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啊，你主宰了我們的前途！命運啊，你編織了我們的道路！命運啊，你玩弄我們于鼓掌之上！”沿著狹窄的階梯攀上巴黎圣母院的鐘樓，雨果在昏暗的角落隱約看到了刻在墻上的幾個希臘字母——“命運之神”。他撫摸斑駁的墻壁，詢問命運的真諦，用《巴黎圣母院》向命運之神吶喊。走過了中世紀，巴黎圣母院又將迎來怎樣的命運？

從拉丁區遠眺巴黎圣母院

暗藏斗爭的婚禮：新教的王子和天主教的公主

        巴黎雖貴為法國首都，但是弗朗索瓦一世之前的大多數國王喜歡長住在盧瓦爾河谷的城堡或者巴黎郊區的行宮，巴黎的盧浮宮反而變成了臨時下榻之所。這個時期的巴黎更多是中央行政機構的駐地。直到1546年，弗朗索瓦一世重新入住盧浮宮，巴黎圣母院作為首都最宏偉的大教堂在沉寂一個世紀后，才被卷入法國國王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大潮中，逐漸成為法蘭西民族的象征。

        16世紀中葉，由于國王從此開始常住盧浮宮，因此，除了傳統上由蘭斯大教堂舉辦的國王加冕禮和圣德尼大教堂舉辦的國王葬禮外，許多與王室有關的大型慶典活動會選擇在巴黎圣母院舉行。這些慶典蘊含了很強的政治意義，往往鮮明地反映了王權的意志和政局的走勢。最能體現巴黎圣母院歷史新地位的是一場備受矚目的王家婚禮。

        1572年的法國處于天主教和新教尖銳對立的宗教戰爭中，王太后卡特琳娜?美第奇為了結束國內動蕩紛爭，決定將信仰天主教的愛女瑪格麗特嫁給新教徒領袖納瓦爾的亨利，并為他們在巴黎圣母院舉行了一場奇異的婚禮。作為新教徒的新郎拒絕參加圣母院舉行的任何天主教儀式，只在婚禮的開始和結束露面。這樣，巴黎圣母院成為執行王室意愿的工具和展現宗教妥協的舞臺。

        

新婚的亨利·波旁和瑪格麗特·瓦盧瓦

        然而，特殊的政治聯姻和奇特的婚禮過程都沒有達到最初目的。就在婚禮后的第六天晚上，巴黎天主教徒發動了針對新教徒的大屠殺，數千人被殺害，史稱“圣巴托洛繆大屠殺”。貴為駙馬的亨利不得不在宗教暴力面前屈服，當場許諾改宗天主教。但是，這場婚禮卻讓巴黎圣母院走向了法國政治生活的中心。

        在宗教戰爭因兩個教派的妥協得以結束之際，瓦盧瓦王朝不幸絕嗣。為了減少天主教徒的反對順利繼位，新教領袖納瓦爾的亨利決定再次皈依天主教，史稱亨利四世。天主教的優勢地位因此得以維持，而巴黎圣母院不但保持了對宗教和政治的影響力，甚至憑借著17世紀的一次歷史契機，一躍成為法國最重要的大教堂之一。

圣母送子：賜予法國一個“太陽王”

        1638年2月，法國國王路易十三以詔書的形式將整個法國奉獻給圣母瑪利亞，史稱“路易十三的誓愿”。路易十三規定，圣母瑪利亞是法國特別的保護人，每年圣母升天節（8月15日），巴黎大主教必須在圣母院舉行盛大的彌撒 。晚禱儀式后，首都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和巴黎市政廳主要官員都應參加在圣母院內外舉辦的游行儀式。同一天，法國所有教堂應當效仿巴黎圣母院，舉辦類似的儀式以表達對圣母的崇敬。

        

安格爾作品《路易十三的誓愿》

        “路易十三的誓愿”源于一個神秘的奇跡。路易十三和妻子奧地利的安妮婚后22年沒有子嗣，法國王位繼承即將出現危機，這不僅關乎波旁王朝的傳承，更關乎法蘭西的長治久安。

        就在國王夫婦一籌莫展之際，1637年11月，一位名叫菲亞克雷的修道士聲稱，在他祈禱的過程中，圣母曾多次向他啟示將賜子于國王夫婦，條件是王后必須向巴黎圣母院等三座教堂敬獻祈禱詩。

