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8日，在復旦大學逸夫科技樓報告廳舉行《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史料（1860-1949）》新書發布暨學術報告會。哈佛大學圖書館是海外收藏中國舊海關內部出版物最多的單位。此次出版哈佛所收的舊海關出版物未刊資料即有280冊之多，是哈佛燕京圖書館最大的一次出版計劃。 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鄭炯文對這批史料的館藏情況作了介紹，并表示歡迎全世界的學者到哈佛、到哈佛燕京圖書館來進行研究。

        高校圖書館是一個服務機構，也是學術精神的一個重要標桿。哈佛燕京圖書館是哈佛大學圖書館專門用于收藏于東亞相涉文獻的場所，擁有中文、日文、韓文、越南文、滿蒙藏文等豐富藏書，其中特藏的中文古籍善本以其質量之高、數量之豐著稱，為眾多優秀學者所向往。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記者對鄭炯文先生進行了簡短的采訪，并整理了他的部分發言內容。

        

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鄭炯文

               

        澎湃新聞：您是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館長，這是您的公眾身份。簡單介紹一下您個人的學習、研究經歷吧！

        鄭炯文：我在中國出生，很小就去了香港，在香港長大。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學院畢業以后，就馬上到芝加哥大學去念研究院，我念的是東亞研究和圖書館學。念完書以后，剛好我的老師錢存訓先生他就退休了，我就接了他的班，做了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的館長，那時候很年輕，我27歲就做了館長。

        在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做了12年。1986年，我就離開芝加哥大學，轉去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做東亞圖書館的館長，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也做了12年。1998年，我轉到哈佛燕京圖書館做館長，一直就做到了現在。        

        澎湃新聞：您27歲就做了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能不能談談您的老師錢存訓先生在圖書館事業上給您的提醒或者幫助？分享一下您師生二人的一些交往故事？

        鄭炯文：錢存訓教授在芝加哥大學是一個要求很高的學者和老師，他對自己、對學生都很嚴格。錢存訓先生通常每天工作要12個小時，生活非常規律。他不愛應酬交際，在這方面花的時間很少，是一個專注于教學和研究工作的學者。在我的職業發展生涯中，他一直是個很好的榜樣。        

        澎湃新聞：哈佛燕京圖書館原來叫“漢和圖書館”，怎么改名成哈佛燕京圖書館的？

        鄭炯文：哈佛燕京圖書館1928年開館，我們是哈佛燕京學社下面的一個私人圖書館，那個時候我們就收中國和日本的資料，所以就叫“漢和圖書館”。

        我們的圖書館發展得很快，所以哈佛燕京學社的董事會就決定把整個圖書館捐給哈佛大學，然后哈佛大學就把我們放到文理學院里面的一個分館，于是，1976年我們就變成哈佛文理學院圖書館系統的一個分館，就這樣一直持續到現在。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們變成“哈佛燕京圖書館”。這個名字呢，我要講一講，我們是不可以改的。因為哈佛燕京學社和哈佛大學有個協議，就是名字不能再改。        

        澎湃新聞：哈佛燕京圖書館滿文部藏有蒙藏文獻，請問這些文獻的來源是什么？

        鄭炯文：我們哈佛燕京圖書館收的主要就是中文、日本、朝鮮文、滿文、藏文、蒙文。但是滿文、藏文和蒙文的資料收藏的量還是很小的。我們主要還是中文、日本和朝鮮文。但是我們收的這些滿文、蒙文、藏文收的都是比較珍貴的資料，是善本書的一部分。這部分都是以前做蒙古史、滿清這方面研究的學者收集過來的，是他們捐給圖書館的。        

        澎湃新聞：在所有館藏中，您最為看重的是哪部分館藏？哈佛燕京圖書館是否有“鎮館之寶”這樣的概念？

        鄭炯文：哈佛燕京圖書館是中國本土之外，在西方世界里兩個最大和最好的中國善本收藏圖書館之一（另一個是位于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會圖書館）。

        另外，哈佛燕京圖書館還擁有重要的個人收藏，私人信件，歷史照片，拓片，卷軸和檔案收藏。我認為從學術的角度來說，這都是很重要的。

        澎湃新聞：藏書這么多，哈佛燕京圖書館有多少工作人員在進行圖書的整理、管理工作？

        鄭炯文：哈佛燕京圖書館目前藏書將近150萬冊，其中中文文獻超過80萬冊，日文文獻將近35萬冊，朝鮮文文獻將近20萬冊，而且我們每年的增量不小，大概有3萬到4萬冊左右。

        我剛到哈佛燕京去的時候，我們有七十多個工作人員，現在只剩下二十幾位了。為什么呢？有些人年紀大了，退休了；有些人就是離開了。以前很多工作都需要手工作業，現在都是電腦、技術手段完成，做事情比較快，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了，所以空出來的崗位我們也不添補了。        

