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九零后》的主角們年歲都是90+，但這卻是一部真正關于年輕人、關于青春的電影。

該片由楊振寧、王希季、許淵沖等16位平均年齡超過96歲的“九零后”昔日聯大學子聯袂“出演”，向觀眾親口講述有關當年西南聯大的故事，回首在母校難忘的求學時光。

《九零后》劇照

那個風雨飄搖、山河破碎的年代，群星閃耀的氣象漸成，而身處其中的人尚且渾然不知。一個個如今已是暮年卻仍然眼神光彩熠熠的“中國驕傲”講述他們一生中激昂而迷茫的求學時光，令人激蕩而神往。影片把西南聯大“剛毅堅卓”的校訓，愛國、科學、民主的抱負，自強不息的成長經歷，通過電影屏幕呈現給當下觀眾。

導演徐蓓攜《九零后》在上海圖書館與讀者分享幕后故事。

《九零后》將于5月29日在全國影院上映。5月10日，該片出品方大象點映在上海影城發起一場首映禮。再前一晚，導演徐蓓在上海圖書館和讀者們分享了關于西南聯大的歷史往事，和自己身為這段歷史研究者的所思所悟。

為什么這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學

西南聯大——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抗戰時期聯合成立的臨時大學。抗日戰爭期間，這三所大學躲避戰亂、輾轉到云南昆明，延續文脈。

這所大學存續8年，卻影響中國長達80年。先后培養出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5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勛、172位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師。

而這座 “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如何拔地而起，導演徐蓓試圖用紀錄片的方式去“回答或部分回答”這一問題。

導演徐蓓

2016年，徐蓓接到新聞電影廠的一個電話，聽到對方請她拍攝關于西南聯大選題的紀錄片，“有一種被電流擊中的感覺”，但她沒敢立刻應承下來，“因為選題一方面是那么的好，但是另一方面又覺得太沉重了。”

那么多的大師那么厚重的一段歷史，如何去呈現？徐蓓梳理出對這個選題的認知框架，才鄭重接下這個沉甸甸的任務。

徐蓓是英國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碩士、紀錄片導演。2018年她完成了紀錄片《西南聯大》，一共5集，每集52分鐘，分別為《八音合奏》《剛毅堅卓》《大學之大》《火的洗禮》《嘉蔭長留》，講述了西南聯大 “八音合奏，終和且平”的歷史故事，展現和解讀這所大學所具有的永恒魅力和精神力量。豆瓣評分高達9.4。

《西南聯大》的豆瓣評分。

在拍攝紀錄片的采訪過程中，徐蓓發現，不管被采訪者的年齡多大，都能對自己的老師校園同學記憶猶新，“這一定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學。”而作為一個紀錄片的創作者，徐蓓在這個過程里，試圖去回答“為什么”。

“當時的中國大學起點非常的高，大學這個制度在我們之前的教育體系里面是沒有的，面對當時完全的一張白紙的情況，怎么辦大學呢？很好辦，我們照著學就行了。所以當時中國開辦的大學從一開始它就是國際化的，它的起點非常高。”

徐蓓列舉了當時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三位校長的“強強聯合”，“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士大夫的精神在他們身上深深地扎下了根基，同時他們在青壯年的時期，他們在西方學習了很先進的教育體系科研方法，所以這批人回到中國來做教育是那一代大學生的福氣。”

《九零后》劇照

而同時，當時的學生的水平也是極高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可以說云集了當時中國最好的學生。“當時百分之九十幾的都是文盲，所以能夠考上大學的，應該相當于我們今天的博士的水平，可能還要高一些，當時的人又特別的早熟。你把三個學校的學生放在一起，出人才的幾率客觀上要大得多。”

楊振寧、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同時，徐蓓希望在片中強調的是，西南聯大處于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我們不要小看了一個歷史的背景，對于一代的人才產生的作用。在《九零后》的紀錄電影里我非常強調突如其來的戰爭，對當時的學生和老師他們生活的一個徹底的改變。我覺得那種國破家亡的危急的時刻，戰爭給予了他們一個極大的壓力。”

《九零后》劇照

西南聯大選址昆明也是這所大學能夠獲得得天獨厚優勢的原因之一。“從北平到昆明，迢迢長路，是非常遙遠的過程。可是昆明跟滇越鐵路接軌，多多少少的還是可以跟國際有相對通暢的聯系。同時，云南由于當時錯綜復雜的政治關系，處于一種相對自由的‘獨立王國’的狀態，而學術是需要這份空間的。”

活生生的年輕人，每一個都閃閃發光

作為一個人類學者，雖然10年來一直在做與抗戰相關的歷史選題，但作為一個和平年代長大的人，徐蓓自認并不能真正理解戰爭對那一代人意味著什么，“直到去年的新冠疫情期間，我突然明白那一刻就是我們身處在歷史當中，幾十年以后，新冠這段歷史成了書上的一段文字，而每一個親歷者，對這段歷史的感知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將這些耀眼的人物放置于特殊的歷史之中，去感受人物的彷徨和選擇，使得《九零后》這部電影尤為生動。

《九零后》劇照

“我們很容易忽視這樣一個事實。當時的青年他依舊是青年，當時的青年對前途對國家的命運充滿了惶恐。”徐蓓分享了當時一位參加步行團遷往云南的學生的日記，里面這樣記述——“我們的當局給我們說，你們應當好好讀書，為了未來的復興，但是張志忠將軍說，你們這種不生不死的生活對國家一點用處沒有，應該放下書本。大公報說應當實施戰時非常教育，中央日報又說歐洲戰時各國都以能上到最后一課為光榮。蔣夢麟校長說，到云南去繼續求學，但是一位叫高崇熙的教授說，你們還來上課干嗎？無論從什么地方得來的，都是矛盾。矛盾矛盾。”

