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澎湃新聞·私家歷史”7月6日刊出的《淪陷時期上海文人的選擇：退隱，反抗還是合作？》一文之后，我很有一些疑問，仔細查對之下也發現一些問題，現在把它擇要寫下來。

        傅葆石先生的這篇文章是根據他6月12日講座的錄音整理出來的。這場講座的話題主要還是就傅先生的著作《灰色上海，1937—1945：中國文人的隱退、反抗與合作》所展開，但所講到的與書中所寫到的實互有側重。我細看了一下全文，初步感覺存在一些錯漏，但因為文前特別注明了它是“澎湃記者根據錄音，整理出來以飧讀者”的，怕這些錯漏是整理時產生的，所以我又專門找到“思勉講座”掛在網上的此次講座錄音（http://jiangnanxue.com/lectureDetail.asp?newsId=791）對照著來聽了聽。以下就我比較了解的部分，挑其中一段，來略微評說一下文中的紕漏之處。

        如傅先生在講座中說：

        陶亢德，研究近代文史的人都知道，他跟著林語堂、周作人，在戰前就搞《宇宙風乙刊》，搞《論語》，搞《太白》。他不喜歡大文人，什么名人，他有一點點的小名氣，他提倡一種小品文，提倡大時代里面給人留下一點空間可以追求自己的自由這樣一種生活方式。陶亢德喜歡明朝歷史。1982年，我當時在華師大訪問了幾位中文系的教授，還有柯靈、徐杰，他們都認為陶亢德絕對是漢奸。因為陶亢德最早參加汪偽政府，開始辦大公黨書局。他還參加了一個最重要的抗日雜志叫《魯迅風》。自抗戰以后，他逐步改變文風。

        核查錄音，傅先生確實說到了陶亢德辦過《太白》雜志。不過事實上，陶亢德雖然參與編過《論語》和《宇宙風》（錄音里傅先生其實沒說“乙刊”二字，但《宇宙風乙刊》確也是陶亢德辦的），卻跟《太白》沒有關系。《太白》是陳望道在1934—1935年間主編的刊物，那時候該刊同人正視陶亢德參與編務的《論語》、《人間世》等雜志為“幫閑文學”，旗幟鮮明地與之對抗呢！若說陶亢德編過《太白》，豈非搞錯了陣營？

        “陶亢德喜歡明朝歷史”的話，也不知從何說起。近來我正幫助友人祝淳翔先生一同梳理陶亢德的文字，我們全然沒發現陶亢德關于明史寫過什么文章。即便傅先生想論定《古今》這一批文人“都對明清歷史、明清小說很感興趣”，但陶亢德的明史知識恐怕也遠遠難與金性堯、周黎庵等同儕相提并論吧！

        文中頗有一些誤字，如“許杰”誤作“徐杰”，是記者整理錄音時的問題。還有一處“大公黨書局”亦屬整理有誤，錄音中傅先生的原話說的倒是“大東亞書局”，但他也說錯了，這個書局的名字實際上叫太平書局，陶亢德與柳雨生主持該書局的時間實在1943年。按汪偽政權于1940年建立，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占租界在1941年年底，陶亢德主持汪系《中華周報》是1942年的事，后來他主辦太平書局，過了沒幾年汪偽政權就覆滅了。陶亢德在孤島淪陷后“落水”，怎么能算作是“最早參加汪偽政府”呢？

        除了史料的列舉，講座中傅先生論證陶亢德是“漢奸”的邏輯也有些奇怪。從傅先生的言辭來看，他好像是通過1980年代對一些老人的訪問而得到這個結論的。其實陶亢德在1946年因“文化漢奸”罪被當局判刑是件極重大的史實。在這種是是非非的問題上，何以舍棄這件史實上的直接證據，而要以一兩個當事人的言論去判定一個人的政治面貌呢？恐怕未盡妥當。

        當然了，平時談話，必不能完全如寫文章一般嚴謹。以上所談也僅是就其中一個段落，稍稍糾正不嚴謹的錯誤之處而已。但《灰色上海，1937—1945：中國文人的隱退、反抗與合作》原書中，也還存在一些史料把握上的偏差。這類偏差看似不大，但鑒于要論證的結論或多或少要由史料引出，史料本身若未能把握踏實，就可能造成更大的誤解。這里也只挑一段來節略說說吧！

        該書中譯本（張霖譯，劉輝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8月版）第177—178頁言：

        1941年12月，文載道和他的妻子都被捕了。為了逃脫刑罰，從犬牙下救出妻子的性命，他向“76號”供出了名單。他被釋放后，又哄騙柯靈等友人改變立場。為了活下來，他付出了背叛朋友和國家的代價，這種罪惡感在整個淪陷時期一直縈繞在他心中。為什么他不能像其他人那樣忍受刑罰？為什么他這么快、這么現實地就屈服了？1941年后，他為自己的妥協而感到羞恥，他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辱齋”。

