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至27日一年一度的《財經》年會上，官員、專家等從各國宏觀經濟走勢到央地關系再審視，又從國有資產管理到房地產市場，各方都圍繞“錢”開展了對話，錢的流轉，牽動國計，亦關乎民生。

國外和國內的錢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稱，2007年經濟危機以后，世界經濟是雙數增長，美、日、歐陷入困境的時候，新興經濟體的增長依舊是比較強勁的。從今年開始，這種雙數增長正在變化，也就是當美、日、歐緩慢復蘇的時候，新興經濟體的經濟下行的壓力，在明顯增大。

        他同時分析稱中國正發生三方面的變局。

        第一，中國經濟現在的下行壓力是相當大的。對中國來說，必須采取各種短期的、中期的、長期的政策來擴大內需，最新的宏觀政策調整，就是降息。

        第二，中國正在開始積極的推動走出去，為世界創造需求和投資。包括APEC會議上講的全方位互聯互通和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區的建設。

        第三，在APEC會議上，中國政府作出承諾，2030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將達到峰值。也就是說2030年以后，無論是中國GDP如何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提高，中國的二氧化碳都進入到要絕對減排的階段。而且中國政府承諾，203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間的比例要達到20%。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胡曉煉在年會上談到最近央行降息時，指出央行貨幣政策的穩定取向沒有變。這次降息目的是緩解當前融資成本的突出問題。中國上半年7.4%的增長是一個合理水平，目前看不出來要轉變貨幣政策取向的需求，同時不排除會用一些創新的流動性工具。

        票據寶董事長李華軍告訴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拿票據市場來說，受央行降息的影響，也受上海同業拆借利率影響，但這兩者都不能完全決定票據市場的利率。過去傳統金融機構，尤其是工商銀行，對票據市場影響很大，但近幾年市場的參與者變多了，票據市場的利率是完全市場化的。

        胡曉煉認為，央行此番降息也意在邁開利率、匯率市場化的步伐。

        她表示，2014年11月21日，在調整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水平的同時，推出利率市場化的重要舉措，將人民幣存款利率浮動區間上限由基準利率的1.1倍擴大至1.2倍。同時，還簡化了存貸款基準利率的期限檔次，擴大了利率市場化定價的空間。

        她同時指出，今年以來，人民銀行大幅減少了外匯干預，自二季度以來已經基本上退出了常態化的市場干預。外匯市場總體運行平穩，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明顯增強，匯率預期分化。此外，還授權外匯交易中心在銀行間市場開展人民幣對英鎊、歐元、新加坡元、新西蘭元等貨幣的直接交易，降低了經濟主體的匯兌成本，提高了市場效率。

中央和地方的錢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用花錢干事來比喻中央和地方共享事權的關系：“花自己的錢干自己的事是最有效率，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花自己的錢辦別人的事，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都是不那么有效率的，或者不具效率的。”

        他表示，6月30日政治局討論通過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當中，直接提出要明晰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事權，朝著發揮兩個積極性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截止到2013年6月底地方債務的存量，地方政府有償還責任的是10.9萬億，地方政府有擔保責任的是2.7萬億，地方政府可能具有一定的救助責任的是4.3萬億，加起來是17.9萬億。到2013年底，中國境內的所有的貸款總存量是75萬億，里面有18萬億是地方政府的債。”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弗里曼經濟學講席教授、副院長白重恩說。

        “現在財政的央地關系處在一種相對失衡的狀態”，北京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說。“根據今年兩會期間國務院、財政部給人大的報告，2013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中央政府是48%，地方政府是52%，也就是說地方政府略多，中央略少，但是在支出方面，地方政府承擔了85%，中央政府只承擔15%，相當于地方政府每支出一塊錢，有四毛錢要依賴于中央的轉移支付”，許善達因此說，“地方政府履職比較困難。”

        許善達透露，這次財稅改革里，講到央地關系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就要解決這個失衡。政治局同時又做了一個決定，要維持中央、地方政府收入格局大體不變，也就是說中央、地方各50%左右的格局大體不變，收入格局不變，又要解決地方政府對資金需求依賴中央過高，唯一的措施就是中央多承擔支出責任。

        “現在還沒有公布這個方案，究竟增加什么支出責任。增加的這些支出責任，能夠使中央的支出從15%提高到多少，20%、30%、35%，工作層都在測算之中”，許善達說。

國企和高管的錢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熊志軍在財經年會上稱，國資委目前處于進退失據，國務院要求國資委不能當老板，履行出資人的職責過程中，帶來的問題是管多了企業的自主權受到了削弱，管少了很多國有資產的監管不到位，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和經營的損失。

        眼下，央企高官面臨降薪，改革方案將于2015年1月正式實施。除了薪酬調整外，還將建立薪酬信息公開制度。

        熊志軍敘述了自己在國資委時分管薪酬和分配，“當時著手這項工作的時候，跟我們領導和企業的同事講，我做這項工作最多只能打60分。”

        他認為，過去對國企薪酬分配的管理幾無章法，“過去沒有國有資產監管的時候，誰也不管，分配沒有規則，不管合理不合理，有人說是按膽量來分配，虧損的企業可以拿高薪，盈利的企業還不敢把薪酬定得過高，總而言之沒有人管，沒有規則。”

        國資委成立以后，最起碼實現了規則從無到有。“從這個意義上說，有這個管理比沒有管理好，所以，我說打及格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想爭取良好和優秀的成績，我覺得不是太可能。且不說原來190多戶，現在110多戶，而我們這些人管薪酬分配的都是半路出家，也不是專家，即使是專家，人家董事會薪酬委員會、專家委員會，一個董事會單個定一個企業的薪酬，和我們定100多戶企業的薪酬，要把它做好，按市場的規律建立一個科學有效的激勵機制，這種可能性不大。”

        這就是熊志軍所面對的問題，同時也是國資委在監管過程中遇到的一個普遍難題。“不管企業就亂來，管了，管不了也可能管不好，管住了以后效果怎么樣呢？現在又在進行調整。”

        熊志軍說，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個非常突出的重點改革內容，從論述來看，應該是三重意思，國有資產監管要過渡到以管資本為主，要通過授權經營組建或者改組一批國有運營公司，再就是實現國家的戰略目標，讓國有資本更好的服務于民生和國家戰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