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球在社會主義新中國

        1952年8月1日，第一屆解放軍運動會即“八一”運動會在北京郊區進行。除田徑、足球、籃球、排球等常見運動外，“棒球”（Baseball）作為一項較冷門的運動同樣被列入正式比賽項目。當時，全國六大軍區及海軍、公安部隊皆派出棒球隊參賽，競賽場面之激烈不亞于其他球類項目。這也是新中國舉行的第一次全國棒球比賽。

        眾所周知，棒球是一項起源并繁榮于美國的團體競技運動，亦被稱為“美國消遣” （American Pastime）。19世紀末后，隨著美國經濟、文化及軍事影響力在全球的傳播與擴張，棒球運動開始流行于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加勒比及拉美等地。盡管源自美國，但新中國成立后，棒球運動仍迎來一段短暫的黃金發展期。

        1949年后，新政權對棒球運動持較為積極的姿態。1954年5月，國家體委審定并公布了《棒球、壘球比賽規則》。主要體育院校都將棒球列為主要球類課程之一，希望短期內培養一大批懂棒球的體育教師和專業人才。1956年國家體委正式提出要大力推行包括棒球、壘球在內的“比較新的運動項目”。同年4月，國家體委又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棒壘球運動等級標準》，從專業角度確立了棒球的地位。

        據統計，從1960年前至少舉辦過10次全國棒球大賽，其頻率和規模遠遠超過民國年代。比如，1958年底“大躍進”如火如荼之時，還在上海舉行過全國11個單位參加的分區對抗賽。然而1960年后，這項運動卻在中國大陸急速冷卻，漸漸喪失了競技體育的活力，蛻變為對外宣傳時的政治工具。

        實際上，在1950年代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大力發展棒球者僅有中國，在蘇聯境內幾乎沒有一支棒球隊。此現象背后蘊藏的復雜涵義，也遠遠超出體育的范疇，與新政權的社會管制策略密切相關，涉及意識形態宣傳、統戰乃至外交等諸多層面。

“軍球”棒球

        1952年第一屆解放軍運動會的競技場成為棒球運動的新舞臺，必然強化了其身上獨有的“軍事體育”特征。實際上，中共軍隊早在延安時期便開始接觸棒球，并將其納入“軍事體育教育”的一部分。1939年前后，部分來自“日本士兵覺醒聯盟”的日軍戰俘在延安及山西等根據地以棒球運動作為消遣，對此有興趣的八路軍指戰員隨后也開始學習并組織比賽。

        1940年前后，在劉伯承麾下的129師的棒球運動尤為普及，還組織過專門的青年棒球隊及正式比賽。劉伯承對軍事體育非常重視，認為體育可以輔助軍事訓練。他特別提倡部隊打棒球，以此鍛煉臂力，對投擲手榴彈有幫助，而且器械簡單，花費不多，還可以培養團隊協作能力。為了開展簡化的棒球運動，129師師辦報紙《戰場報》專門刊登了諸如《怎么打棒球》此類文章，使棒球運動在基層部隊得以普及。以至于根據地傳唱的《體育運動歌》中，都有“打棒球……看誰的臂膀粗”之類的歌詞。

        抗戰結束后，中共軍隊內部仍將棒球視為軍事體育予以保留。1948年4月，劉伯承在起草《關于大別山斗爭與全局問題》的報告中，甚至還以棒球為例寫道：“我們今天擺的陣勢就像打棒球一樣，擺好幾個壘。”

        1949年下半年后，由于相關軍事領導認為“棒球對鍛煉體力、視力，培養正規軍人勇敢進取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敏捷靈活的動作、迅速果決的判斷力和配合系統等方面有特殊作用”，便號召在各基層連隊推廣。為了證明這種體育運動可以促進軍事訓練，《人民日報》還發文舉例：“如某軍區戰士劉洪生過去打靶時，槍一響就要眨眼，命中率很低。自他練習打棒球后，槍響不再眨眼了，并大大提高了命中率。”經過兩年多的發展，華北軍區幾乎每個團都有自己的棒球隊。在棒球運動開展特別好的團，“每個連隊甚至有兩個棒球隊，而且一般說都打得很好。棒球已經成為廣大戰士最愛好的一種體育運動了”。華北軍區之外，海軍的青島、吳淞基地及東海艦隊都曾大規模開展棒球運動。其中，尤以青島基地發展較好，加之青島海軍醫院中有一批日本籍軍醫，他們大多都喜好棒球，因此平時比賽練習都很多。