        原書注釋中還標明了詳盡的出處，比如“關于文載道的附逆，見我與錢今昔教授的通信，1987年2月8日”；“關于柯靈對文載道的施壓，見他與柯靈的通信，1987年6月21日”（按這句話譯者幾乎全譯錯了，檢英文原著，此處作“on Wen's coercion of Ke, see correspondence with Ke Ling, June 21, 1987”，當譯作“關于文載道對柯靈的施壓，見我與柯靈的通信，1987年6月21日”——引按）；“辱齋”的得名緣由則見《風土小記》。

        前引的那個講座記錄中，也有類似的話：“他（指文載道——引按）的夫人據說被日本人抓起來，（日本人）放狼狗去咬他的太太，逼他投降。于是，他投降了，并且說出了很多重要中國文人的名字。”

        錢今昔先生與傅先生通信的具體內容，今尚不得而知。不過柯靈先生與傅先生的通信已公布了，其中1987年6月21日柯靈寫給傅葆石的那封信中正說到:

        您問到幾個人的政治問題，我難于很好的回答。我一直有個缺點，就是不愛打聽別人的事，因此了解得很少。文載道、周黎庵確實是落了水的。文載道首先主動到七十六號自首，還自告奮勇，來動員我去“登記”，我拒絕了，自此和他絕交，至今再沒有見過面。他在敵偽方面擔任什么工作，我不了解（后來據周黎庵說，是陷得相當深的），但公開為敵偽刊物寫文章，出書，參加各種集會活動，非常起勁。

        以上據《現代中文學刊》2012年第4期所載柯靈《致傅葆石信（1987—1993）》引用。文末有編者注，略謂柯靈致傅氏1987年6月21日的這一信雖早已收入《柯靈書信集》（編者注誤寫作《柯靈通信集》），但當時有多處刪改，這里發表的才是原信。經核查，以上說文載道周黎庵等人“確實是落了水”的話，原也在刪改之列。這是引用時需要說明的。

        了解了柯靈本人的敘述之后，姚芳藻《柯靈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版）中關于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柯靈的一次遭遇的具體所指，也就很明白了：

        柯靈像一只驚弓之鳥，感到隨時有被逮捕的危險，每天提心吊膽，生怕日本人突然闖了進來。就在這個時候，他在報上讀到一則消息：汪偽特務組織七十六號魔窟刊登的限令抗日書籍上交及抗日分子登記的通告。受傷的心更是七上八下震動不已。顯然，敵人已經展開攻勢，他將如何處置呢？登記嗎？不，登記就意味著投降，意味著落水附逆；不登記嗎？不登記就要冒著人頭落地的危險，怎么辦？權衡輕重，橫下一條心，決不登記，寧可殺身成仁，絕不屈膝投降。而正在這個生和死，真理與邪惡交戰的時刻，卻有一位朋友來訪。這位仁兄原是青年作家，以擅長寫雜文著稱，他的雜文揭露日帝罪惡，抨擊汪偽丑行，筆力遒勁，犀利潑辣，在文壇頗負盛名，他的許多作品都是在《世紀風》上發表的。在“魯迅風”論爭中，他與柯靈站在同一條戰線。他的來訪，柯靈自然十分高興，哪里想到他開門見山，劈頭第一句話就令柯靈大驚失色。

        “我去登記了，我也思想斗爭過。但我想，我們寫了這么許多抗日的文章，日本人、汪精衛怎么會放過我們呢，還是登記了，太平些。”

        柯靈越聽越不是味道，奇怪這位作家怎么會變得這么快，他在文章里所宣揚的慷慨激昂的抗日思想都到哪里去了呢？而他還在侃侃而談，柯靈側目視之。

        “他們倒還客氣，和我聊了一會，談到了你，他們要我勸你去登記，我拍胸脯向他們保證，一定拉你去登記。”

        柯靈氣得跳了起來，勃然大怒，臉漲得通紅，他還從來沒有發過這么大的脾氣，破口罵道：“你還有臉來見我，你知道你干了什么？你落水附逆，還要來拉我！誰要你拍胸脯的？我絕沒有你這樣的朋友，我不要再見到你。”

        朋友被罵得也是滿臉通紅，狼狽地走了。

        這里細節更多，前來勸柯靈去七十六號登記的這位青年作家，指的當然也就是金性堯（文載道）了。這本《柯靈傳》的編寫得到了柯靈本人的首肯，作者的寫作不僅得到了柯靈在資料上的大力幫助，更能多次獲與柯靈本人長談，柯靈在生前也看到了這部《柯靈傳》的全稿。所以這一節外人不可能知曉的細節描寫，相信亦是來自柯靈本人的敘述。

        其實回過頭來看金性堯當時的舉動，意圖很明顯，就是作為知名作者和編者，在形勢變化下難免還要拋頭露面，為免不測，便去七十六號登記“以保平安”。不過依我看，他向七十六號為柯靈打保票的行為恐怕不是“背叛朋友”，甚至還是想幫柯靈共度難關呢。但是金性堯、柯靈二人的政治理念終究是不一致的，行為上的相對利弊和政治道德上的正誤取舍，一定會使不同的人在看待同樣的事情時產生不同的觀感。

