公司的辦公室、而不是從經濟學家們的著作里找尋企業存在的理由”。

        張五常在新版的《農業與工業化》序言中，亦強調真實體驗的重要性。在培剛先生身上，張五常強調兩點——一是“超齡”。美國博士平均27歲，也就是22歲大學畢業之后再加5年，而張培剛的論文寫成于32歲。多了五年的時間，也多了很多觀察和經驗積累。二是自幼在農村的生活經歷。這些體驗以及后來的實地調查，使張培剛對于農村的狀態有清楚的認識。相比之下，西方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對落后之邦的農民生活幾乎一無所知。

        在國內，研究真實世界的學術傳統由來已久，至今薪火相傳。在筆者所在的研究院，林毅夫教授上課時的口頭禪是“研究問題要從現象出發”，他一直認為中國經濟現象是經濟研究的金礦。周其仁教授反復強調要研究真實世界，他本人全國奔波做調研，有一半的時間不在北京。只可惜近年來，這一關注現實、關注現象的傳統弱了，從文獻到文獻的風氣反而盛了一些。

        掩卷之際，正值中國“神秘論文工廠”曝光之時，叫人不得不感慨——在這個論文可以從流水線上生產的年代，我們距離經典該有多么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