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決心消除所有對日本國際雄心的質疑，并重申日本作為“一等國家”的地位。為達到這一目的，安倍政府采取了一個進取的國內政策議程，即首先重振經濟，以便為高姿態的國際角色打下基礎。安倍的信心與政策焦點已經引起對日本“再軍事化”（remilitarization）的批評與不安，以及對日本和中國正投入一場具有潛在危險的東亞軍備競賽的日漸擔憂。然而，日本再軍事化的前景是虛幻的，就如同對東亞即將發生戰爭的擔心一樣，盡管發生誤判或意外沖突的可能性是真實存在的。        

        毫無疑問，安倍想要改變日本的地區安全角色。其政府已經通過了《特定秘密保護法》，建立了國家安全保障委員會，以立法形式使日本能在危機中更加應對自如。他還出臺了一個國家安全戰略，并重新解釋和平憲法以允許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關于獲得進攻性打擊能力的討論也在日本復活了。最重要的是，安倍想要重振日本人的自豪感和愛國精神。        

        然而，束縛仍然存在。對憲法的重新解釋中仍有嚴格的限制條件。公眾仍然從根本上反對一種積極進取的外交政策，并深刻懷疑軍隊扮演的任何角色。（需要記住的一點是，日本只擁有“自衛隊”；這也許是在語言上耍的花招，但卻是這個國家 “再軍事化”之前必須面對的一個心理障礙。）大部分日本民眾反對安倍參拜靖國神社；民意調查始終顯示，除環境問題之外，很少有日本人認為他們的國家應該扮演一個地區性的角色，認為日本應該扮演全球性角色的人則更少。        

        日本未來的防衛能力還有其他方面的、同樣強有力的限制條件。首先就是預算。安倍去年提出的五年計劃使 2014 年的防衛開支上升了 0.8%，并提議在 2018年之前每年保持 3%的增長率。這些增長如果能夠全部得到實施，將可能達到 90億美元，比當前的防衛預算增長 16%。這實在算不上再軍事化。

        把這些提議中的增長放到歷史背景中看，扣除通貨膨脹因素，日本的防衛開支在過去 25 年中只增加了 30%。實際上，日本在 2013 年略微減少了其防衛開支（下降 0.2%），自 2009 年以來，防衛預算下降了 0.5%。客觀地看，安倍提議的防衛開支增長實際上是克制的。        

        當我們考慮到日本所購買的武器種類時，這種克制就更加明顯。日本海上自衛隊已經是一支十分強大的防御型海上力量，但很少有分析者把計劃中的擴張看作創建一支可以投送力量的藍水海軍的真實嘗試。2013 年 10 月，日本海上自衛隊參謀長河野克俊上將強調，將把掃雷、反潛作戰、打擊海盜等能力以及指揮和控制的現代化作為未來的發展重點。而日本未來的防衛采購能力也存在實質上的限制。正如菲利普?德?科寧（Philippe De Koning）和菲利普?利浦西（Phillip Lipscy）指出的，日本的人事部門開支巨大，以至“把重點從獲得轉向了保養，維修費用飛漲：在冷戰結束時，維修費用大概是采購費用的 45%，而現在高達150%。”簡而言之，雖然日本的軍事力量非常強大，并且把島嶼防衛放在優先位置，但這與向自己的島嶼之外投送力量還相去甚遠。        

        此外，當前的防衛預算增長僅僅是預計的：安倍想要的和他實際得到的之間也許會有很大的差距。增加防衛預算取決于日本的經濟狀況，通貨膨脹可以消耗任何在防衛開支上的增長。如果經濟總體上表現欠佳，想要集中資源增加軍費將十分困難。到目前為止，經濟數據有好有壞。日本央行正盡全力終止通貨緊縮，物價開始緩慢回升（雖然通脹率 2%的目標仍未達到）。政府繼續采取刺激措施，但增長仍然難以捉摸。在 4 月 1 日消費稅上調之后，2014 年第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下跌了 1.8%。經濟學家可以解釋季度波動；但更令人煩惱的是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結構改革，還鮮有成功的證據。支持者說，現在就評判改革努力為時尚早，但需要盡快有樂觀的跡象出現，否則日本將面臨所有可能的最糟糕狀況：上漲的通貨膨脹，停滯的工資和上升的政府債務。在那種狀況下，安倍的雄心壯志就不可能實現了。        

