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嘗作妙譬，謂自讀書治學而言，曾國藩沒有走“專家”的道路，而是完成了自己的“士大夫之學”，庶幾等同于西方的“通識”教育。淵源于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的“通識”教育，與中國傳統“士大夫之學”一樣，皆以塑造完美人格為最高理想，而不僅追求精于一藝的專業成就（廣西師大版《余英時文集》第九卷）。不賢識小，謹就所知，對這個題目發一些謬論。

單日讀經、雙日讀史

        道光十八年，曾國藩中進士，點翰林，隨即衣錦還鄉，在湖南打了大半年的“擺子”與“秋風”。打擺子，謂此身已是金馬玉堂中人，在家鄉地方待人接物，架子很大，口氣不小，頗有不可一世之概；打秋風，則謂從親戚、朋友、鄉紳、土豪與地方官處，收到不少紅包，吃了不少酒席。二語皆國藩自道，不是誹謗。       

        在家耍一年，他才到北京正式上班。從此，他才真正明白長安居大不易的滋味。缺錢是題中應有之義，不贅，發現自己學問不夠才是最令他苦惱的事情。當然，能在嚴格而艱難的考試中脫穎而出，年未而立做了翰林，成為傳統中國的精英，已經很不容易。所謂學問不夠，不是說在當時四億國民中，他水準如何，而是看與在京的精英比較，他水準如何。很不幸，國藩自覺不佳，生怕再不努力就要失了“詞臣體面”。       

        余先生的老師，近代學者錢穆先生，在民國二十四年寫了一篇《近百年來之讀書運動》，解釋清代道光朝以來讀書風氣的變化，特別選取陳澧、曾國藩、張之洞、康有為與梁啟超為代表，介紹并點評他們“對后學指示讀書門徑和指導讀書方法的話”。曾國藩在五人中官爵最高，事功最大。錢先生是博學而高明的學者，談的又是讀書問題，特意把曾國藩列進去，可以想見，國藩在發現自己學問不夠以后，“困知勉行”，獲得了不小的成就。       

        凡人讀書皆有課程，國藩也不例外，用他的話說，就是“剛日讀經，柔日讀史”。日子怎么分剛柔，難道是硬一天，軟一天？非也。解釋很簡單，就是單日與雙日。不過，不是初一單初二雙這樣的單雙，另有講究。古代以天干計日，如甲子日，甲是天干。天干有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其中，甲丙戊庚壬，這五個天干居于奇位，屬陽剛，故稱剛日，也就是單日。乙丁己辛癸，居偶位，屬陰柔，故稱柔日，也就是雙日。日別剛柔，最早大概見于《禮記》：“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單日讀經書，雙日讀史書，這是曾國藩讀書課的基本日程。      

        經書與史書，是泛稱，具體是哪些書呢？國藩認為，必讀的四書五經以外，還有一些不得不讀，要認真讀反復讀的書，其中以《史記》、《漢書》、《莊子》與韓愈全集最為重要。《史記》、《漢書》與《莊子》，幾乎是所有傳統中國讀書人的必讀書，而韓集也列為必讀，則體現了國藩個人的興趣。國藩的朋友發現，在寫重要文章，甚至寫奏摺之前，國藩會隨手抄起一冊韓文，翻來覆去的看，直到看出了靈感，才開始寫自己的文章。可見韓愈對他十分重要。      

        此外，還有四種必讀書。先說《資治通鑒》、《文選》與《古文辭類纂》。《通鑒》是編年史，從先秦講到五代，是國藩“柔日讀史”的主打書目——他也買了二十三史，只是不如《通鑒》讀的熟?！段倪x》是先秦至南朝的古代文學選集，《古文辭類纂》選錄從戰國到清代的古文（即相對駢文而言的散文），二書也在傳統讀書人的基本書目，不必詳說。值得多說兩句的是國藩自己編選的《十八家詩鈔》。從曹植到元好問，從魏晉到金朝，國藩選了十八位大詩人的六千馀首詩，本來只是“私家讀本”，后來也出版了，供世人參考。       

