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朋友：

        在上一封信中，我們談到了西藏的特殊性問題。毫無疑問， 西藏是特殊的——地理環境特殊，文化傳統特殊，社會狀態特殊，自然地，西藏需要不同于一般內地省份的、與其特殊區情相結合的治理方式。這些都是老生常談，毋庸贅言。

        但是，在西藏的特殊性及其相應對策的關系方面，盡管經過新中國幾十年以及民國時期乃至封建王朝千百年的探索，也還是有很多問題并沒有形成共識，更談不上基于共識創造出具有可持續性的政策思路。

        比如，西藏的特殊到底是因為這片土地和以漢文明為主的內地存在巨大的文化差異，還是因為西藏地廣人稀，無法按照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演進的現代化思路治理——其成本過高而受益近乎不存在？抑或，地理的特殊和人文的特殊根本就是一回事兒，對其進行區分根本就沒有必要？

        在我看來，西藏歷史人文的特殊性和這里獨特的地理環境是相洽的。極其艱苦的自然環境限制了這里的人口繁育，阻撓了這里的經濟發展，同時，也深刻影響到了在這里定居的人們的精神世界。佛教并不發源于西藏，但藏傳佛教卻完美體現了這里的定居者的人生態度。人們崇神拜佛，尊重生命，崇尚自然，主張保守而不熱衷變革，其精神實質是在理性思考或者感性認識基礎上形成的對自然力量的妥協和順從。

        我曾在以前的通信中談到，在西藏，沒有什么人會把“人定勝天”掛在嘴邊，這既是因為這句話與這里的文化傳統相悖，更是因為嚴酷的現實每每告訴人們，順從自然之力才是更加理性的選擇。

        在西藏，傳統觀念比內地具有更強大的生命力，而現代性的普及卻往往遭遇到更大的阻力。這既是因為長期延續的宗教傳統在本質上對現代性以及現代生活并不像內地那么熱衷，人們更憧憬來生，享受自己獨特的精神世界；也是因為基于西藏的自然條件，高昂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現代化，不論是對執政者還是對普通民眾而言，都缺乏吸引力——成本過高，而且往往存在著嚴重的技術約束。

        在技術-成本約束下，改變現世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得到的回報往往比內地要低得多，這必然會進一步強化傳統對人們的影響力。環境艱苦——觀念保守——現代化水平低——改造環境的能力差——環境艱苦……這種循環在西藏的很多地方，就是社會生活的常態。

        然而，青藏高原不是南極洲，并非完全不適合人類生存的蠻荒之地。而人們對西藏的普遍誤解之一恰恰就在這里——內地不少人似乎認為，西藏不適合現代化，甚至不適合人類居住，在潛意識里，有把西藏當作一個100多萬平方公里的自然保護區或者美國人所說的“原住民保留地”的意思。

        本著寬大為懷的精神，我們不必去分析這種觀念折射的心態是不是有些種族主義，至少是文明中心-邊緣主義，我們更愿意僅僅將之當作無知無識導致的粗鄙。就以事實而論，這種觀念顯然忽視了獨具特色的西藏傳統文化及其產生的社會經濟條件。雄偉的布達拉宮、瑰麗的羅布林卡、莊嚴的扎什倫布寺、幽靜的托林寺，這些建筑史和文明史上的杰作絕不可能建立在蠻荒之地上。

        西藏古代文明的水準以當時的生產力條件而論，不遜于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問題不在于古代西藏人民有沒有達到文明的水準——這是毫無疑問的，藏學在全世界知識界的地位證明了這一點。問題在于古代西藏文明的高度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無法普及到多數民眾當中，只能滿足社會等級金字塔頂端的極少數人。可是，在古代社會，哪一個地方不是這樣呢？在當時的條件下，絕大多數民眾的愚昧和極端貧苦恰恰是金字塔頂端輝煌的基礎。

        西藏問題——這當然不是一種精確的表達——實際上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才凸現的。我的朋友，千萬不要誤會我，我決不是說西藏問題是新中國造成的，而與外國勢力對西藏的長期滲透無關。我要討論的是，如果西藏一直保存著三大領主控制下的金字塔結構，那么我們在前面談到的影響西藏現代性發育和現代化進程的自然環境與傳統觀念約束便都不是問題。因為在那種社會等級體系下，西藏的統治者根本就不會有現代化的要求和追求現代性的動力。他們的“現代生活”因為人數過少，總成本不高，完全可以通過壓榨底層民眾來得到實現，根本沒有必要推動現代化，也就不存在“圣地觀”和現代性的爭論與沖突。