《九零后》劇照

作為《西南聯大》的電影版，《九零后》更聚焦于活著的人。比起《西南聯大》更偏影像文獻式的記錄，《九零后》的最大篇幅來自于一手的采訪素材，16位跨越一個世紀的老人真真切切的回憶里，不是歷史教科書上的豐功偉績或是一些名人名言式的雞湯金句，許多話語平易得讓觀眾會心笑出聲來。

比如關于大一的通史教育，十幾位國學大師輪流每人講兩個星期，楊振寧說，“這樣的方式不好，不夠系統。”而鏡頭一切。翻譯家許淵沖就斬釘截鐵地說，“那是這個時代最好的國文課！”又比如許淵沖調侃另一位翻譯家同學巫寧坤說，“他英語挺好，法文不行，才考70多，我大三才開始學法文，一考就是99。”還有同學揭短汪曾祺替學弟考試，寫出來的文章被老師表揚“比汪曾祺寫得還好”的軼事。除了學習，也有屬于青澀年代里，關于男女同學間懵懂而熾烈的愛情萌生的講述。

那是真正的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

許淵沖

在上圖講座的現場，還分享了聞一多在途中給妻子的一封信，信中他有對同行者的吐槽，也有俏皮地調侃和自戀，徐蓓說，“任何一個人當他能夠為民主去獻身的時候，同時他也是一個普通人，他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甚至他的小毛病。我特別喜歡他這一篇日記，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就是立刻地呈現在了我的面前。”

包括梅、蔣、張三位校長的關系，在當時的時期也是微妙的，可又是那樣的一種無私的大局觀，超越了中國傳統文人的那種“同行相輕”，共同鑄就了這8年的輝煌奇跡。

“蔣夢麟曾經給他的好朋友胡適等人寫了一封信，說設立西南聯大的想法，把他給害苦了，說‘發狠的時候恨不得把你們三個人一棍打死’，他苦惱到這樣的程度。但是無論怎樣，中間有多么大的分歧，矛盾，包括經費上的分配這些種種的矛盾，三個學校聯合了，它幾乎成了當時的一個象征。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可以這樣結合在一起。有教授說這才是西南聯大真正重要的一個精神。”

他們值得一場不發彈幕不加倍速觀看的儀式感

這樣的鮮活，一直延續到80年后。徐蓓記得，自己重新去走訪這些“歷史里的人”時，談起今時往日，這些“90后”們眼里依然有光。

導演徐蓓在2019年開始策劃電影《九零后》時，她說自己一度“野心勃勃，從影像聲音各方面，有很多美好設想，想要把他們講述的生活以電影方式再拍一遍”，但再次探訪，一些老人離開，一些在醫院神智也不如之前清醒。“策劃一圈后回到紀錄片的原點，我意識到很多老人是把他們人生中最后一次采訪給了我們。當最后16份授權書拿到手，我覺得自己的責任無比重。”徐蓓說。

巫寧坤

《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譯者巫寧坤在采訪當天，因為太激動記錯了采訪時間，凌晨就起來坐等好幾個小時。《人類的故事》的譯者劉緣子在接受采訪之前，讓女兒遞來口紅鄭重其事擦上才開始講述。《呼嘯山莊》的譯者楊苡在采訪結束后拿出一個小小隨身聽，聽著英文歌說，“這是我的小快樂”，徐蓓從她的耳機里聽到傳來的歌聲是《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之后滿眼淚光。那時她當即決定了，這就是電影《九零后》的英文名。

楊苡和她隨身聽里的小快樂

影片的結尾，是這些老人們都依然清晰而堅定地報出自己的學號，短短幾個數字，是他們一生華彩篇章的開始。這樣的設計，是徐蓓在構思梳理出整個紀錄片框架時就想好的，“落點不要宏大敘事，就是要讓他們回到學生狀態。”

王希季院士

徐蓓說，對于這些老人，“印象極為深刻的就是不管在西南聯大讀了4年，或者只是一年的，這段歷史對他們的影響絕對是終身的。那種浸潤讓這幫學子身上有很多共同的特點”，“另外就是他們眼神當中的那種光彩，其實很多人經歷了太多的磨難，在某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都有非常不堪的經歷。但是你去面對他們的時候，你看到的就是一顆赤子之心。”

正是這份赤子之心，讓徐蓓堅定了一定要為他們做一部電影的決心，“為什么我們一定要在做了一套紀錄片以后，還要來把他們電影化，讓大家走進電影院，以一種很多人齊聚在一起的方式，在黑暗中凝視，沒有彈幕，也不會以兩倍的速度快進，就靜靜地看他們的故事。這樣一批人，他們值得有這樣一個儀式感。”徐蓓說。

首映禮現場

首映禮現場，有觀眾分享自己的觀影感受，稱很少有電影在觀看后能夠給人以“洗禮”的感覺，同時也對自身身為青年的處境有了更多的思考。對此，導演徐蓓也表示，拍攝這段歷史，讓她更多地“反省我自己”。“這是一片豐沃的土壤，在這幾年的經歷中，我感覺在這片土壤里長出了新的我。年輕的一代是千萬個個體組成的，我們并不寄望這個電影能夠影響一代人，但希望每一個個體在電影里吸取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