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強先生在日本二十年了。這些年，他在日本辦中文報紙，擔任《中華新聞》的社長；也在國內出了好幾本觀察日本文化的書，比如最近一本寫天皇家事的《大皇宮》。說起在日華文媒體、華人社會以及日本媒體的狀況這些話題，他可以說既是旁觀的局內人，又是知情的局外人。他說，就釣魚島爭端而言，在國家主權的大是大非問題面前，華文媒體的報道取向不會有動搖、不會騎墻。媒體都是用不同的話語方式，不同的表現方式來闡述同一主題：釣魚島是中國的。

        澎湃新聞：1898年，日本第一家華文期刊《東亞報》在神戶創刊。一百多年來，在日本的華文媒體經過了怎樣的歷史流變？

        姜建強：確實，《東亞報》1898年6月29日在神戶創刊，比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在橫濱創刊的第一個機關報《清議報》還要早半年。之后在1899年，日本第一個由中國留學生創辦的政治性刊物《開智錄》也在橫濱創刊。進入到二十世紀初，中國大批志士仁人取道日本，探求中國革命的方法，并創辦了大量以政論為主的報刊，其言論之尖銳，理論之深刻，在華文報刊史上少有。之后，《譯書匯編》《亞洲時務匯報》《國民報》《游學譯編》等先后在日本創刊。這是日本華文報刊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后來日本侵華，可以說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膸资曛校A文報刊基本處于低潮狀態，只有東京華僑總會機關報《華僑報》等少數幾種報刊得以刊行。

        隨著改革開放，1980年代末開始有大量中國人到日本留學，這時候我認為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持續、有影響力、有相對話語權的華文媒體。那時第一家華文報紙是1988年12月創刊的《留學生新聞》，之后的1989年2月，出現了第二份華人報紙《外國學生新聞》，當時用中日英三種文字出版，閱讀對象主要是留學生。到1992年11月，《中文導報》誕生，標志著新聞的對象從留學生擴展到在日華人。1995年5月《時報》創刊，后于次年11月改為日報。雖然很短暫，但也是華文媒體中首家日報，之后再也沒有出現過日報的形式。

        東京華文報紙最多的時候一度有幾十家，如僅1999年上半年就有八份報刊相繼問世，為此留下了華文報刊“戰國時代”的說法。通過市場不斷競爭、淘汰，有些報紙無法維持就關閉了?，F在，周報大概有十份，旬報有兩三份，半月刊有兩三家，再就是月刊，如《新民晚報東京版》。華文報紙里比較有影響力的是《中文導報》《東方時報》，它們創刊時間長，又是周報。每到華人過春節，這兩家報紙都能請到日本首相為其撰寫新春祝詞。特別是《中文導報》，它更具新聞和政論視野，因而媒體效應也更突出。而東京以外的報紙則有大阪的《中日新報》，名古屋的《中日商報》等。

        

        澎湃新聞：您已經出版了好幾本日本研究的專著，作為有意識觀察日本文化的中國人，怎么看在日本的華人社會？有沒有社團的概念？在其中，華文報紙是否發揮著共同體的作用？

        姜建強：華人社會也是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如今在日外國人總共兩百二十萬，其中八十萬是華人，華人總量從2010年開始超過韓國人，成為最大外國人群體。華人社會經過近三十年的持續發展，到今天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和影響力。

        比如，中國人任上司、日本人做下屬的企業在增加。以前華人在日本公司上班，現在日本人在華人公司上班。如今在日本的七百四十所大學里，都有華人任教。1998年華人博士是兩千兩百人，現在則超過一萬人了。華人在日本形成了各種形式的大小共同體，如芝園團地的IT群的居住區，橫濱老華人與新華人的共榮商業區，池袋中華街的商業區，新大久保的與韓國人共生的創業區，新小巖的華人易居區等。2008年，《日本經濟新聞》開始在報上連載《抬頭中的新華僑》，之后又在2009年11月推出《看不見的鄰人——中國人與日本社會》一書。這是標志性事件，表明在日華人社會被正式納入日本人的視野，并被作為一個有影響力有持續力的對象來研究。

