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有的人是自由派有的人是保守派？為什么有的人愿意去投票？為什么有的人支持墮胎和同性戀權利？大多數人會說，一個人的政治信仰和行為受父母、同輩和同事以及個人經歷的影響。但在過去的20年里，政治科學家和心理學家通過遺傳學和神經科學的研究，宣稱一個人的政治信仰在其出生時就注定了。這個新的研究領域即基因政治學（genopolitics）。僅在過去4年里，學術期刊上就發表了40多篇這個領域的論文。美國《新共和》雜志近日對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展進行了梳理。

基因決定你的政治立場嗎？

        這個領域的奠基之作是由阿爾弗雷德（John K. Alford）、方克（Carolyn Funk）和希賓（John R. Hibbing）這3位政治科學家發表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2005年5月刊上的一篇論文。論文題為《政治取向是由基因遺傳的嗎？》，作者稱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長久以來的觀點分歧可由基因遺傳來解釋。這篇文章發表后，學術界又發表了許多建立在其研究方法基礎上的論文。

        阿爾弗雷德、方克和希賓稱美國人可以分為自由派和保守派。他們之間的不同可以通過政治科學家和心理學家設計的調查問卷來區分。兩派的區別表現在以下議題的態度上：死刑、同性婚姻、核武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根據支持或反對可以區分這兩派。社會科學家和其他研究者認為當前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歧可以回溯到幾個世紀前，這種分歧植根于深層的、跨文化的差異。

        阿爾弗雷德、方克和希賓將價值取向上的兩個極端分別稱為“絕對論者（absolutist）”和“語境主義者 （contextualist）”。絕對論者“強烈地懷疑外部集團，渴望內部群體團結和強有力的領導。”其他一些基因政治學的支持者接受這個分類，但是用不同的術語來描述絕對論者。舉例來說，心理學家路德克（Steven Ludeke）、約翰遜（Wendy Johnson）和布查德（Thomas J. Bouchard）在《個性與個體差異》這篇文章中，用“傳統主義”來取代“保守主義”這一極端。希賓、 阿爾弗雷德和史密斯（Kevin B. Smith）在今年的《行為和腦科學》上寫道，“這兩種最初的思維的分歧遍布整個人類的歷史。”

        根據社會科學家的說法，這兩種最初的思維傾向以及目前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差異，是基于基因差異。阿爾弗雷德、方克和希賓寫道，“人類行為傾向和能力的不同是由于基因層面根深蒂固的不同。”當然，保守主義思維傾向的人群與自由主義思想傾向的人群相結合，這種鴻溝可能消失。但政治科學家認為，通過“選擇婚配”，即尋找與自己政治基因相匹配的配偶，分歧將是永久的。并且這種政治分歧還會通過基因傳遞給后代。

        政治科學家用來論證基因遺傳的基本方法是雙胞胎研究。這些研究比較同卵雙胞胎（有相同的基因）和異卵雙胞胎（有一半的基因相同）的政治態度。如果同卵雙胞胎呈現出的體征、信仰或態度的相似度比異卵雙胞胎高，則這種較高的相似度可被視為源于同卵雙胞胎更高的基因相似度。根據調查問卷的結果，政治科學家稱同卵雙胞胎比異卵雙胞胎的政治態度相似度更高。

        政治科學家哈塔米（Peter K. Hatemi）和麥克德爾莫特（Rose McDermott）支持阿爾弗雷德、方克和希賓的論點，即不同的基因組合可以創造“廣泛卻截然不同的政治信仰表現”。當人們選擇具有相似基因組成和“相似的社會和政治態度”的丈夫和妻子時，政治態度可以從父母遺傳給孩子，并延續幾代人。

        政治科學家并不否認“環境”—— 包括父母、學校、工作、競選辯論和媒體—— 影響人們的政治判斷，但根據阿爾弗雷德、方克和希賓的觀點，心理和生理是行為和態度的基礎。根據他們的觀點，只有基因能解釋“美國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政治光譜分布的持久性。”換句話說，一個人不了解基因基礎就不能理解當代政治。

對基因政治學研究的質疑

        這個理論可信嗎？關于基因政治學有兩個問題。一種是科學的，與其方法論有關，特別是這個理論所使用的雙胞胎研究以及由此產生的關于遺傳基因的假設。另一個問題是關于社會科學家對政治和政治歷史的假設。

