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前的幾年間，過高的大學學費造成很多家庭悲劇，大學高收費遭到輿論強烈譴責，教育部曾要求，高校學費五年內不得上漲。然而隨著“限漲令”到期，近期各地高校接連傳來學費上漲的消息。

        鑒于五年時間沒有調整學費，而這五年間，在物價和工資上漲、高校債務負擔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這一次有可能發生學費的“報復性上漲”，公眾因此擔心學費逼死人的現象再次出現。

        大學的收費問題異常復雜，它不僅是經濟問題，同時還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和教育問題。從經濟角度來說，它涉及教育成本的核算、分攤和教育經費的籌措；從社會角度來說，過高的學費將影響低收入階層子弟獲取高等教育并向中上階層流動的機會；從政治角度來看，如果過高的學費令越來越多下層民眾子弟喪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將影響到社會穩定，公立高校的辦學宗旨也將受到質疑；從教育角度來說，高等教育價格體系制約著高等教育結構的調整。

        所有這些層面，綜合起來無非兩層意思：該不該收學費？收多少為宜？

        盡管中國大陸的公立大學大規模收費已有10多年，但鑒于過去有三四十年間上大學不用交學費，而且還有生活費補助，因此一般人內心深處不滿大學收費，對高收費更是反感有加。

        問題是，過去不收費，是因為當時的大學為“精英教育”，受教育者人數少，政府財政可以全額負擔；但是隨著“精英教育”逐漸轉變為“大眾教育”，大學在校生越來越多，政府財政無力全額負擔，加之大學畢業獲益明顯，使大學的經費來源逐漸演變為財政撥款（以及上級補助）、事業收入（包括學雜費收入、科研經費、培訓費等等）、經營性收入和捐贈。其中后兩項彈性很大，很難有收入上的剛性，比較穩定的還是財政撥款和學雜費收入。

        因此，學費問題，也就是“收多少為宜”的問題，實際上成了學生家庭和政府之間的博弈。理論上，財政撥款多，學雜費就少；學雜費多，財政撥款就少。基本數據也支撐了這一結論，比如2000-2010年，中國高校學雜費收入在教育經費來源中占比，從21．3％上漲到超過33％，而2001-2010年，政府財政撥款的占比，從58．47％下降為48．75％。當然，具體到每一所高校，占比數據有很大不同，總的說來，985高校和211高校，財政撥款數額較大，比例相對較高，學雜費要低一些；而二三本院校，學雜費較高，財政撥款數額小，比例相對較低。

        2013年第二期的《北京大學教育評論》刊文認為：“在公立學校收費的國家，從價格區間來看，低收費往往是象征性的，或者低于教學成本的10％；中等收費相當于教學成本的15％～30％；高收費如美國一些高校的本科生學費，占教學成本的30％～40％，甚至45％。”無疑，以2010年學雜費收入占到高校教育經費的33%計，總體而言，中國公立高校處于高收費行列。

        數據似乎支撐需要繼續加大財政投入比例的結論，但是要從（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支出中加大教育或高教投入占比，難度之大，眾所周知；同時，央廣“中國之聲”也報道稱，有媒體調查顯示，76.1%的受訪者明確反對高校上調學費。

        面對財政投入擴張有難度而學生家庭普遍不愿意支付高學費的局面，高校方面要通過獲得更多財政支持和上漲學雜費以提高收入，就應該有過硬的理由，而最過硬的理由無疑是——賬本。

        要求公立高校公布賬本，并非想入非非。2010年9月1日實施的《高等學校信息公開辦法》第七條明文規定，高校必須主動公開的信息包括“學校經費來源、年度經費預算決算方案，財政性資金、受捐贈財產的使用與管理情況”。而據我們有限的觀察，并非所有高校公布了賬本。公布了賬本的，也有詳有略，有些簡略到難窺究竟的地步。今年7月底，教育部發布“關于公布《高等學校信息公開事項清單》的通知”，意圖規范。

        難以想象，不向公眾公布相對詳細賬目的公立高校是如何確定收費標準的，又如何能夠吸引到大筆捐贈。而正因為公布的賬本粗略，公眾可以看到很多古怪的收費情形，比如有的學費上漲3000元，這個3000是如何測算出來的？為何不是2900或3100，而恰好是個大整數？這樣的上漲一定沒有精確測算過，顯然太過隨意。

        這種收入的隨意性，注定了開支必定存在隨意現象。這些年來一些高校修建了一望無邊的校園，奢侈豪華的辦公設施，很多高校因此負債累累的消息屢見媒體，學生家庭是否要為此買單？

        為了因應輿論而凍結學費上漲，只是權宜之計。為今之計，公立高校應該根據賬本，每年拿出調整學費的足夠理由，這樣才能贏得社會的尊重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