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亞太能否合作共贏？

        如果說東北亞安全、中日島爭、南海問題是推動中國一路向西戰略的外因，那么中美關系是這些外因背后的推手。亞太區域合作呈現出“經濟活躍、政治選邊”的特點，這與環太平洋國家“經濟靠中，安全靠美”的結構是互相嵌套的。

        中美關于亞太自貿區的路徑競爭也隨著本次APEC的召開又成為熱門話題。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與上海高校智庫“亞太合作與治理研究中心”以“亞太區域合作的問題與前景”為主題舉辦了第二期“外交學人政策坊”，參加討論的學者認為，中美在亞太的機制競爭背后其實是理念的競爭，中國要在競爭中堅定“發展”的目標，找到符合亞太國家需要的發展道路。

        政策坊參加學者：

        陳子雷（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東亞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焦世新（上海社科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副研究員）

        宋國友（上海高校智庫“亞太合作與治理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韋宗友（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張昕（華東師范大學地區發展研究院師資博士后）

        劉阿明（上海社科院國際關系研究所研究員）

        潘曉明（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中美經濟競爭未必是壞事

        宋國友： 目前中美之間在貿易、貨幣、亞太主導權等方面競爭態勢明顯。這種競爭存在對亞太合作意味著什么？

        首先，競爭會影響包括中美在內的地區經濟合作。從經濟學角度來講，競爭對于亞太未來的經濟合作是一種正向的刺激，刺激資源分配和效率提高，只不過從中國和美國的角度來看，競爭的優勢被遮蔽了。

        第二，從中美之外的第三方來看，除日本之外，其他國家很可能樂于看到中美之間可控的競爭。中美兩國所提供的地區公共產品為第三方提供了更多選項，他們能夠自行選擇加入哪一邊，最后得益者顯然是第三方國家。

        很多中立國家都是等著中美來出價，他們選擇加入任何一方提出的地區經濟合作倡議。因此，東盟、澳大利亞、韓國、日本等都處于“站隊”的過程，這就給中國帶來一種困擾：為什么經濟影響力不能轉變為安全影響力？

        在競爭中，中美之間誰更能獲得優勢？我的看法是，中國更能獲得優勢。

        第一，地緣優勢。如果中國能在5到10年后提升自身經濟力量，比如經濟總量翻一番、把目前一些很好的經濟倡議推行下去（例如互聯互通），那么中國目前的周邊地緣紛爭劣勢就會在那時轉化為地緣優勢。

        第二，美國究竟能夠繼續給這個地區提供什么樣的公共物品？目前，中國處于實力上升階段，相對來說，美國正在衰落，美國的財政實力很難支撐起美國的霸權。

        第三，如果沒有競爭，也就沒有比較。中國向周邊國家提供的一系列貿易金融投資體系、各類制度規則的設立，如果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被證明確實是能有助于其他國家，那么無疑美國提供的制度劣勢將會越來越明顯。

        在現實情況中，如果中國真的能夠通過亞投行的存在來告訴其他國家，我的利息比你更低，提的要求比你更少，我能夠給你更大的幫助，那么其他國家在AIB和ADB的選擇中，自然會選擇AIB，此時中國力量就能體現出來。再例如，TPP和RCEP的競爭中，中國認為適合東亞國家的機制就是好的，時間一長，他們會發現中國的經濟體制確實能幫助自己發展，這在無形中就能增進中國的地區影響力，不僅包括硬影響力，也包括規則上的影響力、制度上的影響力。

        所以我認為，中美經濟競爭對中美兩國來講可能不是一件壞事。

        焦世新：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越來越表現出很強的意愿去推動地區合作，而美國的亞太戰略本身就是旨在塑造整個東亞地區的合作進程。域內大國的經濟合作發展到一定程度，如果在安全關系上不能有所突破的話，那么恐怕經濟合作也會受到影響。所以我覺得下一階段，安全合作對于亞太大國來說，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

        如果安全問題解決不了，以后各國對相對收益更加看重。最終會使得經濟合作無法深入。

中美文明與制度的共治？

        宋國友：中美并不像冷戰時期基于軍事實力、關系到生死存亡的美蘇，中美兩國是一種和平時代的大國競爭，如果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能夠真正建立起來，美國可能會反思原來的制度設計，制度的融合未必不能成為可能。

        有一種觀點是，全球經濟的失衡導致再平衡，這包含了中國哲學理念：不可能一直走兩端，美國是一端，中國是另一端。隨著彼此的經濟互融，中美經濟都朝向中間的形態演進，中國會引入更多市場機制，而美國也會增加政府力量。最后的結果是，兩國中的任何一國不會在孤芳自賞的情況下一家獨大，而是彼此惺惺相惜。

        張昕：那就……在一起了？

        劉阿明：新型大國關系的新解釋……大國惜大國？

        宋國友：出現這種意義上的中美共治可能是最好的結果，并且這不是以權力劃分為特征的中美共治，而是文明形態和制度規則的共治。

        陳子雷：中方希望“不沖突，不對抗”，美方的回應是“既合作又競爭”。

中等強國選邊的邏輯

        宋國友：日本、印度、韓國、澳大利亞都沒有加入亞投行，這就引發一個問題：像這些中等強國在中美之間進行選擇的時候，分別是什么態度？立場，策略是什么？如果我們只把眼光放在柬埔寨、老撾、緬甸這些國家，而不去研究上述中等強國，可能是有問題的。因為在亞太，中等國家能發揮非常大的作用。從TPP談判國家中很清楚地可以看到，美國是抓住這些中等國家。中等國家為什么會選擇和美國在一起？它們對中美新型大國是怎么看的？

