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適逢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澎湃新聞?私家歷史邀請知名學者雪珥重訪歷史現場，以這種方式來紀念這場改變東亞格局的戰爭，借此觀察歷史和現實交織下的中、日、韓。本文為“重訪甲午路”系列第三篇。

        在攸關朝鮮命運的云峴宮，雪珥觸景生情，思緒連篇。他首先回顧了朝鮮近代史上抗擊美國和法國的兩起“洋擾”事件。朝鮮“獲勝”，拒絕洋務，但并不安穩。借助宗藩體系，朝鮮大打“以華制夷”牌，一面尋求“自主”，一面裝孫子，讓中國為其善后埋單。在這種情勢下，大清一面維持宗藩體系，一面幫助朝鮮建立與列強的條約體系。在這兩重體系下，朝鮮也開始“以夷制夷”，甚至“以夷制華”，與大清在外交方面齟齬不斷。然而，在大國博弈的漩渦中，落后的朝鮮終究難逃厄運。

興宣大院君李昰應

韓國有座云峴宮

        云峴宮的冷落，實在很出乎我的意料。

        即便與作為朝鮮王國“正殿”的景福宮相比，云峴宮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毫不遜色，甚至略勝一籌——沒有云峴宮，就沒有景福宮，甚至就沒有了朝鮮及韓國的近代史。

        云峴宮是朝鮮王國“興宣君”李昰應的私宅，“興宣君”無非是一個極其普通的王族成員而已，直到他經過復雜的運作，終于將自己的兒子李命福送上了朝鮮國王的寶座，這就是朝鮮歷史上的“高宗”。高宗在1863年即位時，年僅12歲，由李昰應攝政，封號“興宣大院君”，實際上成為朝鮮的最高領導人。因此，云峴宮也就成了高宗的“潛邸”，不僅名稱上升格為“宮”，規制上也得到了極大的擴張。

        從1863年開始，不僅朝鮮的近代史，甚至包括中國與日本的近代史，都與云峴宮有著緊密的關系。奇怪的是，偌大的一個宮殿群，除了我們一家人之外，就只有幾位中國游客，穿著全套的韓裝，到處擺POSE拍照，一邊“愛卿”、“臣妾”地謔笑著。        

兩次“洋擾”，朝鮮“獲勝”

        在那“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中，云峴宮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堅持正統儒學義理基本原則的燈塔。

        彼時的大清國，已經實行了改革開放（洋務運動），在奉行閉關保守政策、有著濃烈“中華情結”的大院君看來，這無疑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并且也反襯了朝鮮孤守義理的偉大悲情。大院君曾經下令，在首都漢城樹立了一塊“斥和碑”，碑文為：“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高調宣布了自己對西方的堅定抵抗立場，這不僅令朝鮮內部主張開放者不敢出聲，也使大清國無從規勸。

        大院君的高調，是有一定的資本的。

        1871年6月1日，美國打響了其歷史上第一次“朝鮮戰爭”。

        在美國駐大清公使鏤斐迪(Frederick Low)和美國遠東艦隊司令羅杰斯少將(John Rodgers)率領下，5艘全副武裝的軍艦及1230名美軍，開赴朝鮮。美國艦隊在江華島與朝鮮守軍發生激烈交戰，雙方傷亡慘重，美軍在短暫占領朝鮮要塞后，無力固守，只得撤軍。

        這一在歷史上被稱為“辛未洋擾”的事件，起因于5年前（1866年）的“舍門號事件”（General Sherman Incident）。當時，一艘名為舍門號的美國武裝商船，前來朝鮮要求通商，遭嚴拒后與朝鮮軍民發生武裝沖突，擱淺被焚，船上美國人多被殺死。

        與舍門號事件同時發生的，是法國軍艦與朝鮮的武裝沖突。朝鮮官方當時下令嚴禁天主教在朝鮮傳教，大院君鎮壓親天主教的朝鮮官員與信教者，其間，有9名法國傳教士遇難。法國派遣海軍艦隊進行軍事報復，卻遭受慘敗，史稱“丙寅洋擾”。

        兩次“洋擾”事件，都將朝鮮的宗主國大清國推上了左右為難的尷尬境地。法國、美國都要求中國發揮宗主國的優勢，對朝鮮施加壓力，一則是希望朝鮮在傳教、通商方面“更加開放”，另一則也希望能獲得相應的賠償。但大清這個宗主國，其實對朝鮮內政外交的影響力并不大、至少不十分直接。“戰勝”了美國與法國之后的大院君，高舉儒家義理的大旗，令大清國也只好閉嘴。        

朝鮮裝孫子，企圖“以華制夷”