        1952年12月，華東海軍司令部在上海建立了海軍體工隊，特別聘請民國時期中國最著名的棒球教練梁扶初為球隊的客座指導。西南軍區為了獲得好成績，還從各地抽調優秀人才組成棒球隊，專門進行數月的封閉加強訓練。期間，同樣邀請梁扶初入川講學，希望快速提高當地部隊的棒球競技水平。

        首屆全軍運動會后，棒球在部隊中的流行程度愈來愈高，極大地推動了該運動在全國各地區、各層面的普及。劉伯承、聶榮臻、賀龍等將領均表支持，如賀龍在接見棒球名宿梁扶初時曾說：“你是棒球專家，才真識廣，希望在你指導下，把部隊和全國棒球搞起來。”1955年隨著全國各大行政區及野戰軍建制撤銷，原屬各部隊的棒球隊也進行了重組——將這些棒球精英全部抽調到北京，組建成解放軍棒球代表隊——八一棒球隊。其目標就是為了應付日后與美、日等專業棒球隊之間的比賽。1959年5月6日，第二屆全軍運動會開幕，參加棒球比賽的隊伍增加到了14支。

        棒球運動作為軍事體育的發展與流行，客觀上使得“棒球”作為一種美國及資本主義色彩濃厚的體育運動在新中國的社會環境中仍得以留存。1952年至1960年，全國性棒球比賽達10次以上。1959年第一屆全運會時，包括解放軍在內的參賽隊伍多達24支。1960年全國棒球分區對抗賽時，八一、海軍、空軍都派隊參加。

棒球統戰：爭取“高知”群體

        中共軍隊從事棒球運動，除了配合軍事訓練外，也是為了爭取日軍戰俘的配合與信任。韓戰期間，志愿軍同樣允許甚至鼓勵美軍戰俘在戰俘營組織包括棒球在內的體育比賽。1949年前，除中共軍事系統外，國內喜好或從事棒球運動者，大致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多為畢業于國內知名大學或留學海外者。20世紀30年代，中國各大學之間的棒球比賽相當頻繁。1931年9月，上海市運動會的棒球冠軍決賽便是在復旦大學與圣約翰大學之間展開的。第二類則是長年生活在日本或東南亞的歸國華僑。新中國首批“棒球運動健將”李敏寬便是1953歸國的日本華僑，而擔任他教練的是同樣由日本回國、畢業于當地棒球名校——東京法政大學并參加過日本職業棒球比賽的劉賴章。

        各地組織棒球運動時，多會考慮到參與群體的特殊性，并鼓勵知識分子或歸僑參與，讓他們“認識到社會主義制度下各項體育均得到了發展”。1958年全國11個單位棒球分區對抗賽中，作為棒球傳統強隊的上海就分為紅隊、藍隊參賽。這兩隊的運動員除了來自專業運動隊外，還有一大批來自大學、中學、研究機構、醫院，甚至有上海交響樂團的演奏家。其中，擁有大學學歷者近半數。他們大多在1949年前后就讀于上海各高校，或擁有海外經歷，大學期間學會打棒球。

        1959年第一屆全運會上，棒球被列為正式比賽項目。北京隊奪冠，隊中多達9人均為日本歸僑，隨后均獲新中國首批“棒球運動健將”的稱號。1963年上海棒球隊撤銷時，全隊16名隊員中，大學畢業者3人、大學肄業3人、高中畢業者2人、高中在讀者6人，另有華僑2人；球隊主教練是民主黨派，之前還是上海體育學院的副教授。

        以當時社會環境而言，這樣的人員構成無疑堪稱“高知群體”。因此有關方面也積極扶持，以期達到統戰之效。除了組織專業比賽外，各級主管部門還安排愛好棒球的華僑及其家屬從事這項運動，并作為改善歸僑生活的成績予以報道。例如就有華僑感謝黨和政府把“會打棒球的女兒被送到縣里鍛煉打棒球”。另外，上海這樣棒球運動較發達的地區還要求各單位給予參加棒球運動的“統戰對象”特別假期。

        此外，新政權還積極邀請香港、澳門選手赴內地參加包括棒球在內的各項賽事，繼而“壯大祖國的運動隊伍，為國家爭光”，并通過這種方式表示“香港的中國運動員，從來就有神圣而光榮的權利代表祖國參加國際競賽”。

        棒球運動的特殊性是由其主要參與群體的獨特性決定的，也正因為這種獨特性，這項運動更多地被賦予了體育統戰的色彩。所謂“體育統戰”，與“文化統戰”一樣，在現代中共政權建設中，“皆大有工作可做”。

