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天（9月15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在其6版要聞版頭條刊發《發展成果 全民共享》的文章，該文系對話價值觀系列訪談之第六期。

        文章開篇的引子寫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前不久審議通過了《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要求大幅降低央企高管薪酬。一時間，社會輿論紛紛，有人拍手稱快，有人叫屈連連……

        贊成的，是為平等點贊。公開數據顯示，2013年，83位上市央企董事長平均年薪高達84.63萬元，而同期非私營單位職工平均工資僅5.1萬元。巨大的收入差距衍生出了“高管干一天，柜員干仨月”的嘲諷。批評的，是為平均吐槽。他們認為，保持適當的收入差距，有助于形成職業正向激勵，有利于促進社會良序發展，“若一味講平等，豈不是回到了過去的大鍋飯時代？”

        平等，是人類社會長期追求的理想狀態，從衣食住行的經濟平等，到選舉、教育等的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平等，人們無時無刻不在追求著平等。然而，目標是遠大的，現實卻是曲折的。我們從毫無平等可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走來，經歷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探索，如今，我們高舉共同富裕的大旗，并把“平等”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關鍵詞之一。

        平等是什么？平等是不是平均、是不是公平？機會平等和實質平等有何異同？我們追求的平等是怎樣一種理想狀態？

社會的不平等起源于階級的不平等

        記者：我們為什么要將“平等”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關鍵詞之一？這代表了怎樣的價值取向？

        程恩富：從理論上說，人類在原始社會時期還是基本平等的。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剩余勞動的產生和氏族內部的分化，慢慢出現了私有制和家庭，進而產生了階級和國家，于是出現了各種不平等現象。由此可見，社會的不平等起源于階級的不平等，是由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所導致的社會現象。

        平等具有客觀性、歷史性和相對性。把平等純粹視為心理現象，否認其客觀屬性和客觀標準，是唯心主義分析方法的思維表現；把平等視為一般的永恒范疇，否認在不同的經濟制度和歷史發展階段有特定內涵，是歷史唯心論分析方法的思維表現；把平等視為無須前提的絕對概念，否認平等與否的辯證關系和轉化條件，是形而上學分析方法的思維表現。

        馬俊峰：平等作為現代價值觀念，其基礎是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交換雙方要實現交換、達成契約，都必須以平等為基礎。可以說，市場經濟的實踐真正把平等的觀念變成了人們生活的規范和標準，把平等的價值觀灌輸到每個人的頭腦中。

        在人類發展歷史中，平等的內涵和外延始終在不斷變化。什么是平等？必須結合具體的語境和條件來討論。比如我們反對平均主義，認為平均主義是一種不平等，但在公共服務、社會福利等領域，我們又提倡均等化，要求平均。所以說，從現代意義來說，平等反對的是特權，是在法律規定以外的、超越社會大眾權利的特權。

        朱安東：我們把平等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反映出對不平等現象的反思。把平等作為社會建設的目標，意味著兩層含義：第一，我們意識到社會上還存在著不平等現象，且這種不平等還有擴大趨勢，所以要高舉起平等大旗，所有的政策方針都應努力向著這個目標前進；第二，平等是社會主義本質性的特征，但我們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不顧歷史條件，把平等的目標套在今天的現實上。實現平等，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分析現狀，然后腳踏實地，一步步去奮力實現。

平等非平均

平均主義是一種偽平等

        記者：我們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實行過平均主義，但事實證明效果并不好。請問，平等和平均應該如何辨析？西方強調的平等和我們追求的平等又有什么區別？

        朱安東：平等與平均是不同的概念。平等強調的是過程，而平均更強調結果。在現實生活中，要實現結果的平均，往往過程就做不到平等。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發生了變化，從原來的全面公有制到現在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深刻地影響了平等的價值觀。一方面，社會上的不平等現象增多了，差距拉大了；另一方面，人們對不平等現象的容忍度也變高了。

        程恩富：平均與平等屬于不同層面的問題，不應混淆。有一種錯誤觀點認為，共產主義就是搞平均主義。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來沒有這樣的表述，而是說社會主義可以搞按勞分配，共產主義可以搞按需分配。

        馬俊峰： 實際上，平均主義是一種偽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世界上本來就存在很多的不平等，非要把不平等拉平了，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我們過去并沒有真正理解平等的內涵，簡單認為均貧富就是平等，但沒有注意到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即使當下平均了貧富，也馬上會產生新的貧富不均。

        朱安東：西方所強調的平等實際上是機會平等，號稱給每個人的機會是一樣的。但是，由于人們的初始稟賦不同，即便機會完全平等，最后的結果也往往是不平等的。許多人宣稱：“做到機會平等就已經足夠了。”但實際情況表明，如果經濟基礎不同，機會平等也不可能實現。比如西方的選舉制度，表面上看起來，人人都能成為候選人。但實際上，候選人要么本身就有非常雄厚的資本，要么就是被大資本推選出來的。西方強調的機會平等根本不可能實現。

        馬俊峰：形式平等講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由法律規定人們在權利上是平等的。但實際上，由于人們能力的不同會造成事實上的不平等，并因此造成或加劇了很多社會問題。

        程恩富：西方所說的平等，主要是指機會平等。但是平等的基礎是財產權的平等。離開了財產權的平等，其他一切平等都是空的，是缺乏經濟基礎的。我們之所以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有條件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就是因為我們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是保障平等的制度安排。

平等靠改革

走共同富裕道路達到廣泛的相對平等

        記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平等對于我們有怎樣的重要意義？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路徑去實現平等？

        馬俊峰：平等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在現實社會中，平等還遠遠沒有獲得應有的地位和尊重。人們還是習慣以歪曲的平等形式作為評價標準，而不是以平等的本源作為評價標準。我們對特權缺乏批判、譴責，表明我們并不是反對不平等的制度本身，只是反對不平等制度所造成的結果。

        當平等觀念深入人心，公民自身對不平等就會產生抵制和批判，這是從人格尊嚴的層面理解的平等。如同康德所說，每個人，不多不少都是一個人。要平等地看待每一個人，既不要仰視，也不要鄙視，應該是平視，利益訴求有沖突、有爭執沒關系，但要在平等的條件下進行交流。

        朱安東：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無論是政治權利還是社會權利，都得到了長足發展，比如選舉權、受教育權、健康權，等等。但在經濟權利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特別擔心一種傾向，就是有人試圖摧毀中國的國有經濟，認為只有將國有經濟的比重降到10%以下，才是市場經濟。這種理論非常可怕。如果我國的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勢必要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揮主導、支配作用。其后果不僅會造成經濟災難，更會導致政治災難、社會災難，甚至人口災難。經濟基礎的轉型也將對上層建筑造成巨大影響。幾十年來，我們不斷努力取得的平等成就，將因此全部被打破，我們對于平等的美好希望也將不復存在。這對中國而言，是不能承受的。

        程恩富：平等對于全面深化改革，對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都是至關重要的。

        在改革中，尤其要重視經濟社會的平等問題。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是為了廣大人民的利益。這要求改革不僅要實現經濟總量的提升，更要關注和解決改革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以達到越來越廣泛的相對平等，也就是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體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把握的重要原則之一。面對當前客觀存在的貧富差距，我們應當以財產和收入的平等促進社會平等，達到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相對平等。同時，我們也要正視不平等現象，看到其中既有發展水平不高帶來的，也有改革不深入和措施失誤帶來的，并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最大限度降低不平等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