        大院君雖然高調地對西方“拒和”，實際上無時不刻在權衡著各方勢力的消長。面對日益增大的西方壓力，他的基本做法就是將一切推到中國的頭上：一方面，朝鮮表面上延續一貫的謙恭態度，要求中國以宗主國的身份，對列強嚴正交涉；另一方面，也告訴列強，作為中國的藩屬國，朝鮮不能單獨對外締結條約，而且朝鮮小國寡民，沒有富余商品和足夠的市場可以參與國際貿易。

        對于大院君這種“以華制夷”的套路，當時大清國主持外交工作的恭親王奕?，敏銳地覺察到了，他在奏折中一針見血地寫道：“朝鮮于上中國文件，居然自行抄給美國，全不隱避，窺其用意，其所謂求中國保護者，并非盡出真忱，不過欲借中國為卸肩地耳。”“卸肩地”三字，正是對大院君“以華制夷”政策的絕妙總結，其一方面是實際上的“自主”之國，另一方面是通過裝孫子由中國出面為其善后埋單兜底。

        

云峴宮“老樂堂”的對聯：“多賀君家受大福，長宜子孫治中央”，但是，朝鮮王室最后不僅國無寧日，也是家無寧日。

朝鮮暗流洶涌，袁世凱“力持大體”

        云峴宮不僅是高宗的“潛邸”，也是他的王后閔妃（“明成皇后”）權力起步的地方。1866年，高宗和閔妃在此成家禮，閔妃也在此接受王妃教育。閔妃是大院君之妻閔氏的娘家親戚，大院君選擇她作為兒媳，首要的考量也是便于控制。但閔妃卻是一個有相當野心的女性，不久就成為大院君主要的政治對手。翁媳之間的權爭，不僅是家庭悲劇，也是國家悲劇，云峴宮因此難以擺脫一切“暴發戶”最為知名的問題——內訌。不過，對于“以華制夷”政策，勢如水火的朝鮮第一家庭，卻有著驚人的共識。

        琉球事件對中國的朝貢和藩屬體系，是一次巨大的沖擊。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明確提出“琉球既滅，行及朝鮮”，李鴻章亦擔心“若隱忍緘默，彼且疑我怯弱，或將由琉球而及朝鮮，不如早遏其萌，使無覬覦”。這一年(1879 年)，中國開始大幅度調整朝鮮政策，一方面是幫助朝鮮建立與列強的條約體系，以國際勢力的均衡制約來維持朝鮮半島的現狀，“以夷制夷”；另一方面是加強宗主國的權力，借朝鮮內亂之機，向朝鮮派駐軍隊，并隨后命令袁世凱統管朝鮮事務。

        在中國的推動甚至包辦下，朝鮮先后與西方列強締結了條約，而在最早的朝美條約談判過程中，朝鮮代表甚至經常缺席會議，令負責主持談判的李鴻章助手馬建忠大為惱火，指責朝鮮在日本人的挑唆下，對大清政府陽奉陰違。大清國既想維護宗主關系、又想“以夷制夷”，這一思路在建立條約體系的過程中并不順利，美國堅決反對在條約中加入“朝鮮是中國屬國，但內政自主”的條款。無奈之下，只能采取變通做法，在條約簽訂后，以朝鮮國王的名義給美國總統發送照會，聲明“屬國自主”的內容。

        隨著中國的地位在列強的挑戰下不斷削弱，朝鮮國內的反華傾向日益嚴重。“以華制夷”，開始演進為“以日制華”的新階段，而大院君與閔妃的翁媳之爭，日益演變為高層不同利益集團的激烈權斗，日本人趁機大舉滲透。

        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中國果斷出兵平亂，并將大院君軟禁到保定。在朝鮮駐軍的袁世凱，對于朝鮮的離心傾向十分敏銳，向中央報告說:“朝鮮君臣為日人播弄，執迷不悟，每浸潤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離中國，更思他圖。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國兵力難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鮮，更不能啟釁俄人，乘此時機，引強鄰自衛，即可稱雄自主，并駕齊驅，不受制中國，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見，舉國之有權勢者，半皆如是。”

        果然，1884 年，開化黨在日本支持下發動“甲申政變”，誅殺親華人士，并企圖軟禁國王，驅除中國勢力。派駐朝鮮的袁世凱在無法得到國內指示的危機時刻，當機立斷，動用優勢兵力，對政變者及日本駐軍進行軍事圍剿，大獲全勝。事后，袁世凱在國內的政敵，莫不指責其輕舉妄動，而考諸史實，若沒有袁世凱的果斷，一方面朝鮮早已脫離大清，在“以華制夷”之后實現“以日制華”；另一方面，日本將可能提前十年將勢力延伸到鴨綠江邊。李鴻章評論袁世凱“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體，獨為其難”，這是公允的。

