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27日晚8時，一支六十余人的日偽便衣隊從天津乘車抵達北平豐臺站。便衣隊與早已被收買的國民黨北平軍分會鐵甲車第六中隊接洽，駕駛鐵甲車于次日拂曉到達永定門外。北平城內的東交民巷，另有偽軍首領石友三率便衣三千余人潛伏，一旦鐵甲車叩門成功，便在城內配合占領各重要機關。鐵甲車隊見城門緊閉，城墻上布滿軍隊，知事情已經敗露，向城內放炮數發后棄車逃竄。此次日偽暴動，即為著名的“豐臺事件”。事件的日方策劃者是奉天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偽方策劃者名叫白堅武。

        白堅武（1886—1937），河北交河人。18歲中秀才。1907年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與李大釗同學并成為至交。民初，曾任記者和政府低級僚屬。期間，與李大釗創辦法政雜志《言治》。1917年，被江蘇督軍李純聘為顧問。1922年，受吳佩孚聘，先后任兩湖巡閱使署、直魯豫巡閱使署政務處長，極受倚重。由于調和直系京、保、洛三派有功，獲一等文虎章勛二位。1924年，白堅武任第二次直奉戰爭吳軍總參議，坐鎮中軍，調兵遣將，風頭出盡。吳佩孚曾親自許諾，打敗奉軍后保薦白堅武擔任內閣總理。由于馮玉祥的倒戈，直系敗北，組閣之夢化為泡影。其后國民黨北伐，吳佩孚徹底失敗，白堅武被迫下野，在天津做寓公。1933年初，白堅武開始與日人接觸。兩年后，遂有“豐臺事件”，由此成為全國聞名的“漢奸首領”。

日記中的民族主義者

        然而，作為“漢奸首領”的白堅武，早年卻頗具民族國家觀念。在他長達二十余年的日記中，經常可以看到擔憂國事的記錄。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學生搗毀曹汝霖住宅。白堅武次日記錄道：“聞北京學界全體以國權喪失，聯合游行街市，作示威運動，焚賣國黨曹汝霖宅，毆章宗祥幾斃，足征人心未死。”8日，他通電吳佩孚，請其“應時討賣國賊，解決國難”。1931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白堅武于次日記錄道：“日軍實行占據沈陽、長春等處，蓄心積慮已非一日，所怪東北當局平時既根本準備之毫無，時變到來又無神敏應機應付之可能。事勢如此，急初別無良法，惟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再雪此恥耳。”

        1932年，上海爆發一·二八事變，白堅武隔日記錄道：“日軍犯滬。在中國以內亂自爭，數月無人之政府不能先事預防，固為自致其侮；而日軍一逼再逼，致自焚之禍，將來亦有不堪問之結局也。”以曹汝霖、章宗祥為“賣國黨”，視九?一八事變為國恥，希望中國臥薪嘗膽，休養生息，訓練甲兵以待將來抗日御侮，說明白堅武對民族大義的認識，與時人的主流見解相去不遠，可以算作一個民族主義者。       

批判訓政和三民主義

        既然如此，白堅武又為何“落水”？主要原因之一是對國民黨的不滿。北伐以后，白堅武組閣之夢徹底破滅，政治生命結束。原本在政治舞臺上叱咤風云，而今只能靠經營貨棧為生，成為失意政客。此種地位的巨大變動，使他敵視南京政府。加之白堅武出身法政學堂，早年曾受過民主、自由、憲政思潮的影響，國民黨實行訓政、以黨治國、控制言論，遂更增加不滿情緒。

        白堅武經常在日記里大罵國民黨。他認為，國民黨標榜訓政卻無法可依，較之北洋時代實為歷史的倒退：“黨人所取舍恒以孫中山為護符，可謂惡作劇。凡無論若何政治組織，必有根本法為之準據，方可規范一切。今黨府而無約法，但憑二三委員口含天憲，任意顛倒為之，無論一般人民之權利生命不知所適從。訓政時代而無約法，未知果何據以為訓也？”白堅武還對三民主義詳細批判，認為其胡亂拼湊、謬誤百出，根本不成為一種主義。

        白堅武敏銳地看到，國民黨雖然標榜一黨專制，內部卻勾心斗角，糾紛不斷。汪兆銘有汪兆銘的主張，胡漢民有胡漢民的主張，乃至人人都有，卻又不敢公開為自己所見，假托孫中山名義。對于蔣介石和其他軍事首領持續發動內戰，罔顧日本問題，以致坐失收復失地的良機，在建設方面亦不上軌道，他更表示非常憤慨。他在日記里以打破此種一黨專政為志愿，并表示出任何時候都不與黨國發生關系的決絕態度。       

著書立說與學說不行

        當然，政治上徹底邊緣化的白堅武并未完全與黨國決裂，也曾試圖用自己的思想或理論去影響政治。1927年以后，他為解決中國如何面對資本主義的難題，提出了所謂“教育公有”的觀點。在他看來，為消滅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既保護資本主義，又遏制資本主義的無限擴張，其解決之法不在共產革命和階級斗爭，也不完全在勞資合作或實現階級調和，教育公有才是根本性的解決之法。教育公有即國家保證每一個孩子平等的教育權，實行一種強制的教育。如此，便可以使貧窮者免遭無力求學之虞，也使富人不得依靠其經濟實力，使孩子享受特殊的教育資源。白堅武認為，雖然每個人的聰明才智不同，但國家必須提供這種平等的機會，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各種社會政策的調節。

        其說實際平淡無奇，但白堅武自信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日后必將大行于天下。他托在國民黨內任事的舊僚將自己的意見轉交中央，但轉交后無人理睬。當時的政治情形也不利于白堅武。他將《教育公有論》寫成小書在中華書局出版后，正值1929—1930年的蔣馮閻中原大戰，國人目光都集中于這場戰爭，這本書沒有引起任何影響，亦少有人關注。白堅武手中沒有權力，其思想無法轉化成實踐，學說不能行于天下，成為心中的隱痛。       

