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在李清照兩歲時，由鄆城教授晉升為太學錄。太學錄為國子監(jiān)所屬學官，負責管理學生并輔助教學。三年后，李格非升為學正。晁補之《有竹堂記》云：“濟南李文叔為太學正，得屋于經(jīng)衢之西，輸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牓諸棟間，又為之記于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掃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為文章數(shù)十篇。”此時李清照仍在老家生活，李格非由于得到蘇軾提攜，仕途亨通，不久后晉升為國子博士。經(jīng)過些許波折，紹圣二年（1095年），即李清照十二歲這年，李格非任禮部侍郎，在洛陽潛心著作，寫出了著名的《洛陽名園記》。

        四年后，李清照和叔叔一道，趕在上元佳節(jié)的前夕來到京城。李格非接女兒來京，主要還是為了安排她的婚事。待嫁少女，二八年華，李清照卻還是心無旁騖地在有竹堂內寫作，彈琴（“倚樓無語理瑤琴”），斗草（“海燕未來人斗草”）。她還將一枝江梅移植到了自己臥室的窗外（“手種江梅漸好”）。正是在十六歲這一年，她寫下這樣一首詞，“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如夢令》）

        此詞一出，震驚京師，“當時文士莫不擊節(jié)稱賞”（明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其中就包括李清照未來的夫婿太學生趙明誠及其父趙挺之。趙明誠說，自己做了一個夢，夢中有李清照，其父借勢說明誠將作“詞女之夫”（《瑯嬛記》所引《外傳》）。李清照十八歲那年，正式嫁給二十一歲的趙明誠，這對門當戶對的璧人在京師過上了甜蜜的新婚生活。每逢初一、十五的太學休假日，李清照都會帶錢五百, 與夫婿趙明誠到相國寺選購書籍、碑帖、干果，相對品玩咀嚼，其樂融融。小兒女爛漫心境，今人透過文字仍能體會，真是神仙眷侶一雙。（李清照《金石錄后續(xù)》）

        相國寺位于御街以東、大錄事巷以北。相國霜鐘名列當時的“汴京八景”之一（其余七景，是繁臺春色、鐵塔行云、金池夜雨、州橋明月、梁園雪霽、汴水秋聲和隋堤煙柳）。寺院在當時，并不是純粹的佛門清凈地，而是承擔了多重職能：比如旅店，蘇家三人第一次來京城時，便住在興國寺浴室老僧德香院內；再比如交易市場，相國寺是當時東京最大的瓦市，“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于此。”（《燕翼詒謀錄》）“瓦”取“來時瓦合，去時瓦解”之意，即當買賣雙方來時，此處是為市場，走后便自行瓦解。瓦市一般伴隨著廟會開設，一年只有數(shù)次，相國寺每月卻開足八次。此間交易貨品無所不包，飛禽走獸、弓箭果脯、碑帖書籍、繡品首飾、涼席洗漱……曾有人患有頑固腳疾，無藥可治，在相國寺買了兩粒綠豆后離奇治愈（孫昇《談圃卷》）。還有賣自己刺繡的尼姑、賣土特產(chǎn)的罷任官員，以及賣肉的和尚。相國寺內曾開設一個賣豬肉的燒豬院，僧人惠明擅做豬肉，在此掌勺，吸引來諸多資深老饕。（《張舜民《畫墁錄》》

        許多人記載了自己在相國寺買書的經(jīng)歷。蘇頌進京趕考那年，曾在此競拍過一本浙本中字《前漢書》。真宗曾問楊大年(974—1020，北宋文學家)是否讀過紅兒詩，楊大年答不上來，回家跟孫輩說起，甚為悔恨。后來諸孫在相國寺終于尋得一書，里面赫然寫明紅兒詩的來歷。袁褧家藏的《春秋繁露》缺了兩頁，遍查其他版本（其中甚至包括館閣藏書）皆如此。結果去相國寺資圣閣前購得一抄本，里面赫然有缺失的兩頁，頓時“歡喜如得重寶” （《楓窗小牘》）。