        華人社會這些年的發展我覺得恰恰和日本的“下流社會”與“無緣社會”相反，圖生存、圖發展的狀態迫使華人想當老板，往高走。往高走的一個結果就是進入了有錢意義上的“上流社會”。已經有相當比例的華人進入中產階級行列。他們的個人收入比日本人高，居住條件比日本人好，事業成就感比日本人顯著，問題意識比日本人敏銳，享受生活比日本人在行。上流了，中產了，對應的一個概念必定是“有緣”。要發展要做大，需要和外在的聯系與合作。這都迫使朋友圈、工作圈越滾越大。息息相關，事事相聯，構成了同一的命運共同體。群體連帶的樣態由此產生。這就是有緣的具象化。如今年6月，在池袋發生日本人吸大麻后開車撞人事件。一位華人女性不幸在行走中被撞死。幾天來就在她倒下的地方，放滿了悼念的鮮花和各種飲料罐。前來吊唁的華人也絡繹不絕，他們對逝者表示了最大的哀悼與同情。我認為這是華人有緣社會的最好說明。

        華人二代也在顯示力量。第一代赴日華人的小孩都在讀大學或工作，這批人的勢頭很猛。華人普遍都喜歡教育投資，對這代小孩的教育相當投入。這些小孩讀書成績好，讀得也都是東京大學、早稻田等一流大學，他們在日本人圈子長大，更懂日本社會。而對中國的感覺則比較陌生，但決不反感，價值觀更趨多元化。同時，不同于日本人也不同于中國人，價值觀會更多元。這批人在技術、經營、政治、文化等領域今后會形成很大的力量，滲透到各行各業。是超越華人社會與日本人社會框架的全新一族。非常值得期待。

        澎湃新聞：中日關系一直最能牽動中國民眾的國際關系，在兩國關系低谷期，華文媒體會不會面臨幫理不幫親的困境？

        姜建強：近年兩件標志性事件是釣魚島和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特別是后者，對日本人的沖擊很大。打破了日本人本來對中國存有的優越感。日本人顯現出焦慮，顯現出酸溜溜。而就釣魚島爭端而言，在國家主權的大是大非問題面前，華文媒體的報道取向不會有動搖、不會騎墻。媒體都是用不同的話語方式，不同的表現方式來闡述同一主題：釣魚島是中國的。諸如從歷史看，從戰后體制來看，從鄧小平時代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來看等。當然，針對國內反日游行中的非理性行為，華文媒體也會加以抨擊，訴求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表達意愿。因為過激的行為反過來也為在日華人帶來負面帶來尷尬。在日華文媒體基本沒有很“憤青”的表現，都能取一個相對正義、相對客觀的態度來報道一些重大題材。事實上華文媒體也確實在積極扮演者如何使中日關系良性互動的推手的角色。如華人與日本人之間的一些草根交流活動，媒體都會非常主動地去采訪報道。

        

        澎湃新聞：日本媒體會不會刻意夸大和渲染中國民眾的情緒？在日華文媒體之間有沒有不同的民族主義傾向？

        姜建強：會夸大。比如反日游行里出現的暴力場面，日本媒體特別是電視新聞會不斷地、反復地播放這些鏡頭，使日本人覺得中國不但反日，還發生了想象不到的暴力行為。日本報紙也經常有中國的負面報道，僅僅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這些媒體報起中國的負面，如食品安全等問題，廣度和力度還是比較大的。特別是一些周刊。

        《周刊文春》《周刊新潮》等會專門報中國的負面。操作方式是，雜志出來前幾天，先出要目，掛在電車里作為預告。如大標題是，“中國的猛毒食品有這些，千萬注意看清”。這些雜志對報其他國家的負面沒這么熱衷。這或許是日本讀者對中國的認知了解比其他國家的興趣要大的原因，所以也愛看這些。歐美比較平穩，沒有太大話題。吸引日本人眼球的，能成為話題的，也就中國了。當然這些報道也并非全是憑空捏造，抓住食品安全什么的，不斷挖。這些雜志也叫八卦雜志，有線索，加上捕風捉影和想象，成為文章。