幻滅后追求北人自決

        學說不行之后，白堅武選擇徹底與國民黨決裂。在他看來，東北淪陷、偽滿洲國建立，也是因為國民黨統治無能，對日不和不戰，將希望寄托于國聯身上，才釀成此果。他評論道：“當東北事變甫起，內而振作威信，外而負責交涉，有忍辱負重之當局，早已收回失地。乃黨府諸人除濫發不負責任之言論外，即依賴虛而無當之國聯，一誤再誤，不可收拾。”又謂：“中國已內亂自爭，數月無人之政府不能先事預防，固為自致其侮，而日軍一逼再逼，致自焚之禍，將來亦有不堪問之結局也。”

        由此，他認為國民黨沒有能力解決對日問題。尤其是，以江浙人為主體的國府要人，非但沒有資格處理北方之事，只會出賣北方的利益。作為北方精英，他有資格起來代表北方人處理對日問題。那么，白堅武對于日本的侵略究竟持一種什么態度？首先，他認為，中國國力弱，憑血氣之勇，動輒言抗日、開戰，必然導致亡國。其次，他不認為日本真的可以吞并中國，“日本人決不足慮，以蒙古人之武力可以征服全球，而以其民族無政治方法、無種植能力，宰制中國僅80余年即為朱洪武驅之漠北。日人不如蒙古遠甚，而其殖民能力人所共見。中國但患內部不統一無方法耳，若能自強，即使日本取得鐵路權、商租權以去，20年后仍可歸來耳。”

        因此，現在的辦法就是謀求與日本合作，避免正面沖突，忍辱負重以后再圖謀“救國”。國民黨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在抗日問題上一向比較強硬，顯然會造成中日矛盾擴大化，成為阻礙中日合作的因素，必須除掉國民黨在華北的勢力，由華北人掌控北方的局勢，以后再逐漸謀求擺脫日本人的控制。但是，白堅武無兵無將，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于是，他開始主動與日人接觸。1933年初，在日本特務何庭流的引薦下，他與日人緊密聯系。       

刺殺大員與策劃暴動

        所謂“曲線救國”，到底是白堅武的真實想法，還是希望自己掌握權力，重現第二次直奉戰爭時代呼風喚雨的輝煌？或許兩者兼而有之。日本人當然也希望驅逐于學忠等阻礙其侵略華北的勢力，遂與白堅武一拍即合，給予金錢資助，使其在華北建立秩序，驅逐國民黨勢力。1933年，白堅武策劃了刺殺于學忠的事件。

        于學忠曾是吳佩孚手下的中將，與白堅武結拜為兄弟。作為北洋舊部的于學忠擔任國民黨河北省主席，在白堅武眼里無異于“背叛”。而且身登高位的于學忠也不買他的賬，多次拒絕了白堅武舉薦親信做官的要求。白堅武以三千大洋收買于學忠的貼身護衛傅建堂，命其毒殺于學忠。然而計劃泄漏，毒殺行動失手。其后白堅武又兩次設伏刺殺于學忠，均告以失敗。已經無法在天津立足的白堅武逃到偽滿洲國。

        退居東北的白堅武，仍時刻以“救國”自命，并無時無刻不陷入“救國”的焦慮當中。為了建立一支真正忠于自己的軍隊，白堅武仿照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組建了所謂正誼社。正誼取董仲舒的“正其誼不謀其利”，由白自任總裁，下設軍事、政治、外交三部，定宗旨為：“本社以知仁勇教綱救國。社員應以服從教綱者服從領袖。社員須不詐不懦，知行合一，違叛者嚴重懲罰”。對于那些不甚讀書的兵士，則以北人自決動員。他號召“凡會員當打倒國民黨之蠻子，以強中國”。這無疑是一個法西斯組織。

        白堅武采用利誘的方式吸收社員，北平軍分會鐵甲車隊中隊長段春澤便是其中的一個被收買者。雙方約定，合兵一處以鐵甲車隊伺機攻打永定門，占領北平城，事成后給予段春澤高官厚祿。于是，便有“豐臺事件”。然而，此事已被北平方面事先偵知，遂嚴陣以待，使白堅武軍功虧一簣。日人不滿于白堅武辦事不力，并知悉他并非真心實意投靠，遂對其不予信任。其后，白堅武亦未參加其他日人組建的偽政府，因此不受日人庇護，等待他的只是噩運。果然，1937年，在宿敵馮玉祥的誘騙下，白堅武遭逮捕并被槍殺。       

救中國外衣下的悖論

        白堅武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最終“落水”成為漢奸首領，其選擇決不能僅以“墮落”視之。作為“南方政權”的國民政府建立后，對北方勢力的壓制，以及推行的一黨訓政，導致許多北洋舊人的不滿。由于國難深重，國民黨處理東北及華北問題不力，白堅武以北人領袖自命，希望能夠由北人來自決北方問題。他認為中日實力懸殊，直接抵抗必將亡國，應采取曲線策略，遂謀求與日人合作，日后積蓄足夠的實力后再謀求獨立。

        由此，他選擇在日人的幫助下，逐步奪取華北的權力。整個過程中，白堅武一直以愛國自居，甚至認為惟有自己才真正負有救國的重大使命。這固然是他不斷為自己尋找心理支撐，似乎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自我欺騙。只是，此種另類選擇的“救國”實不高明，最后只能以“漢奸”之名告終。不過，白堅武的選擇，還是提醒我們，在對待“漢奸”問題上，應該注意到具體情況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