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普”數據顯示，與2010年相比，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個百分點。圖為2021年4月14日，北京，由一批六七十歲老人組成的“時尚奶奶團”穿著旗袍參加電視節目彩排。人民視覺 圖

最新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七普”）主要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大陸地區，下同）人口達到 14.1178 億，與2010年進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六普”）時相比，增加了 7206 萬人。這說明，雖然我國人口增速有所放緩，但仍然保持了較為平穩的增長態勢。

在人口總量繼續增長的同時，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在加速。高度關注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影響和沖擊，是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要之舉。

人口結構上的積極變化和嚴峻挑戰

從“七普”數據來看，我國的人口結構變化有積極的一面，但也有需要高度重視的挑戰。

從積極面來看，地區結構進一步優化，人口向經濟發達區域、城市群進一步集聚。數據顯示，東部地區人口占總人口的39.93%，中部地區占25.83%，西部地區占27.12%，東北地區占6.98%。與2010年相比，東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個百分點，中部地區下降0.79個百分點，西部地區上升0.22個百分點，東北地區下降1.20個百分點。

從性別結構來看，性別失衡的情況有所緩解。其中總人口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為105.07，比2010年（105.2）略有降低。特別是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1.3，較2010年下降6.8。

從城鄉結構來看，城鎮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其中城鎮人口占63.89%，鄉村人口占36.11%。與2010年相比，城鎮人口增加23642萬人，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4.21個百分點。

這些積極變化，改善了人口結構，使經濟社會發展更加協調和健康。

但是，人口結構變化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化，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方面將帶來很大的沖擊，需要引起高度的關注。

“七普”數據顯示，我國0-14歲人口為25338萬人，占17.95%；15-59歲人口為89438萬人，占63.35%；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02萬人，占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9064萬人，占13.50%）。與2010年相比，0-14歲、15-59歲、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別上升1.35個百分點、下降6.79個百分點、上升5.44個百分點。而且從長期來看，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和老年人口的上升幾乎呈現單邊變動的趨勢。（參見圖1）

圖1. 2010-2020年不同年齡結構人口比例的演變

勞動年齡人口大幅下降、老齡人口快速上升，凸顯未來我國老齡化程度正在不斷加深，中度老齡化社會（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4%）已近在咫尺。

實際上，從“七普”分地區的數據可以看出，2020年已經有遼寧（17.42%）、重慶（17.08%）、四川（16.93%）、上海（16.28%）、江蘇（16.20%）、黑龍江（15.61%）、吉林（15.61%）、山東（15.13%）、安徽（15.01%）、湖南（14.81%）、天津（14.75%）、湖北（14.59%）12個省市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

雖然0-14歲人口的數量和占比有所上升，但考慮到放開二胎是2015年以后的事情，所以這部分人口進入勞動力隊伍尚需要一定的時間。這也說明，目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繼續下降還將延續很長一段時期。相應的是，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的過程也將延續下去。據預測，2025年“十四五”規劃完成時，我國60歲及以上的老人將接近3億，占總人口的20%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將超過2億，占總人口數的約15%。

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和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抑制作用

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和不斷加深的老齡化，將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總的來講，將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抑制作用。這是因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意味著創造財富的人少了，而老齡化又會使參與再分配的人口增多。

不僅如此，人口結構的這種變化還會降低社會的儲蓄率，儲蓄率的降低又會拉低投資率。自2008年以來，我國的居民儲蓄率開始出現趨勢性下降。據統計，2019年，我國總儲蓄率下降至44.6%，連續九年處于下行區間，較2010年階段性的峰值51.8%下降了7.2個百分點。在消費方面，由于老齡人口的消費傾向要顯著低于年輕群體，盡管老齡產業也會隨之更加繁榮，但對全社會的總消費依然會帶來消極影響。（參見圖2）

圖2. 2010-2020年儲蓄率和消費率的變化

投資和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如果兩者出現了萎縮，那將直接對經濟增長形成負面沖擊。

實際上，我國近十年來經濟增長出現壓力增大、增速放緩的趨勢，與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和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息息相關。