        虔誠的王后對菲亞克雷所言深信不疑，并命令由他負責準備祈禱詩的工作。次年2月，王后即被檢查出懷有身孕，國王夫婦大喜過望，他們想起菲亞克雷描述的奇跡，認為這個孩子一定是得自圣母的恩典。于是，路易十三發布了《誓愿詔書》，決定將法蘭西奉獻給圣母。9月，一名男嬰如期降生，國王給他起名為路易?迪歐東內，即神賜之路易，他就是日后的“太陽王”路易十四。

        圣母送子不但解除了王位繼承的危機，而且為路易十四的國王之路蒙上了神秘的色彩。然而，法國歷史學家勒內?勞倫丹教授在仔細考證了相關史料后指出，路易十三的誓愿更有可能是個人虔誠信仰長期發展的結果，“圣母送子”奇跡的真實性存在疑問。因為，早在1622年，路易十三就將巴黎圣母院從主教座堂升級為大主教座堂，并且每逢法軍出征或凱旋，國王都會親臨圣母院祈禱感恩。

        然而，無論圣母送子真相如何，國王對圣母的長期信仰和1638年的《誓愿詔書》在法國掀起了圣母崇拜的熱潮，《誓愿詔書》更以法律的形式將巴黎圣母院樹立為法國教堂的標桿。巴黎圣母院在官方不遺余力的支持和民間不斷高漲的熱情的共同推動下，從此躋身法國最重要教堂之列。

路易十四推波助瀾，圣母院更上層樓

        路易十四即位后，對巴黎圣母院的尊崇有增無減。

        路易十三的誓愿曾經許諾為圣母院修建一座新的主祭壇，并贈送一組雕塑，這個愿望最終由路易十四于1699年完成。此外，路易十四不但延續了戰爭前后要前往巴黎圣母院祈禱感恩的傳統，還于1688年規定法軍繳獲的軍旗都要集中安放在巴黎圣母院的穹頂，以此向法蘭西的特別保護人——圣母瑪利亞致敬。

        據統計，巴黎圣母院于法國大革命前保存了大約三千面軍旗，教堂的穹頂完全被掛滿，以至于較早繳獲的軍旗只能安放在圣母院的廊臺上展示。如果說路易十三將巴黎圣母院樹立為法國教堂的標桿，那么路易十四則將圣母院提升為國家榮譽的殿堂，巴黎圣母院從此直接與國家政治產生了聯系。

        因此，盡管1682年后，法國宮廷從巴黎市中心遷往西郊的凡爾賽，圣母院與宮廷的關系日益松散，卻沒有因此沉寂，反而一次次迎接軍旗帶來的榮耀，成為彰顯國威和君威的舞臺。多虧王室影響的日漸淡化，巴黎圣母院才能在大革命的風暴后，重新從廢墟中崛起，再一次成為民族的象征。

鳳凰涅槃：拿破侖的加冕禮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巴黎圣母院和法國其他教堂一樣，難免被革命的洪流所波及。巴黎是革命的中心，圣母院遭到的破壞特別嚴重。教堂正面的古代猶太國王雕像因被視為王權的象征而被群情激憤的革命群眾削去頭顱 ；正門上幾乎所有宗教人物的雕像都被破壞；珍寶庫被搶劫一空；昔日神圣的祭臺被夷為平地。而教堂內保存長達數百年之久的文物財產，無論是珍貴的繪畫雕刻，還是精美的掛毯吊燈，都在大革命期間完全丟失。

        教堂先被革命政府改建為“理性神廟”，后被改建為倉庫，直至拿破侖掌權后的1802年，巴黎圣母院才重新恢復天主教堂的職能。正是在拿破侖的推動下，巴黎圣母院在不久后重返法國政治和宗教生活的中心，實現了鳳凰涅槃。

        

1804年皇帝加冕紀念幣（正面為巴黎圣母院，反面為教宗庇護七世）

        1804年12月2日，巴黎圣母院舉行了法蘭西共和國督政府第一執政拿破侖·波拿巴的登基加冕典禮，這是巴黎圣母院歷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合法的君主加冕禮。

