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4年，羅馬教宗利奧九世派遣教廷重臣亨伯特樞機主教風塵仆仆地趕往君士坦丁堡拜見牧首米哈伊爾一世。一年前，君士坦丁堡牧首不滿羅馬教會在彌撒圣祭中使用無酵面餅，認為這是猶太教的“遺毒”。此后，東方教會進一步譴責西方教會四旬期期間不唱“哈利路亞”、禁止神職人員結婚等事，使得雙方關系進一步惡化。拜占庭帝國在意大利南部仍有部分領地，帝國境內也一直存在著拉丁禮儀和希臘禮儀兩種形式并存的現象。

        

        牧首米哈伊爾一世突然下令，禁止境內舉行拉丁禮儀圣祭并關閉了部分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使羅馬教會大為不滿。他們希望拜占庭方面認可他們在禮儀上的實踐，并保證天主教徒在帝國境內的信仰自由。亨伯特此行前來的目的，就是緩和與東方教會的關系。

        然而，作為教宗特使的亨伯特心中所想的卻遠遠不僅是禮儀上的這些問題。他希望通過這次遠行徹底解決東西教會之間的分歧，也就是希望希臘教會服從羅馬教會，尤其是承認羅馬教宗在教會事務上的至高權威。他想象中的羅馬教會權威塵封在羅馬帝國還沒有覆滅的時代里；只是，他的想象賦予了羅馬教會在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權力。

        對于11世紀的人們來說，遙遠的歷史經過時代的渲染已經改變了顏色，而東西方之間的長期相對隔絕與文化差異也使得雙方漸行漸遠。那么，曾經同根而生的拉丁天主教會和希臘東正教會又如何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呢？這個故事，還得從一千年前說起。   

帝都東遷打破權力平衡，基督教會千年舊制醞釀分裂

        形成于羅馬帝國肇建時期的基督教會，從一開始就面臨著相對分散的局面。各地的傳教團體受當地文化影響很深，基督徒往往以很小的秘密團體形式存在著。1世紀時期的羅馬帝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盛行各種多神教崇拜，而經過3世紀危機之后，羅馬的基督教勢力大大增強。羅馬人從這種東方的一神宗教中找尋到了前所未有的慰藉。

        到提奧多西大帝時期，曾經被視為社會毒瘤的基督教轉而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而一個建制化教會的形成，必然要求一個核心的首領來統轄這一切。因此，早期基督教會就有帝國首府為原則開始建立主教區和總主教區。可以說當時的基督教會就是依照羅馬的行政區所建立起來的。作為帝都的主教，羅馬教宗被公認為整個基督教會的首席主教。

        然而，公元330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將帝都城東遷，打破了原先的相對平衡。這座命名為“新羅馬”（Nova Roma）的帝國新都城就是后人所稱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即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隨著帝都的遷移，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地位陡然上升。公元381年，作為新羅馬的牧首，尼克塔里烏斯認為“君士坦丁堡主教應在羅馬主教之后，享有首席的尊榮”，并將之寫入了第一次君士坦丁堡會議憲章。

        

        羅馬帝國時代共有五個享有尊威的宗主教教區（羅馬、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里亞、安提阿和耶路撒冷）。在其他幾位宗主教看來，羅馬教會的首席權只是一種歷史性的禮節。他們所理解的首席權和亨伯特所理解的完全不一樣。對于各大古老教區的主教們來說，羅馬主教只是他們當中的“第一位”（primus inter pares，英文可譯為“the first among the equals”）。即使西羅馬帝國于426年覆滅之后，東方各教會在舉行圣祭時仍然會為當時的羅馬教宗特別祈禱，而在反對異端等活動中羅馬教宗也時常作為仲裁者決斷教義、調停教區之間的矛盾。

        可是，這些觀念在11世紀卻變得非常不同。當時除了羅馬和君士坦丁堡之外，其他三個宗主教區都處于穆斯林的統治之下。語言上的隔膜（拉丁文和希臘文）、風俗習慣的迥異以及不同的歷史傳承，使東西方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從9世紀開始，羅馬教宗的選任不再向拜占庭皇帝報備，公元800年利奧三世將查理曼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后，為教宗祈禱的經文也漸漸在東方教會的禮儀中消失了。西方關于圣神發出論的“和子”句也形成了雙方爭議的重大神學議題。