        陳子雷：我們的小兄弟是“赤腳”的，他們是“穿鞋”的。但新加坡是鐵了心是要參加亞投行的。韓國是想參加的，但美國給它很大的壓力，沒能扛住。澳大利亞是最麻煩的，在軍事安保上是美國的準同盟，在亞投行和貿易上，中國和澳大利亞很難談。這還是所謂的政治傾向和價值觀的問題。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澳大利亞旁邊的新西蘭，中新FTA簽了，因為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雙邊關系中也存在問題。所以我提倡我們不妨嘗試也搞一個環太的升級版FTA。中國仍然有諸多的政策選項。

        潘曉明：我們和美國、日本都想保持一種和平的關系，我們的心態其實沒有變，但實際情況是，美國、日本、澳大利亞這些原有的體制建設者維護者，對中國崛起感到深深的不安。宋老師提到我們是否能建立制度上的融合？在這些國家的價值觀和優越心態下，它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關于亞投行的國際報道就可見一斑。

        美國日本怎么想，怎么反應，我們是沒法控制的，我們能控制的是我們自己，就是我們想要什么？中國國內的改革應該做什么，相應地在國際上我們能做什么來維護國內的改革目標？特別是別人攻擊我們的時候，我們能作何反應？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可以做好的。

        張昕：到底如何界定中國所主導的一系列新金融安排的性質？是世界銀行的融資規模不足、或是亞洲開發銀行投資規模不能滿足亞洲國家金融需求，而中國經濟實力上升后，建立出一個額外補充的平行機構？還是說這一機構帶來的是完全不同的新變化？

        目前在亞太地區美國中國各自主導一套貿易機制，以中國主導推動的機制在形式上有替代體系的特征，但是目前出現了一些第三方國家試圖兩邊都站隊的表現，那么這可能說明中國自身還是處于原先的體系內，其主導推動的體系和美國主導的體系在本質上沒有太大區別。

        那么，如果中國主導的體系有可能成功，那么它成功的制度基礎、甚至是哲學基礎究竟為何？這也是一個問題，但實踐層面現在我們還處于一個剛起步階段，還需要時間進一步觀察。我想，如果在相關理論上再深挖一下，可能對我們現在關注的實際問題，比如亞洲開發銀行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間的關系、幾種平行的貿易機制的性質、幾種機制之間究的關系等等問題帶來更有意思的視角。

        劉阿明：亞太區域合作現在呈現一種亂象，在亂象中思考可能要抓住一條主線：到底中國的亞太區域合作的戰略目的到底是什么？

        好比說，我覺得在原有體系里已經成長到足夠大，我可以另拉一伙人建一個體系，哪怕我這個體系現在不如美國強，但是我覺得可以試一試。

        還是說權衡下來，滿足于在既有體系中繼續成長？

        如果確定了戰略目標的話，那么中國對TPP的認識，對RCEP的規劃就是另外一個路子。我們把RCEP弄得和TPP越來越像，最后大家也就融合了，這是一種。

        但如果是要另組一個體系，那RCEP和TPP的對抗以后會越來越明顯。

        陳子雷：10+3中國還能主導，10+6就難了。我想這就是日本把印、澳拉進來的主要目的。

        宋國友：有個有趣的說法是，TPP要成功，必要拋開日本，RCEP要成功，必要拋開印度。各做減法，減一個就能成功。

        張昕：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建立的是不是一個平行體系？這個平行體系是不是新的？現在還太早，看不出來。如果以現在出現的金融機構的平行體系看來，我們還不知道亞投行在實踐中會有什么樣具體的制度安排，到底只是貸款利息高低的差別呢，還是在貸款的分配以及后期更長遠策略的安排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有本質的區別，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陳子雷：美國雖然不歡迎亞投行，但是只要還是拿著美元搞投融資，美國就一點也不擔心。

中國能否為亞太合作注入新理念

        韋宗友：中國人喜歡和諧、和平，希望平等。關鍵是這些價值能否落實，通過制度加以實施。

        陳子雷：談到和諧，中國傳統的和諧關系主要是基于君、臣、父、子這樣的儒家思想，他們之間的關系雖然不平等，但是卻并不影響構筑整體和諧的社會關系。這些主體之間有著嚴密的社會分工，各司其職，承擔著各自的社會義務。現在我們提倡的和諧主要還是基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國際關系。現在的主要問題是，世界能否接受中國的文化？

        宋國友：我們的外交就要實現“精準營銷”，對不同國家要有不同定位。

        劉阿明：既要有精準定位，也要有普遍性。我認為在現在所有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開放性”，這里的開放是指包容，比如我們要匹配TPP理念:高標準、全包括、范圍廣、面向21世紀，在經濟方面的區域合作要“去政治化”。

        潘曉明：這個理念應該是能向亞太國家推行的。在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問題，我們的價值是什么，我們提倡的制度又如何在亞太國家間創造新的經濟平衡。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是：我們需要謀求什么樣的利益？無論是什么FTA，還是最近的AIIB，怎樣才能實現我們的達到利益，包括近期利益和遠期利益？我們能滿足對方多少訴求？

        另外，我們如果想領導整個亞太地區，我們未來能將亞太地區引領到哪個方向？我們要以更實際、最大限度發展經濟動力的眼光去看待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發展。

        （“外交學人政策坊”是澎湃新聞“外交學人”欄目發起的一項外交政策研究交流活動。旨在給學人同行創造機會進行跨學科討論，共同提高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