        法國擁有眾多大教堂，拿破侖為何青睞巴黎圣母院呢？要知道巴黎圣母院不但沒有國王加冕的輝煌傳統，還曾因百年戰爭期間舉辦敵國國王加冕禮而蒙受恥辱。

        首先，拿破侖的帝國更多繼承了法國大革命的遺產，拿破侖不希望帝國的建立被視為舊王朝的復辟，所以歷史上曾為27位法國國王舉行加冕禮的蘭斯大教堂被首先排除。[關于蘭斯大教堂的國王加冕禮，參見筆者在“私家歷史”發表的《蘭斯大教堂(上)：法國國王緣何對她情有獨鐘？》。]

        其次，從拿破侖頭銜“法國人的皇帝”可以看到，拿破侖所構想的法蘭西帝國不同于歐洲歷史上任何企圖效仿羅馬帝國的帝國，如查理曼帝國，神圣羅馬帝國及自命“第三羅馬”的俄羅斯帝國。它的使命不是恢復羅馬帝國，而是以法蘭西民族為中心建立起全新的國家。因此拿破侖不可能仿效查理曼，遠赴羅馬加冕稱帝。

        最后，巴黎圣母院是法國首都最宏偉的大教堂，從17世紀開始就是法蘭西民族榮譽的殿堂，還是巴黎市民最常光顧的大教堂。因此，圣母院同時寄托了法國人的民族自豪和宗教情感，是“法國人的皇帝”拿破侖加冕登基的最佳選擇。

        

雅克·大衛的《拿破侖一世加冕禮》

        關于此次加冕禮的具體情形，新古典主義繪畫大師雅克·大衛的作品《拿破侖一世加冕禮》生動地再現了拿破侖皇帝為約瑟芬皇后戴上后冠的歷史性一刻。大衛本意是要再現加冕禮上更具戲劇性的一刻——拿破侖搶在教宗庇護七世之前奪走主祭壇上的王冠，親手給自己加冕，然而因為擔心引起政治風波而作罷。

        拿破侖奪冠自冕并不是一時沖動，而是其政治構想的展現。一方面，拿破侖認識到宗教對社會秩序的穩定作用，他曾說過：“沒有宗教，就沒有政府。”所以，拿破侖掌權后恢復了法國境內的天主教信仰自由，并敦促庇護七世出席他的加冕禮。而一方面，他警惕羅馬教廷權力的擴張，一直通過各種手段限制甚至控制教廷，下令逮捕和軟禁與法國為敵的教宗。拿破侖在加冕禮上的表現正是為了表明法蘭西皇帝的權力并非來自羅馬教宗，法蘭西皇權從來就不低于羅馬教權。

延續輝煌：世俗國家的“民族建筑”

        從1304年腓力四世召開的第一次三級會議，到1572年新教徒王子和天主教徒公主的婚禮，再到1804年拿破侖一世的加冕稱帝，在巴黎圣母院這座天主教大教堂一再上演君權和教權對峙沖突的悲喜劇。因此，圣母院在法國人的心目中地位非同一般。

雨果親筆手書的《巴黎圣母院》手稿

        1832年，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再版附記里呼吁：“在我們期待著新的紀念性建筑的時候，還是把古老的紀念性建筑保護下來吧。如果可以的話，讓我們喚起法國人對這座民族建筑的熱愛吧。”在他眼里，巴黎圣母院作為“民族建筑”，不僅值得保護，還應當受到所有法國人的熱愛。雨果的小說喚起了法國人埋藏心底的對巴黎圣母院的感情。終于，在古建筑修復專家維奧萊?勒?杜克的主持下，大革命時期遭受重創的巴黎圣母院在19世紀得到了全面修復。

巴黎圣母院與塞納河

        法國政治和社會日益世俗化，宗教熱情逐漸褪去，然而巴黎圣母院并沒有陷入沉寂。從19世紀到20世紀，巴黎圣母院以官方的名義舉行國家大典。從第三共和國為一戰英雄霞飛元帥、福煦元帥舉辦的國家葬禮，到第四共和國于1944年8月舉辦的巴黎解放慶祝大典，再到今天第五共和國為戴高樂和密特朗兩位總統舉辦的追思彌撒，這些盛典恰好說明圣母院在法國擁有超然于其他宗教殿堂的獨特地位。

        巴黎圣母院屹立塞納河畔850年，笑看朝代更替，歷史浮沉。她是“一部規模宏大的石頭交響樂”，是天主教徒的一座精神圣殿，但更是法蘭西民族精神的象征和守護者——這就是巴黎圣母院的命運。     

        （作者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法國史專業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