        相國寺作為東京城最大的書市，大大滿足了文人們的文化需求。這只是東京書籍交易盛景的一個縮影。真宗時，刻版印刷已相當發(fā)達（畢昇的活字印刷術尚未應用），而東京的印刷技術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整個社會的讀書風氣，也因印書、獲書、藏書、讀書的方便而大為活躍。當時，官營印刷業(yè)和民營印刷業(yè)花開兩朵，尤以官刻更為領先。國子監(jiān)、崇文院、秘書監(jiān)等機構均擁有自己的刻書作坊，主要印刷經(jīng)典作品，其中國子監(jiān)刻印的儒家經(jīng)典作為全國官方教科書來使用。與官營印刷業(yè)走經(jīng)典名著風不同，私營書鋪具有極其敏銳的市場嗅覺。他們時刻緊跟當下潮流，大量刻售政論文章、大臣奏議、科舉范文等廣受歡迎的書籍。政和年間，東京印售張舜民的《畫墁集》100卷、奏議10卷，前來購買的人塞滿了大街小巷，堪稱宋朝的暢銷書。

        然而隨著印刷業(yè)的蓬勃發(fā)展，如何控制印刷品成為了官府的一樁心事，尤其是那些私營刻書作坊出版的書籍。對“肆毀時政，搖動眾情，傳惑天下”的印刷品，官府的做法通常是下禁令、毀刻板、捉捕相關人員下獄。景祐二年，駙馬都尉柴宗慶印刷發(fā)行《登庸集》，被官府以“詞語僭越”的罪名毀了刻板，已印好的書籍全被沒收，不許流入市場；北宋末年黨爭中，凡是印售蘇軾、司馬光文集的，都以“違制論”與元祐黨人同罪。（《宋會要?刑法》）

        正如書籍交易得益于印刷業(yè)的發(fā)達，服務行業(yè)的背后通常有生產(chǎn)行業(yè)的影子。東京的糧草歷來依賴于外地的漕運，務農并非城市人的職業(yè)選擇。宋代的城市居民被稱為“坊郭戶”。禁軍和官員以外的“坊郭戶”們，要么投身于作坊里的生產(chǎn)制造，要么汲汲于店鋪的經(jīng)營買賣。這些行業(yè)共計有二百多個，每行都有自己的規(guī)矩、地盤，甚至衣物的顏色，“其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謂如香鋪裹香人，即頂帽批背；質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東京夢華錄》）

        工商業(yè)的發(fā)展不僅是為服務宮廷和官府需求，同樣也服務于市民的需求，貼心又周到。因為坊市制解體，市場隨處即是。瓦市之外還有夜市，最有名的如州橋夜市、龍津橋夜市、馬行街夜市。商店鱗次櫛比，各類買賣一應俱全。人們都習慣了不回家吃飯，連洗面奶都知曉去張戴花洗面藥購買，曹婆婆肉餅總是門庭若市，而樊樓燈火是所有人的夢想。“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這棟足有五層樓高的酒樓共由五座樓宇相連接而成，穿梭其中，只見燈火通明，猶如仙境。

        經(jīng)濟活躍了，富豪群體脫穎而出。真宗朝宰相王旦曾言及京城富豪數(shù)量：“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其資產(chǎn)遠高于全國其他地方的富戶。這些京城富戶們控制著各大行業(yè)，最掙錢的行業(yè)，例如典當、高利貸、邸店等，都被他們握在手中。官僚們也舍不得眼前的利益，其中不乏經(jīng)商之人：“都城之下，高門大第，寶貨充積，富貴窮極，皆倖臣之所有也。”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商人向往“富”“貴”兼得，爭相與貴戚高官攀親戚。高官亦是如此，曾有官員隱瞞年齡，與經(jīng)營酒店的家族聯(lián)姻。官商之間沆瀣一氣，資本越來越集中在少數(shù)人手里，這才有了王安石的市易法改革。（此是后話，在此不多提。）不管是做官還是經(jīng)商，京師看起來都棒極了。于是它像一個大吸鐵石，吸引著全國的人口向此云集。

