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蛙》已經上市一個多月，那么英國媒體是如何評價這部小說的呢？翻書黨摘譯了幾篇重要報紙的書評，讓我們來聽聽英倫發來的“蛙聲一片”。

        自從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對他的評論是此起彼伏。拋開這些紛擾，讀一讀被葛浩文一絲不茍地翻譯成英文的《蛙》吧。如果時而松散的文本不會輕易地被塞進二元政治的話題，那么，讀者就會發現小說的微妙之處了。

        和莫言之前的作品一樣，《蛙》的故事被設定在莫言真實的家鄉高密。小說為什么要叫“蛙“呢？莫言婉轉地將人類精子、早期胚胎、蝌蚪和蛙聯系在一起，貫穿在這部圍繞愛和生命意義的小說里。

        《蛙》表面的主人公“姑姑”就是莫言以自己親姑姑管貽蘭為原型寫的。小說里“我”給日本作家杉谷義人寫了四封長信，講述了“姑姑”的一生，并在小說最后附上了自己所承諾的寫一個關于姑姑的劇本。

        故事開始的第一封信里，姑姑已經70歲了。她是一個鄉村名醫的女兒，親歷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艱難歲月，見證了共產黨在1949年的勝利以及前30年執政時期的饑荒和暴力政治動亂，最后還看到了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和社會力量的瘋狂發展，一些村民因此致富發達，另一些則窮困潦倒。

        在風華正茂且英雄情懷的少女時期，姑姑是一名產科醫生，她一直廣受好評，因為在饑荒和政治動亂的時期她給別人接生。（姑姑把那些孩子稱為“地瓜小孩”，他們的到來象征著大躍進、大饑荒后的生育復蘇。）

        可是，姑姑的職業黃金時代因為她的未婚夫而中斷了。這位準姑父是個空軍飛行員，開飛機叛逃到臺灣去了。姑姑險些背上了“同謀”的惡名。之后姑姑就不遺余力地投入到了國家推廣的計劃生育事業中。充滿愛心的她變成了令人憎惡的墮胎專家，讓不符合要求的孕婦去做人工流產。很多準媽媽和成千上萬的胎兒都慘死了。當中國開始經濟轉型，只有窮人們會因為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而被抓，有錢人是“罰錢生”，窮人不得不“偷著生”。小說里有一個角色解釋說：“政策存在啊，要不以什么作依據罰款呢？”

        小說里的村民們面對著生活、共產黨和彼此之間帶來的荒謬和殘酷，讓人想起雅洛斯拉夫·哈謝克的《好兵帥克》，大多數人不可避免地要去服從命令，不論他們的反應多么可笑和殘忍，因為去反抗的結果生動地反映在小說里，是那么極端。

        莫言運用魔法和寓言的能力，令人想要將他與馬爾克斯做比較。對小說里的角色而言，村里的精靈和魔鬼的寓言故事就是日常事務。他筆下的村民幾乎都不受意識形態的影響，盡管有獨生子女政策，他們仍舊相信，孟子說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他們是普通人，長期忍受痛苦，總的來說對同胞都很好。他們沒有對幸福抱有宏大的期待，而在這一點上，他們通常是正確的。

        在對小說人物的描寫上，莫言充分展現了作為一個長篇小說家的高超技藝。姑姑是一個怪誕卻又有著熱心腸的角色；小說中的敘事人“蝌蚪”對他所見的紛爭不表明自己的立場，這種“疏離”叫人感覺心酸……莫言對小說的框架的謀篇布局——書信和怪異短小的劇本——強化了人們的感知，去體會“蝌蚪”經歷過的恐怖和驚心動魄。

        葛浩文的翻譯印證了他成為最負盛名的譯者的實力。靈活處理了莫言小說中那些以人體器官命名的人名，捕捉到了小說許多出色片段所表現的節奏和張力，對“姑姑”遭遇群蛙襲擾這一幕的渲染著實讓人難忘。

《英國獨立報》的撰稿人是一個名叫“Max Liu”的記者，他寫道——

        莫言小說里的一些女性角色可謂慘痛，比如一些場面叫人肝腸寸斷，像“蝌蚪”的妻子墮胎而死，還有表現出的僵化的“平庸之惡”，比如擁護獨生子女政策的姑姑堅信“中國為全人類作貢獻”。一個建立在平等基礎上卻執迷于現狀的社會，其中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女人的身體成為了社會的戰場。一旦妻子生下女兒，男人就如受重創，因此他們孤注一擲，藐視法律，迫使妻子要生兒子。

        你想感受到一個作家朝著真理奔去，而小說里意識形態上的固執阻止了莫言這樣做。

《愛爾蘭獨立報》發表了該報記者、作家Darragh McManus撰寫的評論：

        在一定程度上，《蛙》寫得非常好。它是一部廣闊的、迷人的政治文化史，巧妙地把荒誕的鬧劇和爭議的輿論、中國的國情和深刻的主題聯系在一起。小說里存在著有趣的部分，也蘊含著哀傷和感動。讀者會直觀地體會到從毛主席時代到經濟騰飛的當下，高密以及整個中國的變遷。

        可是小說最后的部分有點“栽”了，里面有個叫人難以置信的、粗糙的代孕和偷精子的愚蠢橋段。虛構的編劇寫了一個自我寫照的劇本，象征著后現代的繁榮，但卻沒有為故事“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