        澎湃新聞：什么樣的人才能成為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工作人員？目前的工作人員都來自哪里？

        鄭炯文：哈佛燕京圖書館是為學術服務的，給學者、研究者提供服務，所以我們的工作人員要掌握中文、日文、朝鮮文等相關語言，要有一定的中文研究、日文研究、朝鮮文研究基礎之外，還要有圖書館的學位。

        現在我們圖書館有來自中國大陸、臺灣、日本、韓國等各地的工作人員。        

        澎湃新聞：吳文津先生在做館長的時候，收集了一批“文革”的圖文資料，在時間上，這幾乎是與國內“文革”同步的，可以介紹一下這批資料的來龍去脈么？

        鄭炯文：我們哈佛燕京圖書館1928年開館到現在有將近90多年的歷史，我們有個很好的傳統，就是我們每一位館長的任期都很長。第一位館長裘開明先生從1927年開始做館長，一直做到1965年他退休，任期38年。第二任館長吳文津先生，他從1966年一直做到1997年退休，也有30年的時間。我是第三任的館長，從1998年開始做到現在。

        吳文津先生做館長的時候，國內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圖書館收了一些紅衛兵小報。這些小報是復制的，不是原件。

        美國有個機構叫“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它有個中國研究資料中心。當時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收了這批紅衛兵小報，就交給了這個中國研究資料研究中心。那么，他們把這批資料復制之后，就賣給不同的東亞圖書館。我們是通過這個渠道買進來的，前后一共有三批。

        這個資料不止是哈佛燕京圖書館有，北美其他大的圖書館也有收藏。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專業是圖書館學，又做了這么多年的東亞圖書館館長。能否介紹一下美國或者北美的東亞圖書館是怎么發展起來的？

        鄭炯文：到目前為止，北美（美國和加拿大）有90個規模大小不同的東亞圖書館。我們哈佛燕京圖書館還不是最早開館的，最早的是耶魯大學的東亞圖書館。第二個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東亞圖書館，他們開館也比較早。傅蘭雅，在江南制造局那個時期，他做完了江南制造廠的事情后，就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中文，就把他翻譯的書帶了回去。（注：傅蘭雅曾受聘，任北京同文館英語教習。同治七年，受雇任江南制造局翻譯館譯員。）哈佛燕京圖書館算是第二批次的，我們是1928年開館。但是絕大部分的東亞圖書館都是二戰以后，1945年以后才建立起來的。

        我們知道漢學圖書館起源不在美國，是在歐洲。那么，我們中國16、17世紀，明代時候就與外面有很好的溝通。那時候來中國的傳教士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家，愛好中國文化，學了中國文字，就在歐洲建立起漢學中心。在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甚至蘇聯都有重要的漢學研究機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成為西方國家的領袖。美國一些重要的基金會，比如福特基金會，還有《時代》周刊創辦者盧斯也建立了基金會。這些基金會投資了很多的錢給不同的大學鼓勵學生學中文，了解中國文化。美國政府也大量投資支持中國研究、日本研究、韓國研究、越南研究。

        為什么呢？因為我們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交往老早就有了。日本在二戰以后，到60年代、70年代發展得很快。因為我們中國跟美國在韓國打架，那么，要了解韓國的事情，所以，美國就鼓勵學生學習朝鮮語，了解韓國文化。所以，大部分的東亞圖書館，特別是美國州立學校的東亞圖書館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

        發展漢學最早的，是美國的幾個私立學校，然后到二戰以后，美國成為西方國家的領袖，因為要理解幾個國家的國情，才發展出大量的東亞圖書館。

        澎湃新聞：哈佛燕京圖書館已經是一個研究型的圖書館，每年在資助學者研究上都做了什么努力，經費是怎么支持的？

        鄭炯文：現在來哈佛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哈佛燕京學社每年有二十名左右的哈佛燕京訪問學者，費正清中心每年也請中國學者過去。另外，日本研究中心、韓國研究中心也都請學者過去利用哈佛大學的資源、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資源從事研究，加起來每年有二百位左右的學者。這些學者主要以中國、日本、韓國為主，現在也擴展到新加坡、香港、臺灣、越南了。他們利用圖書館的館藏，進行他們的研究。

        另外，中國國內的機構，有越來越多的獎學金支持越來越多的學者往哈佛進行研究。我們圖書館是一個服務機構，我們的觀念就是，越多學者來利用我們資源，我們越高興、越歡迎。        

        澎湃新聞：那么，哈佛燕京圖書館有自己的經費支持學者的交流活動么？

        鄭炯文：有的。這幾年我們每年都請一兩個訪問館員到哈佛燕京圖書館，比如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等，請他們的圖書館館員到哈佛燕京圖書館學習、交流，了解圖書館是怎么運作的。很多前往交流的館員回來都成了副館長，這是我們很高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