        至于社會內部出現的個別啟蒙者，如根敦群培之類，現實世界的監獄，比如布達拉宮腳下的雪城，以及精神世界的監獄，比如95%以上的文盲率，足以保證這些“搗亂者”無所作為。順便說一句，這種現象也不是西藏所獨有，直到今天，世界的很多地方，生活最現代化的統治者還在試圖用最不現代化的精神體系來維持自己最不現代化的統治方式。

        但是，西藏畢竟不是孤立的存在，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中國在整體上自滿清王朝末年以來就是以現代化為前景的。現代化進程或快或慢，但方向是非常明確的。自1950年到1959年，中央與西藏地方政權的關系，其中一個解讀維度就是現代社會與農奴制的關系。中央政府出于維護國家統一和西藏穩定的動機，試圖對西藏的農奴制度作出妥協，但這種妥協必然只能是階段性的，其原因既是國際政治的，也是意識形態的，還是權力體系的。

        不管怎樣，根本性的沖突終于在1959年導致了西藏地方政教合一政權在中央政府平定叛亂后瓦解。之后的西藏問題便轉換成了西藏如何在全中國的支持下推進現代化的問題。傳統文化和傳統價值有時被作為現代化的對立物加以駁斥——以文革為典型；也有時則作為偉大的精神遺產用現代語言再次描述和闡釋。無論如何，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在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的中國版圖上，西藏不能也無法成為一個所謂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然保護區”或者“原住民保留地”。“自然保護區”的概念由于其沒有涉及到文化關系、更強調西藏環境的脆弱性，尚且可以被接受，而“原住民部落區”則是徹頭徹尾的政治不正確。

        西藏必須現代化。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西藏政策的方向。在這個過程中，需要考慮現代化的技術與成本、西藏傳統文化價值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以及西藏問題的國際因素。但是，現代化本身是不容置疑的。

        而現代化，不僅僅意味著在西藏出現幾個西藏柳梧新區、林芝八一鎮、阿里獅泉河這樣的現代化島嶼，更是西藏廣大土地上數百萬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整體上的現代化。這既是因為從保證西藏屬于中國的國家安全角度出發，中央治理西藏，最可靠的根本依托是西藏廣大人民而不是極少數傳統等級社會的精英；也是因為西藏只有現代化，西藏地區才能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以保證西藏獨特的傳統價值。

        對于前一點，只要存有對中國國家認同的中國人，應該都會贊同。對后一點，卻往往會導致分歧與爭議，似乎任何的現代化開發，都會破壞當地的自然環境以及文化傳統。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比較絕對化的感性判斷。在拉薩附近山區的植樹造林，也是用現代化手段和現代理念對自然環境進行改變，而在那曲地區，當地民眾手工挖掘蟲草，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壓力并不是可以被忽略的。當然，我決不是在為在西藏開山挖礦之類的純粹以環境為代價的逐利行為辯護，更不是主張拉薩也應該像內地的許多城市一樣大搞土地財政。用非此即彼的黑白二元論來作為判斷政策的價值觀標準，很難說得上是成熟健全思維的體現。

        作為結論，我個人依然堅持，西藏是應該而且必須現代化，但這種現代化應該是在技術進步邊界和成本邊界的約束下，以漸進的方式推行的。考慮到西藏的特殊性，現代化進程必須堅持政府主導，而不能單純遵循市場原則，政府也不能秉持“無事是好事”的鴕鳥思維，只求平安過日子，以保全長官頭頂上的烏紗。

        我的朋友，我很清楚，在很多內地“文青”的觀念中，談論西藏的現代化是一件非常令人討厭的事情，簡直是褻瀆圣地。好吧，有人這么想，這是他的權利。但是，請原諒我，我還是更多地考慮生于這片土地長于這片土地，以這片土地為現實和精神的雙重家園的各族民眾的需求，而不是僅僅閑來到此一游甚至心中一閃念的人的感受。或許有人會爭論說，你也不是西藏人，有什么資格代表西藏，人家沒準兒就是不需要現代化呢。對于這種爭論，我是真的無話可說。那句話是怎么說的來著：“要吵架，連衛生紙撕得不整齊，都可以成為分手的理由”。對吧？

        這邊開始下雪了，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