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在德國格丁根的豪克家，大飽了一回西餐口福。主人事先做了充分介紹，必須是最傳統(tǒng)最便宜最方便，最老百姓日常生活。身處異國他鄉(xiāng)，在人家屋檐下，了解異國飲食文化，不能不以身試法。我太太是江南的蘇州人，出門最痛苦，舌頭嬌嫩口味狹隘，怕辣怕咸怕這怕那，讓她很好地享受西餐斷無可能，所以不能說她也贊賞這頓德國佳肴，但是我個人的感覺極好，完全出乎預料。

        今天的中國人絕不會把洋快餐當作西餐，盡管事實上也是，如果一本正經對別人說，我請你吃西餐，然后帶去見肯德基上校和麥當勞大叔，基本上屬于在客串小品。對于中國人來說，正宗的西餐必須昂貴，要有外國情調，有殖民地風格，洋人經常出沒。譬如去哈爾濱的華梅西餐廳，依稀老毛子風味。又譬如在魔都上海，不在乎洋盤，無所謂被宰，只怕不夠高端大氣上檔次。

        改革開放和洋快餐，徹底顛覆中國人對西餐的態(tài)度。在過去，吃洋味開洋葷，有錢人的時髦享受，美好生活的寫照。上世紀三十年代國民政府時期，南京作為民國首都，本地市民以去新開張的福昌飯店喝第一杯咖啡為榮，一次咖啡可以回味幾天。當時整個南京只有兩部電梯，一部在國民政府的辦公大樓，一部在福昌飯店。六層樓的福昌飯店此后很多年，是這個城市的最高建筑，很快抗戰(zhàn)了，內戰(zhàn)了，解放了，改造了，三年自然災害了，“文革”開始動亂了，西餐和老百姓基本絕緣。再后來七八十年代，歲月有些變化，日子趨向太平，西餐又時髦起來，北京人沒去過新僑或者莫斯科餐廳，上海人不嘗嘗紅房子的“大菜”，會覺得很沒見識很落伍。

        然后就是洋快餐的浩浩蕩蕩。二十年前在新加坡我第一次吃洋快餐，當地作家朋友請吃麥當勞，一個勁地說好吃，一個勁地吩咐多吃一些。記得當時也是在中國興起，剛來南京那一陣，那個熱鬧如日中天，要排很長的隊。自從有肯德基麥當勞，除了有一次在哈爾濱，我?guī)缀鯖]在國內吃過西餐。飲食說白了還是習慣，不知不覺已變得十分保守和傳統(tǒng)。我的許多朋友都有這差不多的毛病，只要有可能，堅決不吃西餐，更不吃洋快餐。即使正宗高檔，也是能免則免，能謝絕盡量謝絕。到國外是沒辦法，客隨主便入鄉(xiāng)隨俗，何況許多中餐館的水準，比西餐更糟糕。

        只有豪克家的這一頓是例外，我想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家常餐讓人想起小時候的美好。記得十五歲時，祖父帶我去北京新僑飯店吃西餐，為我們示范怎么使用刀叉，左手如何，右手又如何，怎么小心翼翼動作。那是1972年，第一次吃西餐，很神秘，極度好奇。“文化大革命”中間，享受西餐難免偷偷摸摸，正因為如此，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再后來，到了“文革”后期，自己動手做西餐在民間突然變得很風行。

        我那一代年輕人，只要會做菜，肯定都自制過沙拉。那時候也沒有沙拉醬，做得好壞，全憑個人手藝。把菜油和蛋黃擱在一起攪拌，有兩種風格，一是生蛋黃，一是熟蛋黃，有水平的高手都可以達到一定境界。記得擅長沙拉之外，還有奶油菜芯，這兩道是請客的看家菜，再配上本土特色的雞鴨魚肉，足以堂而皇之蒙人。隨帶說一句，當時請人吃飯很少上館子，都是在自家做，房子小，螺螄殼里做道場，請一頓飯的熱鬧是真正的熱鬧。

        為什么偏偏是“文革”后期，自制土西餐會流行在中國人的餐桌上，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這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與不讓看禁書不一樣，“文革”中，很多人都愿意看外國小說，閱讀被禁的世界文學名著，重要的原因是不讓你看。越是不讓看，越想看，這里面有一個逆反心理。好東西可以讓人上癮，讀世界名著欲罷不能，完全被吸引住，充分展現了文學的特殊魅力。與之相比，西餐似乎并不存在一個讓不讓吃的問題，大眾遭遇的是物質匱乏，缺吃少穿非常普遍，表面上看，吃不到西餐和看不著世界文學名著有相似之處，都是西方文化，都有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嫌疑，都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遭到排斥，它們流行或不流行的差異又在什么地方呢。

        “文革”后期，經濟條件比較好的知青回城，上館子大吃一頓已成風氣。這當然是干部和大院子弟們玩的花樣，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有很好展示。在當時人心目中，吃頓正經八百的西餐過于擺譜，一般泡妞都不用這招，代價高了一些。很顯然，如果不是改革開放，不是大家日子富裕了，西餐的神秘面紗便不會被揭開，它在人們心理上的優(yōu)勢地位將繼續(xù)存在。

        不明白后來為什么開始拒絕西餐了，也許出于本能，畢竟飲食習慣，反正吃慣中餐，就很難適應西餐，仿佛吃辣和不吃辣的不相互兼容一樣。性相近習相遠，其實對于文學，我也隱隱地有過擔心，熱鬧歸熱鬧，西方文學外國小說，它們是不是真適合中國讀者口味，是不是像當年的西餐一樣，僅僅是時髦，是因為稀缺，是獵奇，是心理上的處于弱勢，很多人在習慣性地叫好，內心是不是真喜歡，就很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