        主動登記這件事，若被說成是“自首”（柯靈語），尚算容易說通。可是從柯靈的話里，我們又哪里能夠看得出金性堯“供出了名單”、“被釋放后，又哄騙柯靈等友人改變立場”的意思呢？而關于這些情節的所據，傅葆石先生倒確有一個說法，說是因為1941年12月金性堯和妻子同時被捕，要“為了逃脫刑罰，從犬牙下救出妻子的性命”，金性堯才“供出了名單”、“背叛朋友”的。這樣的敘述，看似順理成章，但細看金性堯自己的記述，卻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按金性堯在《〈文史〉瑣憶》中回憶說：

        1944年夏天，日本的敗局已定，在某一天清晨，日本滬南憲兵隊的軍曹甲斐，從里弄的矮墻上爬了下來，然后打開前門，將亡妻武桂芳捕去。我先去找亡友亢德，他也沒有辦法，只是鄭重叮囑：“對日本人，銅鈿千萬用不得，知道么?”我很感激他的盛誼。

        我離開后，又至《新中國報》去找魯風，因為袁殊在蘇州。我將經過說了一說，魯風竭力安慰我：“這種事，我們見得多了，你放心，我們一定給你想辦法。”他想找李思浩去保釋。

        吃過中飯，我到舊貝當路滬南憲兵隊去問甲斐，問他為什么要捉武桂芳？他在紙上寫了似通非通的五個字“延安責任者”。我要求見見面，他不答應。這時是下午，我還在《新中國報》，得到家里的電話，說是已經出來了，卻是經過一番灌冷水、抽皮條的摧折之后，所以，她在解放后的上海延安中路上，第一次看見太陽旗，就是一肚皮氣，連展覽會都不進去。

        這件事的經過金性堯寫得很清楚了。《星屋雜憶》（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在編入此文時，編者金文男在開頭的“1944年”后面還加了個編者注，說是“應為1945年”，想有所據。當然啦，1944年也罷，1945年也罷，這里所寫的武桂芳被捕，終究不是1941年12月的事，更不是與金性堯“同時被捕”。而“放狼狗”之類的細節，不知傅先生是來自誰家的“據說”，可不可靠呢？

        我在想，傅葆石先生是不是輕信了一些“據說”，然后錯誤地理解了一些史料，而把以上這一系列的事情都纏夾到一塊兒去了呢？

        此外，關于金性堯書房“辱齋”的得名，傅葆石先生也有個解釋，說是1941年后“他為自己的妥協而感到羞恥”才取此齋名，并標注出處見《風土小記》第69頁。我檢原版《風土小記》（太平書局1944年6月版）復查此處，卻不在第69頁，而在第68頁發現了這樣的話：

        寒齋初名屠嚼齋，旋改星屋，今又易為辱齋，蓋自亂戰以還，聊以志感而已。

        原來金性堯的原話里，“辱齋”只是“蓋自亂戰以還，聊以志感而已”。從漢字的意義來講，“辱”只是自己受辱，不大含為一己之行為而感羞恥之意。然傅葆石先生將“辱齋”英譯作“Studio of Shame”，并作了“doubtless ashamed at his compromise”（見英文原著）的解說。傅先生并非不懂中文，但這解說好像真有點根據英譯名望文生義的味道了。

        還有個小問題附帶在此一說：傅葆石先生在后文中說到周黎庵“也和文載道一樣，把自己書房的名字改做‘疚齋’”。仿佛“疚齋”“辱齋”適成一對。實則“疚齋”是冒鶴亭（廣生）先生的別號。冒鶴亭先生取“疚齋”一號久矣，淪陷時期，他在《古今》等刊物撰文時也每每以“疚齋”自稱，與周黎庵也是認識的。周黎庵頗敬重“鶴丈”，何敢與老人取個一模一樣的室名呢？這究竟是傅先生的一個天大的誤會，抑或是別有出處，還真要請傅先生指教了！

        傅葆石先生在《灰色上海》的中譯本序中說，他希望這本書能為讀者帶來新知識新視角。持平地說，《灰色上海》確實給讀者提供了觀察淪陷區文壇的嶄新視角，很有見地，然而書中的“新知識”是否正確？須知運用新視角，也要立足于正確理解史料。若對基本史實都不加甄辨，又怎樣去闡述歷史真相呢？

        以上在講座和專著中各挑了一段敘述進行商榷，是基于史實要搞清楚的原則而發，非是敢對前輩的著作過多妄責。況且《灰色上海》是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醞釀并寫成的論著，由于時代局限，錯漏也可理解。但若傅葆石先生能以今天的眼光，對《灰色上海》一書中過去的錯漏之處再稍作修訂補正，使得該書盡善盡美，自然是更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