        而日本官方對華文報紙倒有一定程度的認同。因為他們感到這是凝聚華人社會必須要有的東西。華人社會在不違反日本法律的前提下自己有效地管理自己，倒也為日本有關部門省出了專門的管理成本。所以日本的入國管理局一旦有什么新政出臺，也希望華文報紙能幫他們一起宣傳報道，這樣他們工作起來會更便利。如這幾年原來的外國人登錄證換成再留卡，入國管理局就希望華文媒體多報道，好讓更多華人知道。當然日本政客也會利用華文媒體打中日關系的牌。如去年春節，安倍就在兩家華文媒體上刊發新春祝詞，被解讀成急于打開日中關系僵局，向中國與中國人示好。而華文媒體即便有些不同的民族主義訴求，最終也會被自覺與不自覺地消解在“大是大非”之中，因為祖國這個概念依然是最強最重的。

        

        澎湃新聞：日本政府對日本媒體的管理呢？

        姜建強：日本媒體沒有新聞管制的說法。但主流媒體傾向性大體是有的，如感覺上《朝日新聞》偏左，親中，對中國比較友好；《讀賣新聞》偏右，但還能訴諸理性；《產經新聞》是典型的右；《日本經濟新聞》以經濟報道為主，對中國經濟很關注，報道也比較友好。

        這些報紙都在按自己的政治立場辦報，但政治立場也會發生變化，不是鐵板一塊。如偏左的《朝日新聞》有時也會登載一些讓人感到轉向的文章。舉個例子，《朝日新聞》在今年8月5日發表一篇報道，宣布撤銷1991年、1992年的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引述一位日本軍人的證詞，證明日軍曾在韓國濟州島強虜一千名韓國婦女做慰安婦。韓國開始在慰安婦問題上敲打日本，可以說這些系列文章發揮了很大作用。但令人料想不到的是《朝日新聞》舊事重提，主動撤回報道，其背景不可謂不深。撤回文發表后反響甚大。不是表揚《朝日新聞》反省錯誤，而是日本右翼，包括安倍在內，用此事來敲打《朝日新聞》。說你現在輕描淡寫地說一句登錯了，但這事遠遠不是登錯了的問題，而是報紙本身的政治立場的問題，要重新檢討。有必要的話，國會可以傳喚《朝日新聞》的負責人來作證。

        還有一件事，今年6月《朝日》在每天登俳句的欄目登了一首俳句，譯成中文是：“日本的自衛隊員們，愿意喊著安倍萬歲去粉身碎骨?！边@個句子很厲害，相當于戰爭中神風敢死隊撞機前喊的口號。它如果出現在《產經新聞》甚至《讀賣新聞》上都沒問題，都不會引發爭論?？蓞s登在《朝日新聞》！媒體分析，這表明《朝日新聞》內部的左右博弈已經到了相當激烈的程度。

        《朝日新聞》近兩年處在多事的狀態，安倍說，“《朝日新聞》要打倒我，讓我下臺，我是帶著這樣的心情讀你們的報紙的。”日本政治家點名批評一家報紙，之前基本沒有過。這和《朝日》給外界看起來模糊不清的變化也有關。還有日本的NHK電視臺。應該說日本這家唯一不靠廣告收入存活的電視臺，其報道傾向基本是客觀的，對中國也是友好的。但最近一兩年，隨著人事變動，新上任的會長接連口出狂言，在諸如慰安婦、靖國神社等問題上表現出了向右轉的傾向。據日本媒體人分析，背后有安倍的影子在晃動。又如左翼名嘴田原總一郎，現在也開始迎合大眾口味說一些違背自己立場的話。

        日本媒體的政治影響力，與其說在政府，不如說在政治家。比如《讀賣》偏右，其主筆渡邊橫雄的立場是鷹派，對中國沒有太大好感，經常發表批判中國的論調，但他對日本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激烈反對。2005年小泉要參拜，渡邊知道他要在8月15日要參拜后，立刻打電話反對，表示如果一定要去，就8月13日去，這樣政治打擊面小一點。渡邊在戰爭時做過二等兵，知道日本人在戰場上做了什么，知道為戰爭死的日本人怎么死的，所以反對靖國神社作為祭祀場地，主張另設悼念場所。