        在那個交通不便的年代，無論是士子、還是普通的手藝人，都必須經(jīng)歷一段漫長的旅途才能到達京城。水路通常是最常用的交通方式，蘇軾第二次進京便是從四川老家一路坐船前來；蘇頌回家服喪時，也是乘坐官船走水路。陸路的交通工具，通常是各類畜力車輛，以及馬、驢、駱駝等。陸路沿途得考慮住宿，時有露宿野餐的場景，比起水路來顯然更為勞累。驢一度是極受歡迎的交通工具，后被馬取代，曾有記載“京師賃驢，途之人相逢無非驢也。熙寧以后，皆乘馬也。”（《麈史》）路上相逢，除了人就是驢，面面相覷間想想也是醉了。

        京師本更偏北方習俗，來的士子卻以南方人居多，只因著南方的經(jīng)濟較之北方更為發(fā)達。南方人當時在東京的有晏殊、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極為突出，引領官場新風尚。惹得北方人看了很不高興，地圖炮不乏有之。神宗年間，宰相陳旭問司馬光對人的看法，山西人司馬光說：“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指曾公亮與陳旭）皆閩人，二參政（指王安石和唐介）皆楚人，必將援引鄉(xiāng)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當著陳旭的面都這么不客氣，司馬光對南方人意見也是夠大了。有說：“王安石新政代表南方學者革新與急進精神，司馬光代表了北方人的傳統(tǒng)保守態(tài)度。”（錢穆《中國經(jīng)濟史》）作此總結的錢穆先生是江蘇人，也略有地圖炮嫌疑。

        話雖如此，南方人帶來了新的飲食風味，北方人對此不會是不歡迎的。最初，只是為服務往來的江南士大夫，有一些零散的南食店和川菜館開設，到后來，北饌、南食、川飯三大菜系在東京城分庭抗禮。南方菜傳入北方，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北方粗放的飲食方式。歐陽修曾專門作詩描述自己吃過的一頓飯，異常直白的言語間滿是感嘆：“累累盤中蛤，來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識，食之先嘆嗟。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東南限淮海，邈不通夷華。于時北州人，飲食陋莫加。雞豚為異味，貴賤無等差。自從圣人出，天下為一家……含漿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共食惟恐後，爭先屢成嘩。……”（《初食車螯》）大意是，飲食簡陋的北方人啊，昔日雞肉豬肉對你們都算珍饈了，如今南方美味得以入京，你們這些官員商賈都爭先恐后去嘗鮮，真是太貪吃啦。

        每當人們想起長安，往往是仰望的視角。天朝帝都，雄壯開闊，適合縱馬五陵原，揮斥方遒，建功立業(yè)。唐人如此，宋人亦是如此。“舉頭試作長安望，惆悵青山繞郭斜。”（胡宿《宛陵秋望》）“空將西望眼，隨日到長安”（宋祁《偶書》）這是他們對唐朝強大國力的向往，其間不乏對北宋偏安一隅的些許不甘。而當他們想起東京時，要么是飲食游園之樂，要么是夜市繁華之美，京城在他們心里止步于喧囂市井。如蘇軾記憶里馬行街的燈火：“蠶市光陰非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 （《二月三日點燈會客》）柳永則喜氣洋洋地寫道：“列華燈，千門萬戶。遍九陌，羅綺香風微度。十里然絳樹。鰲山聳，喧天囂鼓。”（《迎新春》）

        從貴族到市井，從張揚到內斂，這是唐宋之際的轉變。還好坊墻不再了。其實，能想起有煙火氣的城市生活，記得相國寺買過的書和干果時有笑意，記得上元夜東風夜放花千樹的剎那失神……對普通市民來說，觸手可及的幸福也許更為重要吧。

        參考文獻

        1.周寶珠. 《宋代東京研究》. 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9.

        2.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箋注. 《東京夢華錄》. 中華書局. 2006

        3.明宋濂. 《汴京遺跡志》. 中華書局. 1999

        4.陳祖美. 《李清照評傳》.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5.張馭寰. 《北宋東京城建筑復原研究》. 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