        就1054年的局勢而言，利奧九世當選教宗后所發動的教會改革方興未艾，一方面整肅教士內部的紀律（尤其是禁止姘居和買賣圣職），另一方面向世俗王權提出挑戰，禁止王侯干涉教會主教和大修道院長的任命。在這場運動中，亨伯特本人作為利奧九世的近臣是激進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他們要求肅清教會內部的“邪惡行為”，并極力宣揚羅馬教宗在教會事務上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對于亨伯特來說，羅馬教宗是耶穌基督在世上的代表，享有崇高的尊威。

        

        羅馬主教的職位常常被稱為“伯多祿宗座”，也就是由耶穌的大徒弟伯多祿所建立的。根據新約福音書中的記載，耶穌曾經對伯多祿說：“你是伯多祿 （這個名字在當地方言中意為‘磐石’），我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因此，羅馬教宗作為伯多祿寶座的繼承人，享有同樣的尊威和權力。直到今天，梵蒂岡國旗上的鑰匙，就表明了伯多祿看守著天堂的大門。

        

1054年的君士坦丁堡：教宗特使無功而返，東西方教會正式分裂

        亨伯特進入君士坦丁堡的時候，被這座古老的圣城震撼了。這座城市已經屹立700年，繁盛的貿易和各種異域情調的建筑都使他深受觸動。當時的西歐正在經歷一場重生，城市、商貿都有所發展，無法與延續數百年輝煌的東方相比。

        然而，亨伯特卻對這里的一切充滿敵意。為了表示對他的歡迎，希臘教會特別撥出一座龐大的宮殿供他及隨行人員居住。但是，偌大的宮殿讓亨伯特非常不適，并不斷向對方抱怨大房子晚上漏風，使他無法安心睡眠。希臘人用特質東方香料所調制的飲品，而亨伯特卻覺得這種稀奇古怪的飲料難以下咽。

        在君士坦丁堡經歷的種種也使亨伯特意識到，東西方之間數百年的隔閡也許很難一勞永逸的解決。在宗教事務之外，亨伯特還負擔著一項政治軍事任務：希望拜占庭出兵與西方共同抵御諾曼人對南意大利的侵略。不幸的是，他強硬的性格似乎注定了一場悲劇終將發生。就像他這些年在拉丁世界所推行的教會改革一樣，這位堪稱“豪橫”的樞機主教希望以無堅不摧的勇氣和激昂奮進的斗志征服分庭抗禮的拜占庭人，重新實現基督王國在羅馬教會領導下的統一。

        

        正式的談判在亨伯特抵達君士坦丁堡數日之后就開始了。來訪的羅馬教會一方提出了若干條件：取消君士坦丁堡主教“普世牧首”的稱號；承認羅馬教宗的權威。米哈伊爾一世和其他高級教士也堅持東方教會的立場，指責西方篡改教義、破壞教會禮儀。

        雙方都知道，西方正處在改革之中，亨伯特對東方的要求不僅是按照傳統對羅馬給予禮儀性的尊重，實質上涉及到任命主教、決斷教會禮儀等實際控制權。作為拉丁教會的激進改革派領袖，亨伯特在談判中充分體現了他的雄辯和傲慢。這種態度讓東方教會非常難以忍受，而亨伯特本人對于東方教會的“無休止的反抗和無理取鬧”也“已經感到極度厭煩”。正在此時，從羅馬傳來了利奧九世去世的消息，亨伯特的特使地位隨即遭到東方教會的質疑。希臘人對亨伯特的態度迅即怠慢下來，并期待羅馬再派一個更為謙和、有教養的人。憤怒的亨伯特決定要以極端的形式進行反擊。

        1054年（宋仁宗皇佑六年）7月14日，正當君士坦丁堡牧首米哈伊爾一世和其他牧者準備舉行圣祭之時，亨伯特一行人徑直進入索菲亞大教堂，將對牧首的絕罰令擲在了祭臺上，隨后揚長而去。在出門的時候，亨伯特手指天空，喊道：“讓上主來察鑒吧！”按照《圣經》中的傳統，亨伯特還特意彎腰掃去了腳下的塵土，以示徹底決裂之意。作為回應，東方教會也宣布對亨伯特及其隨行者施以絕罰，并正式宣布將羅馬教宗的名號摒除在祈禱之中。