棒球外交：“打球是政治任務”

        然而，無論是作為“軍事體育”，抑或“統戰體育”，棒球在1960年代盛極而衰，甚至一度在中國大陸近乎銷聲匿跡。

        早在棒球運動流行之時，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國家媒體就已開始批評，多將其與美國式“腐化墮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相聯系。在新聞報道中，稱美國年輕人虛度光陰“寄情于象棒球擊球率、投手得分和淫書淫畫等美國時行的荒唐玩意兒”。在批判生活方式的同時，也進一步指出“在美國，棒球運動卻變成了一種賺錢的大生意，受著壟斷組織嚴密的控制。近來隨著美國通貨膨脹、市場萎縮的普遍現象，壟斷組織操縱下的棒球業也愈來愈不景氣”。

        由此，棒球自身的“資本主義特征”在社會主義中國顯得愈加不協調。“反右”運動后，統戰策略已悄然發生變化；而在經歷“反對軍事教條主義”的風波后，原本一度支持棒球運動的高級將領紛紛失勢。另一方面，若希望通過體育比賽來進行國際交往，也難以達到理想的政治宣傳效果。因為當時絕大部分開展棒球運動較好的國家、地區都集中在所謂“西方陣營”，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大多普及程度較低，所以水平再高也不過是“屠龍之術”。

        由于上述種種原因，國家層面對棒球運動的支持力度自1960年后便大幅度減少，全國比賽相繼停辦，原本希望參加國際比賽的八一棒球隊也被撤銷。此外，國家體委甚至開始考慮在全國范圍撤銷專業隊并不再予以鼓勵。

        時至1963年，除上海外全國各地專業棒球隊都已相繼被撤銷，僅存的上海隊也是“奄奄一息”。同年6月，上海隊最終難逃遭撤銷的命運。然而，棒球運動瀕臨消失的一刻，國際政治的風云變幻又使它“起死回生”。由于地球另一端的加勒比島國的革命，而擔負起“體育外交”的政治任務。

        1961年4月“豬灣事件”爆發，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權在成功擊退入侵后，正式宣布將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換取蘇聯的經濟與軍事支援。“古巴導彈危機”后，卡斯特羅為首的古巴領導層仍決定與莫斯科結盟，并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中國與古巴早在1960年便建立了外交關系。在積極推動政治關系外，中國方面也希望借助體育、文化交流來增進與這個新興社會主義國家間的聯系。

        與此同時，中蘇之間的分歧已逐漸公開化、白熱化，雙方在各類國際場合中摩擦與沖突時而出現。蘇聯擔心中共在古巴影響力的擴大，憂慮毛澤東的“好戰”言論與卡斯特羅“狂熱情緒”彼此刺激，釀成更嚴重的國際事件。與之相對，中國希望爭取古巴在政治上站在自己這一邊，雖然無法像蘇聯那樣提供巨額經濟援助，但希望在政治與文化層面獲得其認同。

        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新成員，古巴在歷史上長期受美國熏陶，文化、體育等多方面皆與東歐、亞洲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大相徑庭。而棒球是古巴最受歡迎的體育運動。早在1962年初，中國官方媒體在報道古巴“革命群眾新氣象”時提到“古巴全國有136個青年棒球隊，有21萬人參加了在哈瓦那舉行的全國棒球賽”。這使日后中國與古巴之間以棒球為工具，推動“體育外交”成為可能。

        1964年夏，卡斯特羅在拉丁美洲體育場棒球比賽后接見中國游泳隊和體操隊，“他親自參加了這場比賽。在這場比賽中，他參加的奧連特隊戰勝了哈瓦那隊。中國運動員應邀觀看了古巴人民這一傳統體育的比賽”。中方也高度贊譽古巴的棒球水平，“無論是從普及或提高的角度看它，水平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古巴棒球球隊曾在去年第四屆泛美運動會上，以十三比一大勝美國隊而榮獲冠軍。美國佬想用重金收買這個冠軍隊，但沒有一個古巴運動員上當。這件事情至今被傳為美談”。

        雖然棒球在古巴極受歡迎，但在社會主義陣營“曲高和寡”，蘇聯方面甚至建議古巴轉而發展足球。中蘇論戰正酣之際，中國為揭露蘇聯大國沙文主義，在《人民日報》上激烈批判：“有人竟借口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般不開展棒球，就要取消古巴的棒球，叫搞足球。這種違背人民意志的想法顯然是行不通，哪怕是在小小的棒球上。”