        研究者使用雙胞胎研究來證明某些信仰或行為是遺傳的已經超過80年。在運用這些研究時，社會科學家假設同卵雙胞胎和異卵雙胞胎都是在相似的環境下長大，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差異，也不影響結果，即“相同環境假設”。但如果同卵雙胞胎相比異卵雙胞胎，更易在相同的環境下成長（相同的朋友、經歷，被父母和他人以相似的方式對待），則可能他們政治取向相似的結果是由于他們的更相似的環境而不是更相似的基因。

        雙胞胎研究的批評者指出，同卵雙胞胎可能在更相似的環境下成長，這些更相似的環境導致更相似的行為。相比異卵雙胞胎或普通兄弟姐妹，因為同卵雙胞胎相似的外表，他們被他們的父母和外部世界以更相似的方式對待和相互影響。他們之間的聯系也更緊密。這些因素可以強烈影響較大相似性的雙胞胎的行為模式的發展。

        社會科學家也提出了基因和環境因素之間的關系的假設。他們假設可以將基因從環境影響中隔離開來，并給基因影響人們的政治信仰分配一定量的比重。但是遺傳學家不相信基因單一決定論。相反，他們認為基因和環境共同影響。例如，一個人可能因遺傳基因有患某種疾病的可能，但只有在感染了特定的細菌之后才會患病。所以根本不可能假設一個基因，或一組基因可以決定某種態度或信念。

        社會科學家承認基因與環境交互影響，但在他們的理論中，他們把兩者作為獨立的變量，并將一定的百分比分配給基因和環境的影響。他們還認為，基因的結合將產生持續不變的政治觀點。但這與基因理論以及政治歷史并不相符，政治觀點是不斷變化的。當環境發生變化時，調查問卷中所反映的表現和內容（如政治傾向）可以輕易改變。

        最后，基因政治學說的支持者認為，如今美國政治中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的分歧在過去和全球范圍內都是適用的，并且產生這個分歧的原因可由基因學來解釋。 阿爾弗雷德、方克和希賓寫道，“現代美國保守主義所持有的政治態度和其他國家保守派及美國早期保守派所持的觀點沒什么不同。”

        《新共和》認為，這個假設是非常值得懷疑的。當前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分歧被夸大了。基因政治學的支持者試圖將美國分為自由派和保守派，但事實上選民的政治立場劃分要復雜得多。皮尤最近將選民分為8個不同的類別。如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溫和派以及自由派和保守派等。社會科學家認為保守主義“服從傳統權威”，但田納西州參議員蘭德·保羅或茶黨成員尋求彈劾總統，又怎么能被稱為保守派？新英格蘭清教徒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拿破侖呢？

        希賓、史密斯和阿爾弗雷德最近引入了一種新的深層概念，從自由主義思維傾向中區分保守主義，他們稱之為“消極偏見”，并以此來描述保守派，他們聲稱這樣一個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斯巴達和雅典。他們寫道，“消極偏見是這樣一種原則，即負面事件在多個事件的組合中更令人感到陌生、更具影響力并占據主導地位，通常比正面事件更有效力。”他們推測，這種消極情緒的偏見可能起源于更新時代（Pleistocene epoch），也許許多保守派是穿著現代服裝的遠古穴居人。但消極取決于觀察者自身的視角。自由主義者將隱藏和攜帶槍支法律視為一種威脅，保守主義則不這么認為。自由派認為全球變暖是一個威脅，保守派也持不同立場。政治生活中最有爭議性的一些問題都是在辯論同一件事情到底是正面的還是負面。

基因政治學為什么在學界火了？

        基因政治學帶來的真正的問題是：為什么如此之多受人尊敬的學者對其深信不疑？一個原因可能是學者追求嚴格的專業性。社會科學家一直在尋找一種方式能使他們脆弱的主觀推測在科學領域站住腳。一篇論文里數學符號和復雜的流程圖或神秘的圖表越多越好；20世紀哲學充斥著人們試圖將語言簡化為數學公式的嘗試。試圖將人類的行為用神經元和基因來解釋，只是試圖將社會科學變為真正的科學的一個最新例子。

        另一個原因可能與當代政治有關。自1990年代以來美國政治深陷兩極化和僵化的困境，政治科學家們對此感到疑惑。他們不理解為什么在20世紀和21世紀早期保守主義運動獲得推動力，尤其是在看似和自由主義者有共同利益的工薪階層選民中。保守主義在2004年的選舉中的成功似乎特別令人費解，并引起了多次以地緣政治為視角的推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