        更令日本防衛鷹派煩惱的是人口趨勢。日本有接近 26%的人口在 65 歲以上，該數字到 2035 年將超過 33%。這意味著在政府預算——或者至少是已經占到國內生產總值 31%以上的公共福利開支——增長的同時稅收縮水，為養老金提供財源將日益艱難。老年人口會反對把有限的稅收用于軍事，特別是當這意味著在健康和長期醫療上投入更少。而老年人將會投票，這意味著他們的偏好會得到反映。老年人更加保守，比較不愿意承擔風險——包括軍事冒險。他們更不會愿意把這個國家最珍貴的資源——年輕人——派上危險的征途。        

        日本有一些人堅持認為，他們的國家應該變得“更正常”，應該在提供國際或地區安全的公共產品方面承擔更多責任；但這與更多的日本民眾所持有的、同樣強有力并令人信服的信念相抵觸，后者認為他們的國家應做出的最大貢獻之一是充當堅定的“尋求和平的國家”的典范。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人把和平主義視為“搭便宜車”（cheap riding），但這無論如何都是過于憤世嫉俗的解釋。許多日本人真誠地相信他們國家的憲法是保證和平的重要而且獨特的工具。對于他們來說，這個國家戰后的歷史是和平憲法的力量和日本“軟實力”的閃光的例證。憲法第九條被提名 2014 年諾貝爾和平獎就是這種心態的一個表現。盡管安倍政府追求對憲法的重新解釋——或者正是因為如此——這樣的信念仍起到了平衡任何輕率行為的作用。        

        簡言之，雖然安倍謀求讓日本變成一個活躍的地區性和全球性力量，他的國民是否會和他保持一致仍然是個未知數。這個國家總體上看更專注于國內而不是國外。        

        也許對日本全球角色的最有力限制來自外部。一個關于歐洲在 1914 年的經歷有可能在一個世紀后的亞洲重現的恐怖預兆已經出現，民族主義、現代化和領土爭端最終通向戰爭。然而，日本在二十世紀的變革及其導致的帝國主義，產生于不同的環境。19 世紀末，日本面對著已經將南亞、東南亞和東亞幾乎完全殖民地化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在后者的武力逼迫下向國際貿易打開了國門。清王朝——擁有這個地區霸權超過 200 年的國家，正受困于內亂和外患。傳統上維系東亞國際關系的整個地區規范和制度體系，隨著代表現代國際關系的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取得支配地位而分崩離析了。在所有東亞國家嘗試理解、反應并做出調整以適應西方的到來之時，出現了一個貫穿東亞的權力真空，或許更重要的，是一個深刻的知識真空。        

        日本在 19 世紀末面臨一個選擇：等著被殖民甚至作為一個國家消失，或者進行激進的變革。它選擇了后一條道路，并且做得異常好。在一代人之內，它就成為亞洲的領先國家，并在戰爭中打敗了一個西方帝國主義強國。日本采取了西方的政策和在很多方面的實踐，并做得比它的西方“導師”還要好，成了一個西方需要認真對付的全球工業和軍事力量——但它的“青出于藍”并不總是在好的方面。        

        日本在 2014 年所面臨的國際環境與一個世紀之前截然不同。沒有西方列強在威脅著這個地區，中國再次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印度同樣在上升，韓國、印尼等中等國家也在尋求國際空間。沒有任何力量真空或知識真空需要填補。區域內的其他國家有著各種伸張自身利益和抑制復仇力量復活的手段，無論這種力量是中國還是日本。日本與其鄰國間的差距比起一個世紀前已經小了很多。今天的韓國是一個富有、強大并且正在尋求自己未來遠景的民主國家；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不再是殖民地，而是憑著自己的實力成為安定的國家。此外，國際體系的規范也發生了改變。單方面改變現狀已不再被接受。或許最明顯的是，該區域的經濟已經由于貿易、投資和旅游而相互交織在一起。        

        坦率地說，與我們的直觀感受相反，今天的國際環境比起 100 年前要和平、穩定得多，盡管日本在其所稱的“離島”與中國爭執不休。雖然中國和日本在“尖閣列島”（即我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譯者注）問題上爭吵，但中日兩國都沒有啟動通向戰爭的步驟——雙方都沒有對對方實施制裁或是限制它們之間龐大的雙邊貿易和投資，雙方的漁民和海岸警衛隊相互對峙，但海軍并未交火。或許最重要的是，雙方都確定無疑地接受對方國家的存在——沒有征服或殖民化對方的企圖。所以，盡管可能會發生意外事件，且需要謹慎地處理，但這與計劃消滅對方或征服對方國家及其人民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