        據我所知還沒什么日本報紙被政府打壓、關閉。《每日新聞》在1970年代因曝光日美沖繩密談遭到整肅，也沒關門。今年日本通過保密法，這被媒體解讀為有限制報道自由之嫌，招致反對，但最后還是在國會上被強行通過。看上去這是打壓自由的法令，但反過來媒體則利用保密法來敲打政府。這都表明日本的言論自由還是有相當空間。事實上在日本之所以有這么多的華文媒體，也是受惠于日本的言論自由。這是華人在日本辦報的最大感受。

       

        澎湃新聞：日本報紙似乎銷量一直不錯，又有較高的國民平均閱讀率，面對互聯網的沖擊，日本報紙的情況好像相對比較樂觀？

        姜建強：2011年世界報業協會評選世界十大報紙，日本媒體有五家入圍，《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加起來一千多萬份的銷量，遠高于列第五位的《參考消息》（三百多萬份）。以年初剛去參觀過的《朝日新聞》為例，現在號稱發行量七百七十萬份。不過實際恐怕沒有這么多。

        一個最直接的感受是，地鐵上讀報的人少了。日本人習慣看完報紙扔在車子架上就下車，從前坐市中心最重要的那條山手線輕軌電車，能看到好多報紙留在那里，會有無家可歸族拎著大包在車里搜集報紙和漫畫，然后去賣，補貼生活。這個光景現在看不到了。行李架上看不到報紙也就意味著，上班族以前手拿一份報紙上電車的習慣被改變了。不拿報不等于不看報，而是看其他東西，但多少說明報紙的訂閱發生問題了。此外，月臺上的報刊亭火熱時，特別是晚報出來的時段，人們下班后就去買《富士晚報》《東京體育》，現在卻沒人買了。這是零售發生了問題。《朝日新聞》也感到發行量下跌的問題，負面效應當然是廣告收入的急劇減少，據說最近幾年都處在赤字狀態。它也會做電子報、收費墻之類，試圖用電子版挽回下降的紙媒訂閱量。

        日本在今天之所以報紙每天還有四千多萬份（包括早報和晚報）的發行，是因為日本人的信賴度沒有太大的變化。相信你報紙報道的東西，這是日本人特有的對紙質媒體的信賴。調查顯示，日本人對報紙的信賴度是百分之七十九點九，對電視是百分之四十四點六，周刊就更低了，只有百分之十一點五。比起來，報紙信賴度有絕對優勢。

        此外，日本人所謂大報的傳統很強大?！冻招侣劇贰蹲x賣新聞》在全國占到一半以上市場份額，也就是說，“大報”的概念很厲害。而這些大報還做地方版。比如大阪和東京、神戶、北海道的《朝日新聞》都不同，哪怕近郊，東京版和神奈川版也不一樣。在內容上，這些大報也都動足了腦筋。如《讀賣》在1886年開始連載小說。川端康成、芥川龍之介、三島由紀夫等的小說都連載過，以此吸引讀者。《日本經濟新聞》連載過渡邊淳一的《失樂園》，連載期間使得發行量大增。

        日本報紙的利潤投放主要是在發行上，絕招就是“戶別配送制”。如《讀賣》在全國有八千五百個配送中心，十萬送報人。每天用兩千四百五十輛卡車將報紙從全國的八個印刷廠送往配送中心。日本的早報有百分之九十四是直接送往訂戶家的。這也是保證閱讀量的一個方面。日本的交通便利，出報送報的現代化程度高，送報人員素質高，這些都為日本的紙質媒體增添了聲譽。這也不是我們簡單就能模仿的。從這點看，日本的紙質媒體自有其生存與發展的土壤，在短時間內還不至于出現太大的危機。何況他們也在對電子媒體做技術上的不斷創新與突破，到了紙質媒體實在不行的那一天，那么它的電子媒體也就成熟了，國民的閱讀也就會乖乖地轉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