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康有為與制度化儒學

        《開放時代》2014年第五期整理刊發了中山大學嶺南文化研究院“康有為與制度化儒學”研討會的部分現場發言，會議發言人為甘陽、唐文明、張翔、白彤東、姚中秋、姚育松、陳明、曾亦、干春松、陳壁生、陳少明、劉小楓。

        在三十多年來的學術復興歷程中，康有為研究從未成為顯學。據說這是首次以康有為個人為主題的全國性專題學術研討會。然而與康有為研究門庭冷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年來關于政治儒學、儒教、儒家憲治的新穎論述日益興盛，出現越來越多的康有為式的儒家抱負。

        近年來走向保守主義的甘陽對此表現出審慎的態度，他認為，當前思想界的關鍵問題在于：如何在一個后革命的社會重新培養一個健康的保守主義心態和態度，培養一種以保守主義的、漸進改良的態度看待目前問題和社會變革的方式。康有為雖然在政治上是保守主義的，但在思想文化問題上卻是極端激進主義的，這就使得康有為是否能成為健康保守主義的思想資源很值得慎重考慮。

        而政治儒學代表學者陳明則認為：回到康有為，首先是回到一個建構起關于近代和當下中國政治敘事的框架，其次是回到兼顧國家格局維持和制度正義落實，兼顧個人權利與國家認同的中庸之道。

        劉小楓在對會議總結中提出：康有為的政治激進主義，是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處列國競爭之世，而行一統垂裳之法”的背景下提出的，因此他的改制思想的底蘊本身就有激進政治要素，他后來的倡立孔教為國教論即便不是自相矛盾，也為時晚矣。百年共和之后， “中體”之“體”已經受傷，以至于任何如今想要恢復儒家政治品質的企望都顯得不過是愿望而已。這與百年前康有為所面對的現實大有不同，這就使得當今關切制度化儒學的康有為式的抱負提供了屬于自己的機運。

        9月25日，李陀在接受深圳商報記者楊青采訪時提起一段舊事：在海外出版的中文雜志《今天》上，從1991年到2001年，李陀曾堅持主持了十年“重寫文學史”專欄。

        之所以重提這段被遺忘的歷史，源于李陀一直堅持的“文學史的任務是堅持文學秩序”，而作為批判左翼，李陀對于現實的判斷是：整個文化都被消費主義的邏輯所控制，被無所不在的資本的力量所控制，文學可以說是受害最嚴重的重災區，文學寫作變得沒有秩序、沒有判斷、沒有鑒別。

        李陀舉例說，楊絳《洗澡》寫得很差，錢鍾書的《圍城》也是一部二流小說。但自從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里一捧之后，關于《圍城》已經不再有爭論。“如果對《圍城》、《洗澡》這樣的寫作都沒有爭論的話，憑什么對當代作品要求爭論？商業利益自然就從中得勢，每個出版社或者每個利益集團，都急著要把它獲得的出版機會化作為市場效益。在這種情況下，文學沒有標準沒有秩序，對他們就太有利了。”

        李陀認為，文學史如果有了建立文學秩序清醒的意圖，對當代文學會有很大的好處，因為寫作就有了一個評價標準、評價等級。

        在尖刻評論文學史家之外，李陀也對中國的當代作家們提出了批判。認為他們不關注歷史、社會大問題與現實中人和人關系的復雜變化，而強調寫作是個孤獨的事情，強調寫作主要是表達個人情感、個人經驗。這樣一來，格局自然就比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