        以上是必讀的八種書。然而不能只看必讀書，還要看其他書，只是典籍浩如煙海，該看哪些人的哪些書呢？這就有個讀書門徑的問題。曾國藩說，自己在學問上一無所成，然而，對于讀什么書，如何治學，卻是略知門徑。有的人讀了一輩子書也不知道到底學問是怎么回事，學術是怎么回事。一個人會不會讀書的關鍵，就是這“略知門徑”四個字。當然，略知門徑之后，是不是能夠登堂入室，這個就有幸有不幸了。不過不知門徑卻能登堂入室，這就是天方夜譚，不可信從了。國藩對讀書門徑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正因為他的自覺，錢穆才將他列為近代讀書的代表人物。讀書門徑，或有高下廣狹的不同，但最重要的價值，在于適不適合。以此，說國藩對讀書門徑有獨到見解，并不是在學術史的層面說他有哪些超越前人見解的地方，而只是說，這個門徑很適合他自己。

文化偶像都有誰

        孔子之門有四科，叫做德行、政事、文學與言語。對國藩影響很大的桐城派，則強調義理、考據與辭章。國藩自認為明了其中的消息，乃結合桐城的三種工夫與孔門四科，寫了一篇《圣哲畫像記》，按照義理、考據與辭章的分類，同時符合孔門四科的標準，列出國史上特別重要的三十二個人，以為讀書治事的典范。       

        首先是文王、周公、孔子與孟子，所謂“文周孔孟之圣”。這四位圣人，十分高明，“不可以方體論”——即不能僅以一個或幾個維度來評判他們。他們是博大精深的集大成者，綜合素質特別厲害。還有四位，所謂“左莊班馬之才”，即《左傳》、《莊子》、《史記》與《漢書》的作者，特別厲害，高出他人一頭。他們的作品是很多人創作與思考的源泉，不能局限在哪一科、哪一門。       

        上述八人以外的二十四位，才以義理、辭章與考據來分類。       

        義理，包括了孔門里的德行和政事。德行與政事兼備的，有諸葛亮、陸贄、范仲淹與司馬光，都是國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另外則有周敦頤、程頤程顥兄弟、朱熹與張拭，雖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但是，“君子之德風”，深刻影響了當時及后世的中國人，甚至影響了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走向。當然，選擇這五個人，顯然表明了理學傾向。國藩雖然講究漢宋調和，但在他心中理學（即宋學）的分量還是要重一點。       

        辭章，是孔門的言語科，也就是后世所講的文學。有八個人，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與曾固，寫得一手好文章，李白、杜甫、蘇軾與黃庭堅，吟得一手好詩。國藩本質是一個“文藝青年”。他不止一次回憶，剛到北京，心里還是想走文藝道路的。當時的朋友，如梅曾亮的古文，如何紹基的書法，皆是天下數一數二的腳色。我固然佩服這兩位，但是，我自信，若堅持舞文弄墨，未來我的文章，我的字，所造也必有可觀，未必就不如他們。只是后來做官，職位越來越高，從軍，打仗越來越險，實在沒有余暇從事文藝，以此沒能達到他們的水平。       

        考據，則是孔門四科里的文學，與歷史有關，與制度有關，更與經濟（經世濟民，非今日所云經濟）有關。人選略分今古，先說古人。許慎，是《說文解字》的作者，鄭玄，箋注很多經書，二人是非常重要的漢學家（漢代之學）。然后是杜佑與馬端臨。杜編《通典》，馬編《文獻通考》，是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著作。這四位相對國藩來說都是古人，最近的馬端臨也是宋元之際的人物了。再說“今人”，盡管也隔了數十上百年，然皆屬于“國朝”，所以說是今人。顧炎武，清初大學者，國藩將他列在考據門，更重視他在史學的貢獻。秦蕙田，撰《五禮通考》，此書對國藩影響甚巨，在日記、書札與筆記中常能看到他討論此書的內容。姚鼐，是桐城派古文運動的發起人。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是著名的小學家。