        這次相互絕罰事件，標志著東西方教會正式分裂。事實上，這次分裂并沒有完全隔絕東西方教會和國家的往來。為了共同的地緣政治利益，雙方仍舊維持著相對密切的聯系，而歷代羅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也一直在尋求和解。而在大部分民眾眼中，對方已經不再是基督徒兄弟，而是分裂了上主圣殿的“異端”。這種不斷滋長的敵視情緒，最終造成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悲劇。

        

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國成絕響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1202-1204，南宋寧宗嘉泰二年到四年）本來要攻打穆斯林統治下的埃及，以作為解放耶路撒冷的基地。然而，威尼斯總督恩里科·丹多洛卻改變了十字軍的進攻矛頭。當時一位叫小阿列克修斯的人自稱東羅馬帝國的王子，由于宮廷斗爭被迫流亡。他許諾，如果丹多洛能幫助他奪得王位就給威尼斯提供大量錢糧，并使其享有在地中海地區的貿易特權。年近八旬的丹多洛據說早年在君士坦丁堡經商時曾被投入獄中，因此而雙目失明，便趁機用威尼斯商船將十字軍運往君士坦丁堡，并添油加醋地說了許多不著邊際的壞話。

        1204年，十字軍攻破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族、大臣逃亡到小亞和巴爾干地區。此后，十字軍在希臘地區建立了拉丁帝國和幾個附屬國。拉丁帝國的十字軍利用武力強迫拜占庭人服從羅馬教會的權威，卻遭到了當地教士、民眾的一直反抗。

        羅馬教宗英諾森三世得知這一消息震驚異常，但是事已如此也只得無可奈何。拉丁帝國統治下的東正教領袖們聯名給英諾森三世致信，堅決拒絕羅馬所提出的任何宗教上的要求，而英諾森三世也對之盡力安撫。直到1261年（南宋理宗景定二年），米哈伊爾八世復國時整個拜占庭帝國的統治區域僅限王城附近。這次侵略占領大大加深了東西方之間的裂痕，使得教會合一更加遙遙無期。

        進入13世紀之后，奧斯曼帝國對于拜占庭的覬覦越發加強，土耳其人磨刀霍霍準備攻下帝國的首都。拜占庭人一直寄望西方的基督徒能夠幫助他們對抗穆斯林異教徒，不斷地派遣使臣到西方求助。1274年的里昂會議上，拜占庭皇帝米哈伊爾八世的特使經皇帝授權簽署了《聯合宣言》，接受了羅馬教會的所有要求，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然而，當消息傳回君士坦丁堡時遭到了全國上下的激烈反對?？v然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也不能失掉信仰。

        1438年的費拉拉會議時，在君士坦丁堡已經能看到土耳其的兵營和戰艦了。拜占庭皇帝約翰八世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約瑟夫二世親自出席，并最終承認了教宗在基督教世界的首席權和羅馬其他神學上的主張。然而，15世紀的羅馬教宗和三百年前相比已經雄風不再，無法號召世俗王權幫助東方，而英法之間的百年戰爭也正在進行之中。皇帝和牧首的妥協既沒有換得期待中的軍事援助，也沒有得到東方民眾的認可。曾經的傷痕無法借著一紙協議撫平。當時的許多東正教高級教牧甚至認為寧可被土耳其蠻族人統治，也好過屈服于“羅馬的三重冠”（教宗的皇冠）。

        1453年（明代宗景泰四年）5月29日，千年帝都君士坦丁堡最終被奧斯曼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和牧首以及數千東正教徒、天主教徒聚集在索菲亞圣殿中祈禱。祈禱完畢后，皇帝身先士卒沖入戰場，最終死不見尸，拜占庭帝國滅亡。西方世界大受震動，但是已經無力馳援。此后，東正教的中心逐漸東遷到了巴爾干、斯拉夫地區，莫斯科則開始了奪取“第三羅馬”榮耀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