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增速曾在2009年高達30%以上，此后一路下滑，2015年后降到個位數。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但在制造業投資方面，增速同樣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降。在“十三五”期間，制造業投資增速甚至低于名義GDP的增速。與此同時，消費增速也同樣有所放緩。

一般來說，在一個人的生命周期中，青壯年是收入最高的時期，因而也是消費能力最強、消費意愿最高的時期。此后隨著進入退休狀態，收入水平也會隨之而降低，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因此而下降。

從實際情況來看，盡管我國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和退休人員的養老金都在上漲，但消費的增速也呈現乏力的跡象。2011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了18.5%。2017年回落到10.2%，2019年進一步放緩到8%。

在投資和消費增速乏力的作用下，我國的經濟增速也逐年下降。2010年，我國的GDP增速尚在10%之上，此后逐級下滑，2015年下降至7%以下，2019年為6.1%，2020年疊加疫情的影響，增速為2.3%。

毫無疑問，GDP增速緩步下滑，除了高速增長之后的正常調整、基數越來越大等因素的影響，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和人口老齡化的加深無疑也是重要因素。

人口紅利一直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比較優勢。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充分利用了勞動力隊伍數量多、成本低的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外向型經濟，使得我國在很短的時間里完成了經濟起飛所需要的資本積累和技術儲備，為隨后的長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近年來，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我國勞動力成本也隨之不斷攀升。目前，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與發達國家間差距在不斷縮小，且絕對勞動力成本水平已超過部分東南亞國家。

按照世界銀行的測算，目前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1萬美元，幾乎是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的2倍。特別是在與我國國情相似的國家中，我國的勞動力成本顯得更高。比如，同期越南的人均GDP只有3500美元左右，僅相當于我國的三分之一。而印度由于受到疫情的影響，人均GDP甚至下降到不足2000美元，還不到我國的五分之一。（參見圖3）

圖3. 2010-2020年勞動力成本變動趨勢

按照未來的人口趨勢，我國的人口紅利極有可能在2030年前逐漸消減，勞動力成本也將進一步提高。這也是近些年來不少勞動密集型產業紛紛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等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和老齡化對財政及社會保障的壓力也在不斷加重。2020年，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情況下，我國財政收入下降了3.9%，但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規模達到32581億元，同比增長10.9%。在養老金方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2月底，全國基本養老、失業、工傷保險基金總收入5.02萬億元，總支出5.75萬億元，累計結余6.13萬億元，基金運行總體平穩。但由于各地的財政能力不均衡，財政收支狀況地區差異性較大，養老金給地方政府帶來的壓力也有所不同。特別是對那些財政狀況不好，收支缺口較大的地方來說，養老金支出帶來的壓力更是沉重。

事實上，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與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我國社保基金的可持續發展面臨極大挑戰。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2019年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測算顯示，2027年我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將達到峰值，然后開始迅速下降。據這份報告測算，2019至2050年間，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當期結余在勉強維持幾年的正數后會開始加速下滑，即便是在考慮財政補助（“大口徑”）的前提下，預計到2028年就會出現當期結余為負，最終到2050年當期結余墜落到-11.28萬億元。與此同時，我國財政的赤字率也節節攀升。2010年，財政赤字率僅為1.65%，到2020年已經攀升到6.21%。（參見圖4）

圖4. 2010-2020年國家財政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財政赤字率

實施更加積極的人口政策

面對人口結構的快速變化，應對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和老齡化帶來的挑戰，需要我們實施更加積極的人口政策，未雨綢繆，多管齊下。

一方面，進一步考慮放寬計劃生育政策，采取多種措施降低生育撫育成本，形成人口友好型政策支持體系。同時高度重視人口素質的提高，努力以“素質紅利”取代“人口紅利”。另一方面，加快推出延遲退休政策的步伐，挖掘老年人力資源，將更多的老年人口納入勞動力隊伍中來。與此同時，不斷完善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確保養老金的安全運行和可持續發展，兜牢“老有所養”的政策底線。

應該說，人口結構的變化既帶來了機遇，又帶來了挑戰，只要未雨綢繆，精準施策，就能夠將不利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使人口結構的變化更好地契合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目標的需求。

（本文正文和制圖所用數據，除有出處的之外，均源自國家統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