        韓國和日本之間也存在緊張的海洋爭端，像中國人一樣，韓國人對日本過去的行為也有著痛苦的記憶。但正如中日關系一樣，日韓之間也不太可能爆發戰爭，雙方準備將它們各自的主張訴諸戰爭以外的方法。摩擦持續不斷，緊張時漲時消，但韓日兩國的政治家和民眾都理解積極的雙邊關系具有的價值和重要性。兩國間的爭吵嘈雜而尖刻，但感情上的厭惡對雙邊關系的影響仍然受到限制。

        坦率地講，并沒有跡象表明日本處在國家存亡的險境。如果生存威脅并不存在，那么凝聚國家意志去創建并維持一支足以投送力量并威脅其鄰國的軍隊的情況就不會發生。        

        最后是關于美國。美國相當嚴肅地扮演著地區安全保證人的角色。亞洲再平衡戰略是美國在這一地區日漸增加的利益的明確表達，它有力地提醒人們，華盛頓將保持對亞洲事務的深入參與。這種參與的核心部分就是美國的同盟體系，美日同盟歷史上一直是該地區最重要的伙伴關系。但眾多研究顯示，美國的同盟也是華盛頓影響這些盟國外交政策的工具，特別是用來限制它們擾亂地區秩序的能力。如果放任盟國自行其是會帶來地區不穩定，那么美國就不會那么做。美國對安倍首相 2013 年參拜靖國神社表達“失望”，就證明了華盛頓是不會猶豫對任何威脅地區穩定的國家——即便是它的盟友——表達擔憂的。總之，一些國家抗議美國準備給東京“松綁”，讓它自行其是，那是荒謬的。        

        需要指出的是，從歷史上看任何一屆日本政府的第一要務就是維護與美國的同盟。當日本政客或民眾擔心同盟管理不善或受到冷落時，政府就會垮臺。（當然，美國并沒有空頭支票。）隨著與中國之間緊張關系的不斷升溫，對同盟的需求在日本更有說服力了。除非美國的政策出現不可預見的突變，美國如果擔心東京會對地區事務造成不穩定的影響，就會約束日本。        

        這意味著什么呢？首先，應當破除有關日本正在再軍事化并對地區構成威脅的說法。日本的防衛政策正為適應一個變化著的地區環境而演變，但認為日本可以威脅其鄰國的觀點是不可靠的。它既沒有這樣做的意愿，也沒有這樣做的能力。      

        而且，國際環境早已時過境遷。盡管軍事沖突并非不可能發生，但使用武力的規范已經與 100 年前不同。在當下，安倍政府的一項外交政策是拒絕任何國家任意或單方面改變現狀的權利。如果一個再軍事化的日本構成威脅，那么其最重要的前提恰恰是否認這一原則；否則，任何類似的政策改變從本質上說只是防御性的，用以防范針對日本的單方面行動。

        那種認為一個再軍事化的日本會動搖亞洲穩定的論點似乎是說，區域穩定是脆弱的。它假設其他國家缺少對抗一個侵略性日本的有效手段。然而，與 100年前不同，亞洲國家，即便是那些小國，都愈發能夠保衛自己的國家利益。還有國際制度和法律機制保護它們的主權。與它們的自身能力相結合，這應該完全足夠了。最重要的是，亞洲已經深深地融入國際體系和全球經濟之中。如果 150年前殖民主義國家的工作原理是“分而治之”，那么今天“區域穩定與和平”就與這個世界利益攸關。這些機制、體制和信念的結合，對任何尋求單方面利益或企圖擾亂地區穩定的國家，都形成了強有力的限制。

        第二個令人信服的結論是，美國人以及其他希望看到一個堅定自信、雄心勃勃的日本的人，將會面臨失望的風險。日本將變得強大而安全，但從長期看不大可能真正成為一個在國際舞臺上積極有為的國家。對美國來說重要的是，從實際出發，把對日本外交政策的期待縮小到更現實的范圍內，確保這個強大的聯盟持久存在。日本可以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國家，一個在社會、人口和經濟轉型中保持富裕和民主的鮮活而有啟發性的實例。（我們得假定，即便是這樣的角色日本也不一定能勝任。）但它可能不會成為我們想象的那種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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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題“The Myth of Japanese Remilitarization”，發表于 The National Interest 網站。布拉德?格羅瑟曼（Brad Glosserman）是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執行董事；康燦雄（David C. Kang）是美國南加州大學國際關系與貿易教授、韓國研究所主任。本文中文版刊于由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海外智庫觀點要覽》2014年10月20日第5期。郭彩琛譯，歸泳濤校。“澎湃”經授權轉載，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