        對這一門的人選，錢穆極表贊揚，說曾國藩很有眼光。清代考據最重小學（文字、音韻與訓詁），所謂讀書須先識字，又所謂一字不識學者之恥，人選中以許、鄭、二王最為擅長。但是曾國藩把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蕙田與姚鼐這幾位似乎不屬正宗的學者也放到考據陣營里，那么，用錢穆的話講，這就是“在經學之外擴開了史學，在?？庇栐b之外又辟出了典章制度，把考據的范圍擴大了”。一旦擴大，對于古代社會，乃至當代社會的理解，就會不一樣。所以他說，曾國藩在這方面的見識是非常高明的。      

        這些圣哲是國藩的文化偶像，他們的著作是國藩的文化資源，了解這些人的事業與學問，對于了解曾國藩來說是很重要的前提。然而對絕大部分人來說，不可能通讀這些偶像的著作，是一件憾事。幸好曾國藩做了精選本，便利讀者。一是前面講過的《十八家詩鈔》，再就是《經史百家雜鈔》，不僅選了《圣哲畫像記》里三十多位圣哲的作品，還選了其他重要人物的文章。看這兩個選本，我們大致也就知道曾國藩都讀過哪些書，重視哪些作者，喜歡哪些作品。他一生學問的基礎，也幾乎都在這兩個選本了。       

        不過，曾國藩的學問在學術史排不上號。用錢穆的話講，是“切實處多，高明處少”。不說主觀，只說客觀，國藩沒有成為大學者，有這些原因。      

        第一，他的少年時代，讀書的環境不是很好，所讀主要是教科書與教輔材料，用來應付考試，而一定程度的博覽幾乎是成為學者的先決條件。他在二十四歲的時候，才借錢買來二十三史，才有機會認真讀史，這是那些書香世家決不會碰到的尷尬情況。直至道光二十四年，距他入翰林已歷五年，他還在讀《后漢書》、《王荊公文集》、《歸震川文集》與《詩經大全》，這些書卻是其他博雅的同事早在少年就已畢工了的。

        第二，中年之后，他創建湘軍，日事戎馬，沒時間也沒精力去認真讀書。常言雖說湘軍是上馬殺敵下馬讀書，但這說的是激勵將士，曉以大義，不要以為參軍就是為了燒殺搶掠，而應有一些精神追求。作為統帥，每天要籌款，要指揮作戰，要應付各種關系，不可能認真讀書做學問。不僅是曾國藩，他的幕客與將帥，只要長期在軍中，還能做出大學問的，基本上是沒有的。還有獨學無友的問題。幕府的賓客，究以功名之士為多，純粹的讀書人很少，切磋學問的時間也很稀罕，于是，他并沒有深造學問的環境。

       第三，個人興趣偏于文學，而不在學術。雖然也讀《五禮通考》，也看典章制度，出發點卻不全是為了研究學問，而是因為他在北京做官，常常兼任兩個部門的侍郎，出于工作需要，不得不去了解古今制度的變遷。他真正愛讀也常讀的，仍然是詩文。他的學問雖不能在學術史有地位，但是他在文學的成就，在近代文學史是有地位的，甚至有說他開創了湘鄉文派的。我們看看各種文學史，再看看各種學術史，就能明白。

日常修煉八事

        曾國藩是士大夫，他的士大夫之學，讀書固然重要，但不僅限于讀書，還要治事，還要修煉。上班打卡就不說了，說說八小時以外的修煉工夫。去年岳麓書社出版了增訂《曾國藩全集》，收入舊版所沒有的《綿綿穆穆之室日記》，這部日記就記載了不少如何修煉士大夫之學的內容。       

