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同樣也存在著兩派組織爭斗不休的局面，不過故宮的兩派組織，即便都“左”得要命，卻沒有任何人提出“砸四舊”要砸“文物”的，這大概因為大家都是“故宮人”的緣故。

        “文化大革命”后期，文化部系統下屬單位及機構，都作為“四人幫”“犁庭掃院”的對象，要作大規模清除清理的。此時的文化部已然“名存實亡”，上面的實際領導是“中央文革”所屬的文藝組。到了1969年，“文革”實際上已然陷入混戰之中，所有的所謂“革命群眾組織”都號稱自己是最最最革命的，而其他組織不是“反動的”就是“保守的”。故宮博物院同樣也存在著兩派組織爭斗不休的局面，不過故宮的兩派組織，即便都“左”得要命，卻沒有任何人提出“砸四舊”要砸“文物”的，這大概因為大家都是“故宮人”的緣故，和“紅衛兵”畢竟還是有所區別的。

        要說故宮博物院在“文革”中百分之百完好無損，似乎也不盡然。據我所知，故宮東北角的城隍廟（即現在研究室、科研處所在的院子）就與原先不一樣了。該處正殿中原有的城隍老爺的塑像，在“文革”初期就被故宮的“革命群眾”拆毀了，至于這些塑像是否算作文物，我就不得而知了。此外，故宮北門門楣上石刻的“故宮博物院”五個大字，原先是由民國時代的李煜瀛書寫的，因為他是“舊社會”的人，所書不宜存留于“新社會”，于是便將此石刻門匾反將過來，砌入墻內，在另一面采用了郭沫若題寫的字體。

        1966年夏秋，由北京帶頭，而出現在全國的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形成了紅衛兵大規模全國串聯，由此北京成為了全國“串聯”中心，而天安門又成了北京“串聯”中心。于是乎天安門背后的故宮，也變成了“紅海洋”。

        大概在此前后，故宮博物院內的“雕塑館”（即奉先殿）被指責為宣揚宗教迷信的場所，故宮的“革命群眾”就將原先從一些石窟寺原件上翻制的大型石膏雕像（亦相當珍貴）統統砸毀，文物原件則收回庫房。奉先殿如此空著也不是辦法，于是北京藝術院校的“紅衛兵”和適逢來北京“串聯”的外地“紅衛兵”聯合起來，決定將當時紅極一時的四川大邑《收租院》泥塑照搬到“雕塑館”來（原先一度在神武門城樓上展覽），新的《收租院》泥塑展，在結尾處還增加了農民武裝起義、高舉紅旗上山打游擊等“革命浪漫主義”的情節。

        照搬行為日夜不停地進行著，為時不久《收租院》泥塑便告完工，它成了“紅衛兵”在故宮“串聯”的唯一場所（因為此時故宮其他地方都屬于封建糟粕而不對外開放了）。“奉先殿”原先的“工”字形建筑結構，也因為不適合泥塑的展覽效果而加以改造，直至“文革”結束后才恢復原樣。

        不過，人員及秩序雜亂，還是引起有關方面對故宮建筑和文物安全的擔憂，終于在1967年4、5月間由上面下達了命令，故宮博物院停止對外開放，并且由北京衛戍區派軍隊加以保護。于是乎故宮博物院便大門緊閉，所有工作人員就一門心思搞“文化大革命”了，就如前文所說，同社會上一樣，也陷入了兩派無休無止爭斗的局面中。

        以上的局面延續了一段不短的時間后，終于，“中央文革”對于原國家機關（包括文化部）的人員，有了處置的辦法。借著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給林彪的一封信中所提出的意見，全國各地掀起了干部下放的熱潮，“五七指示”、“五七干校”就是那一時間段里特別流行的語詞。故宮博物院直屬于文化部系統。

        當時的文化部系統設立了兩處“五七干校”，一處在河北省的靜海縣，一處在湖北省的咸寧縣，故宮博物院和彼時直屬文化部文物局系統的大部分單位統統下到了湖北省咸寧縣的“五七干校”，其中就包括有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圖書館、中國文物保護研究所、文物出版社。因為都屬于圖書館、博物館系統，故而簡稱之為“圖博口”。在湖北咸寧干校中“圖博口”的序列為“二大隊”，故宮博物院的下放人員最多，在“二大隊”下面又再編為三個連隊，即八連、九連、十連。故宮博物院的大隊人馬是集中在1969年“國慶節”前夕開赴湖北咸寧的。

        在干校大家睡通鋪、吃大鍋飯，“與天奮斗”、“與地奮斗”，還要“與人奮斗”等等，就不在話下了。如此這般，時間就進入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革命”形勢似乎也有了些變化，故宮博物院總不能一直關閉著不開放，不顯示“新氣象”，于是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就有極少人員（主要是美工人員及勤雜人員）抽調回北京，籌備故宮博物院重新開放事宜。但是絕大多數工作人員仍然還是不知道前途如何，甚至包括院長吳仲超在內。隨著運動進入“斗、批、改”的“改”的階段，調回北京的人員開始增多了。我們大多數業務人員就是在如此背景下，開始分為兩批先后北上的。不過仍然有個別分子，屬于永久留在“向陽湖”的（按照當初軍宣隊的張參謀長所言：“要有埋葬在向陽湖的決心”，當然“四人幫”垮臺之后，這些入了“另冊”的人最終也還是回到了故宮）。

        1971年的7月5日故宮博物院終于重新開放了。大多數工作人員雖然回到了故宮，不過由于“四人幫”仍然得勢，在文化界作威作福，“左”的那套東西依舊猖狂。由于總體環境并沒有大的改善，業務工作仍然無法正常開展。故宮博物院面前還是存在著一個“方向”的問題，一個“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于是在重新開放的問題上又出現了種種的爭論，以至有人提出要將故宮變成“階級教育展覽館”、“血淚宮”的意見。所以那時故宮博物院雖然重新對“廣大革命群眾”開放了，但是在想法和做法上并沒有質的飛躍，無非就是勉強恢復到了“文革”之前的模樣而已。

        這樣的情景就一直延續到1976年10月，“四人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被一舉粉碎，首先在政治局面上出現了重大的轉機，但是具體到文化方面，“左”的那套東西的慣性還是很強大、很頑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沒有被徹底否定。記得1978年，故宮博物院在“繪畫館”舉辦了一個古代書畫作品展覽。為了展示“新氣象”，展出的作品中頗有不少“文革”中的“抄家”物品，那時“落實政策”、“退賠”等項工作還未全面展開，這些純粹屬于“四舊”的東西，還算作是紅衛兵“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成果，頗有些當作“戰利品”來炫耀的味道。

        “四人幫”被粉碎未久，故宮博物院還舉辦過一個名為“禍國殃民的那拉氏（慈禧太后）展覽”，揭露晚清慈禧太后，又聯系上了江青，并首次在展覽的版面中采用了漫畫。漫畫中將慈禧太后的形象與江青的形象“合二為一”，“化神奇為腐朽”，雖然展出的效果頗佳，但是其“借古諷今”思路及做法，仍然還是老套子。

        對于以上時間段的種種回想，僅憑自己當時所見所聞（還是能回憶起來），稍稍查了些網上的資料而已，錯誤實屬難免，再加當初我從來沒有參與過中級與中級以上的各類會議，有不少記述肯定與事實有很大差異，故而請看官們將此文只是作為個人經歷看待，務請慎重引用，以免歪曲歷史。（作者系故宮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