宗藩和條約體制下的中朝外交爭端

        在中法戰爭（1884年）之后，朝鮮對大清國的蔑視更為強烈，“以華制夷”甚至演變為了“以夷制華”。

        1887年，朝鮮決定要向列強派駐使節。這年8月，閔泳浚出任朝鮮駐日“代理大臣”，朝鮮政府采取“去后始咨”的辦法，在其成行后才通報中國，中國未及時表示反對。9月，朝鮮決定向美國及歐洲（向英德法俄意五國合派一使）派遣“全權大臣”，依然“去后始咨”，這激起了中國方面的激烈反彈。

        一開始，掌管朝鮮事務的北洋大臣李鴻章還是相當隱忍的，他指出：“韓交涉大端，向與本大臣先商。近聞分派全權赴各國，并未豫商，即將前往，且各國并無朝鮮商民貿易，何故派往，徒增債累?該員往辦何事?有何意見?”

        朝鮮答復說，因為與各國訂立了條約，各國多次邀請朝鮮派駐使節，盛情難卻，不得不派。

        袁世凱針鋒相對地指出，問題的核心不在于派使，而在于朝鮮為什么不事先與中國商量。

        朝鮮解釋說，正準備向中國發文商量，就收到中國的質問公文，“殊甚歉愧”，并援引此前向日本派使的情形，表示“去后始咨”是“按照向例辦理”。

        平心而論，大清國對朝鮮的指責在情而不在理，與自己一手促成的朝鮮對外“條約體系”相矛盾。既然朝鮮的報告寫得“情詞恭順，具見悃忱”，大清也就找個臺階下，勸示朝鮮，你們現在經濟實力還很弱，沒有必要增加駐外使節這筆巨額開支，而且，如果以后因經費問題半途而廢，反而會被人家笑話。

        朝鮮不聽，大清國也無奈，只好另提要求：朝鮮駐外使節遇有公事必須先向中國使節請示，如無法確定，則應請示李鴻章，朝鮮對此表示接受。中國同時提出，朝鮮外派使節均為“全權大臣”，而中國外派使節均是“公使”級別的二等官，在外交場合會出現“級別倒掛”的尷尬，要求朝鮮將使節級別降為“三等使節”。朝鮮對此婉拒，說既然已經通知各國，不便再改，可以等遞交國書之后再把大使召回，另派級別低的參贊負責日常管理。

        幾番折沖，中國也沒辦法，最后只要求朝鮮接受外交工作的“三項基本原則”：朝鮮使節到任，應先赴中國使館，由中國使節“挈同”前往外交部辦理手續；在外交酬酌場合，朝鮮使節必須跟隨中國使節之后；所有重要外交交涉必須先請示中國使節。這就是朝鮮外交史上的所謂“三端”。朝鮮表示完全接受，并將認真執行。

        但是，朝鮮派駐美國的大使樸定陽到任后，對這“三端”一條也沒有遵守。當中國駐美張蔭垣多次質問他時，他“虛心接受、堅決不改”。袁世凱也在漢城與朝鮮政府進行交涉，但朝鮮對他一連四道抗議信置之不理。

        朝鮮方面隨即提出要修改“三端”內容，中國起初堅決不允，但最后雙方妥協：將朝鮮意見最大的“三端”第一條，朝鮮使節需由中國使節“挈同”之詞，改為“節制”，同時增加中國使節有隨時撤退朝鮮使節的權力。

        至于中國方面提出的對樸定陽的處罰，朝鮮答應得十分爽快，但就是拖著不辦，一年后，樸定陽才“因病”被召回，中途“病勢加重”而滯留日本半年多，令虎視眈眈的袁世凱鞭長莫及。樸定陽悄悄回國后，被袁世凱偵知，要求朝鮮政府依法懲處，朝鮮依然拖延推諉，袁世凱大怒，甚至將朝鮮政府的照會原封退回以示抗議，但朝鮮不為所動，最后以樸定陽因病辭職不了了之。

        在中國的言傳身教下，朝鮮開始嫻熟地運用著“以夷制夷”的方式，周旋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大國之間。

        從“以華制夷”開端，朝鮮隨后開始玩弄“以日制華”，最后試圖玩弄“以夷制日”，這種撥弄“均勢”的小國外交，在一段時間內，的確拓展了朝鮮的外交回旋余地，但也令朝鮮更深地陷入大國博弈的漩渦。橫挑強鄰的結果，是慘烈的，在這種遠超出其掌控能力的漩渦之中，三千里江山最后被徹底葬送……

（本文為雪珥“重訪甲午路”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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