        這部日記是一個課程表。合二頁為一日，每頁四欄，各有標題（即日課），依次為讀書、靜坐、屬文、作字、辦公、課子、對客與回信。有事則記，無則從缺。

        這段時間他讀書有兩個特點，一是多讀經濟之書，如治河、漕運、禮制、錢法之類，且極有針對性，如聽聞廣西發生暴亂，即開始讀戚繼光的《紀效新書》，琢磨治軍用兵之法；一是根據兒子的教學進度，順便給自己補課，如教兒子讀《尚書》，對拿不準的地方一定預先溫習，決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理學家講究每天都用一些時間來靜坐。但我們從日記看曾國藩靜坐，往往不過是打了個盹，而非靜坐常思己過，或靜坐以游太虛。如此則違背了靜坐的宗旨，他常會自責。

       屬文即寫文章。文章不一定天天寫。大致分兩種，一是為朋友寫的序跋，偶也自定題目寫上一篇，還有一種，則是奏折。作字，大部分是為人題寫聯匾。傳統士大夫的社交，很多時候是通過題贈書畫的形式完成的。且多少還有一些潤筆費，可以改善家庭財政，因此作字還是比較多。

        辦公，其時他兼任禮、刑二部侍郎（略當今日之副部長），政務繁忙，辦公對客無暇晷，可想而知。

        課子，就是指導兒子紀澤讀書。一般在睡前，紀澤過來，或背誦日間學習的《尚書》與《詩經》，或復述《資治通鑒》里的故事。

        對客，一是在家里搞接待，一是出門拜謁各界賢達。幾乎每天都有人來，幾乎每天都要出門拜會他人。對客既如此頻繁，必然耗費大量精力與時間，可想而知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要完成其他幾項，日常生活是絕不輕松的。

        與對客性質差不多的是回信。家中每隔半月向他報告家里的景況，他也按時向家里報告自己的情況。寄自北京的家書很重要。要了解政治中心的情況，對于生活在外省尤其是鄉間的人來說，日常只有這個途徑。家書讀者也不限于親屬，只要其中沒有特別隱密的事或者國家機密，家書是要拿給朋友甚至地方官紳傳觀的。家書之外，還要經常給朋友寫信，尤其是所謂道義之交，大家在信里討論哲學與文學，政治與情感，交換各自的見聞。這種信往往很長，能寫幾十頁，幾千字，都是當正經文章來寫，很費神。還有禮節性的信函，盡管擬定內容輕車熟路，但因為對格式有要求，須作端楷，他還請不起專司筆札的人，也很費神。

        略作統計，幾乎每天都記的，有讀書、辦公、課子、對客四事。

        這部日記記錄了道光末年至咸豐初年，共兩年多的事情，內容雖然簡略，但完整展示了他如何修煉自己的士大夫之學，讓我們能看到所謂理學家的“工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未來他的日記，格式不再這么規整，紙上也不畫格子，但是所記的內容并無變化，還是這些事，除了不再課子。終其一生，他都在堅持這些功課，直至逝世前夕。這就是曾國藩士大夫之學的綱目。

        或者會想，既然曾國藩是這樣干的，那么一般的人，也列這幾條功課，持之以恒，幾十年做下來，是不是也能成為士大夫，也能成為一個有他那么大成就的人？曾國藩回答了這個問題。咸豐元年七月二十日，他寫了一幅對子，作為座右銘：“不為圣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

        嘗試解說數語。曾國藩似乎在說，人生并無中間道路可走，不向上，即是自甘下流，做不了圣賢，就必然是禽獸。在圣賢與禽獸之間，選擇做一個普通人，在他看來是不可能的，是自欺欺人的。那好，且往圣賢路上行去，可這條路能不能走通呢？下聯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回答。他教你只管去做，不要管最后是不是能做到。但是你若不做，終究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