        于是，1964年與古巴商討體育文化交流計劃時，中國方面主動邀請古巴派遣棒球專家訪問教學。據此計劃，古巴在1965年10月會派遣一支棒球教練代表團訪華，幫助培訓棒球教練，提高中國運動員的競技水平。這是新中國棒球運動史上第一次涉外活動。不過，此時中國取消棒球隊已近兩年。

        1965年10月10日上午，古巴棒球教練團由北京乘飛機抵達上海。作為“古巴勝利六年以來，這次是第一次向兄弟國家援助”。中方翻譯、陪同人員在交流中，非常留意對方的政治見解和表態。在國家體委定期上交的“活動簡報”中，絕大部分內容均與政治、外交相關，棒球等體育方面的記述反倒寥寥無幾。

        雖然在古巴代表一再“強調了中古友誼，很感謝中國的熱情招待”，但對于一切涉及政治的議論都相當謹慎，不愿輕易表態。在某次交談時，中方人員獲得一個很好的機會，試探古巴教練團對蘇聯的態度，對團長說：“南斯拉夫勾結美帝攻擊共產黨，把兩黨之間的分歧擴大到兩國人民的關系上，蘇聯雖與我們的關系很壞，我們人民還是有好往來”。古巴代表一聽話題轉到中蘇關系，便馬上采取回避的態度，轉而談反對美帝的問題。

        1968年12月底培訓結束時，古巴教練一再贊揚“從未教到過這樣干勁足的好學生”，“在課堂上、運動場上紀律好，表現了中國同志組織性強、紀律性好”。但是，在政治觀念的宣傳層面，卻未取得明顯進展。古巴代表大多對“反修”話題毫無興趣。在被逼問時，他們只是喊幾句“反帝口號”應付。而這次代表團訪問也成為那個年代中國與古巴方面的最后一次體育文化交流。1966年，雙方貿易談判陷入僵局，彼此關系進一步走向了緊張與對立。隨著中蘇沖突的加劇，中古關系也逐步惡化，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重新恢復關系。

棒球未“棒”：復蘇后的寂寞

        新中國成立初期，一方面積極恢復發展體育運動，另一方面則很明確地提出“在開展體育運動中，各級體育運動委員會必須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下，依靠青年團，并與有關部門協同配合，使體育運動緊密地結合并服務于當前的中心任務”。在當時政治氛圍中，體育運動被視為“培養人民勇敢、堅毅、集體主義精神，和向勞動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各級黨委亦“將體育工作作為宣傳部門的業務之一”。

        以此為背景，便不難理解棒球運動在新中國的境遇。時至今日，這項運動在中國的普及程度，可能尚不及1949年前。正如著名棒球教練李敏寬所言，“棒球是從美國傳來的，在1960年后的14年間，便在我國‘自然而然’地被‘改造’成了空白。為此一代人甚至幾代人付出了成倍地代價”。

        “文革”末期，棒球運動有了復蘇的跡象。1974年，時隔13年后，棒球全國比賽再次舉行。外交、政治因素在棒球運動恢復的過程中，依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中日關系正常化以及臺灣問題的背景下，棒球代表團互訪成為中日交往的一種模式。1975年，日本“友好之船”棒球隊、愛知工業大學棒球隊先后訪華；旅日臺胞棒球隊也于同年造訪，并在全國各地交流比賽。1976年，日本法政大學棒球隊及日本教練代表隊訪華。隨后兩年間，中國方面也相繼派出棒球代表團訪日。此外，國內棒球人士還常被要求在“統一戰線”發揮作用。1979年，臺灣籍日本華僑蔡季舟作為代表參加國際奧委會名古屋會議。期間，中方團長宋中曾要求蔡季舟與臺灣代表接觸，“找機會與他們談體育、敘鄉情”。

        當然，體育作為外交或政治工具的情形，在世界各國均屢見不鮮。再以棒球為例，1975年美國與古巴之間嘗試在哈瓦那組織一次棒球比賽。美國國務院有官員提議效仿“乒乓外交”來推行“棒球外交”（Baseball Diplomacy），但該提議先后兩次被時任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拒絕。而在1980年代的韓國，全斗煥軍政府推行所謂“3S政策（Sports Sex Screen）”，即希望通過大眾喜聞樂見的職業棒球比賽等活動來消解韓國民眾日益高漲的政治訴求，此舉被韓國輿論稱為“國民催眠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