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讀《說岳全傳》，印象最深的便是牛皋。岳飛手下良將多矣，如張憲、楊再興、岳云等，但才智有限、言行粗鄙的牛皋卻總能靠著自己的好運屢建奇功，如第三十二回《牛皋酒醉破番兵 金節夢虎諧婚匹》中，牛皋“吃得大醉，反打敗十萬番兵，得了大功”。正應了北宋人魏泰在其筆記《東軒筆錄》中所說的：“古人有言，知將不如福將。”

        波詭云譎的情報戰場，生死常系于一線之間，相較于常規戰場，風險猶有過之。敢吃情報這碗飯的人，才智不知勝牛皋幾許，然而這卻不夠，能堅持到最后勝出的，往往還是逢兇化吉的福將。

        左翼文學大將夏衍以戲劇、電影劇本創作名世。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開始，他就在潘漢年領導下，以公開的文化人身份為掩護，秘密在上海從事情報工作。彼時楊度表面上是杜月笙的老師和食客，實際上卻是中共秘密黨員，常經由杜月笙為中央特科搜集各類情報。潘漢年安排與楊度接頭的，就是夏衍。之后抗戰爆發，夏衍輾轉香港、廣州、重慶多地，抗戰勝利后重回上海，不久又回香港，協助潘漢年從事地下情報工作。（參見黃祥豫主編《潘漢年在上海》一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

        李克農之子李力在《從秘密戰線走出的開國上將：懷念家父李克農》（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一書中說:

        夏衍與父親皆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互相知名，但不認識。1937年，他們在半公開的中共上海辦事處初次見面。談話中，夏衍發現父親雖非文化人，但對文藝界情況十分熟悉，如某作家是哪里人，某人在監獄里用了什么假名，某人在上海有較好的社會關系等等，一清二楚，令他感到驚訝。這是因為父親在國共談判中，交涉釋放政治犯，調查研究做得非常細致。談話結束出門時，父親向一警衛做個手勢。夏衍以為是要給他叫車，便說：“不用，我離這兒很近。”父親說：“不，先去看一看，弄堂外邊有沒有‘狗’？”停了一會兒，沒有發現情況，兩人才握手告別，父親加重語氣地說：“聽說你是福將，在上海沒有被捕過。但是，愈是這樣愈要當心。不要以為蔣介石會發善心，一邊在放，一邊在捉，即使國共合作了，也還要格外當心。”

        此后一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夏衍一直安然從事著文化工作和地下情報工作，“福將”之名，信非虛譽。也不知是否與李克農的提醒有關。

        與夏衍這位文化人相比，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的陳養山是本色當行的情報工作者。陳是“老特科”。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周恩來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1928年4月，陳養山被調入中央特科，參與中央特科的創建，自此開始情報生涯。

        事實上，早在1924年陳還是個武漢錢莊店員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了地下活動。他所在的錢莊被中共武漢地委定為交通站，由于前來找陳養山聯系的人實在太多，甚至引起了錢莊老板的注意。此后，從1925年5月調上海共青團中央工作開始，到1940年6月奉調回延安為止，陳養山輾轉上海、天津、重慶、西安多地，一直在國統區從事情報工作，長期與國民黨特務周旋，從未失手。其間最兇險的一次經歷，便是1931年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幸得潛伏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科長徐恩曾身邊、擔任徐秘書的錢壯飛及時告知，曾與顧順章一起工作的陳養山被周恩來安排轉移到天津，逃過一劫。惲代英、向忠發、蔡和森這些中共早期高級領導人，則因顧順章叛變而遭捕獲、殺害。

        據說，曾經有許多人問過陳養山：“你長期在龍潭虎穴中闖，在敵人眼皮底下工作，敵特怎么沒有發現你？難道你有什么秘訣嗎？”陳養山的回答是：“沒有什么秘訣，只要膽大心細，沉著機警，臨危不慌，守口如瓶，就能避免出事。”

        這些話虛頭巴腦的，說了等于沒說，真個是守口如瓶。還是陳的夫人章素貞實在，她爆料說：“其實他還是有訣竅的。第一，他外出辦事不坐車。這樣，發生險情可以馬上躲掉，而且常步行既能熟悉街巷環境，又能鍛煉身體，還能為黨節省經費。第二，他不輕易照像。這樣敵人不容易掌握他的容貌形象，能避免敵人的追捕。第三，他辦事從不作記錄，凡事都記在腦子里，能避免泄密。”有了這些經驗之談，福將的成功，可以復制。

        不過這也怪不得陳副檢察長，他守口如瓶慣了，須知，就連他自家老婆，也是“直到1940年陳養山回到延安，組織上向章素貞說明真相時，她才知道丈夫的真實身份”。（上述陳養山事，均來自張顯輝《中共隱蔽戰線精英——陳養山》一文，載《大地黨刊》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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