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長子馮洪國早年在蘇聯中山大學學習，因革命思想曾與父親斷絕父子關系，歸國后復合。他東渡日本留學并秘密加入共產黨，逐漸成長為一名軍人。后來，他又重新回到父親麾下，在抗日戰爭中“起死回生”。抗戰結束后，馮洪國在蔣介石的關心下，被保送進陸軍大學深造，實則受到暗中監視。晚年他又因中共重慶“一號專案”的影響而被逮捕審查。

        說起馮洪國，可能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十分陌生。但說抗日愛國將領馮玉祥，卻又是無人不知。馮洪國，就是馮玉祥的長子。作為留學過蘇聯和日本的雙料人才、效力過國共兩黨的職業軍人，馮洪國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

曾與馮玉祥斷絕父子關系

        馮洪國，生于1910年，安徽巢縣（今巢湖）人，字可均。在馮玉祥的十個子女中，他是唯一一位在民國時期選擇子承父業的兒子（老三馮洪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參加解放軍，1988年9月授予海軍少將軍銜）。馮洪國之所以會選擇走上軍人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從小生活在軍營中的影響。基本上從他有記憶開始，就不斷隨著父親的部隊走南闖北，這倒使他逐漸養成了一種軍人作風。有鑒于此，擁有親蘇思想的馮玉祥于1926年5月把馮洪國送到了蘇聯中山大學中國班去學習進步的革命思想，并給他起了一個蘇聯名字——涅日達諾夫。

        當時在中山大學中國班學習的名人眾多。著名者如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廖仲愷的長子廖承志、黃埔軍校的高才生康澤、鄭介民、鄧文儀。中共方面更是有鄧小平、張聞天、楊尚昆、葉劍英、烏蘭夫、林伯渠、董必武、伍修權、王明、博古、王稼祥等人。受共產國際影響，馮洪國與蔣經國、廖承志一樣，都成為了共產主義的信仰者。馮、蔣、廖三人，一度被稱為“赤色三公子”。《申報》還曾以“三公子在蘇俄”為題，報道了他們在蘇聯的學習生活情況。不久，馮洪國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        

        經過熏陶，馮洪國的言行舉止儼然一副共產黨人。當他得知自己的父親響應國民黨的“清黨反共”政策后，當即憤慨地在1927年8月20日的《真理報》上發表聲明，與馮玉祥斷絕父子關系。       

        在聲明中，馮洪國是這樣說的：“現在很明白，由于你（指馮玉祥）逃離革命戰線，你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分子。你丟掉了假面具，你不僅沒有保衛工人和農民的利益，而且越走越遠，竟然和屠殺工農的劊子手蔣介石公開合作，是中山主義的叛徒。當你追隨反革命分子之時，我已經成為一個革命者。作為革命者，我心目中只有革命利益而毫不念及父子關系。因此，我現在和你這樣的反革命父親斷絕一切關系。現在你屬于敵對陣營，你在反革命陣營，今后我一定要和我那與農工為敵的父親進行斗爭。”（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東方出版社，第145頁）        

        有趣的是，當馮洪國于1928年夏歸國后，很快就和他的父親——時任第2集團軍總司令的馮玉祥恢復了父子關系。同年10月，馮洪國又在父親的保送下和一批第2集團軍的軍官東渡日本求學。馮洪國知道，要想成為一名正式的軍人，光靠中山大學所學是不夠的。在經過大半年的日語補習和日軍部隊見習之后，馮洪國于1929年10月成功升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2期野炮兵科學習。在學期間，他秘密地加入日本共產黨，并在1931年7月畢業后不久轉入中國共產黨。       

重回父親麾下效力

        1931年10月，啟程回國的馮洪國在北平與中共北平特別支部取得了聯系，并在陳賡的指導下開始工作。讓馮洪國吃驚的是，他的第一個任務是回到正在泰山賦閑的父親馮玉祥那里，恢復并加強父親與中共的聯系，促進共同抗日的目標。馮洪國不負眾望，他很快就完成了這項任務，并被父親馮玉祥派到汾陽軍官學校當軍事教官。        

        汾陽軍官學校是馮玉祥在和蔣介石的戰爭中落敗后想方設法保留下來的軍事教育機構，對外稱為第29軍教導第2團。馮洪國到職后以馮玉祥長子和教官的身份作為掩護，積極開展地下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不僅在汾陽軍校內部成立了50余人的黨組織，還于1932年2月成立中共汾陽縣臨時委員會。作為委員會的負責人，馮洪國又開始招兵賣馬，在三個月的時間里組建了一支100余人的部隊——中國工農紅軍山陜游擊隊（又稱晉西第4游擊支隊）。        

        部隊成立后，作為游擊隊司令的馮洪國指揮所部在汾陽、孝義、離石開展游擊。部隊以打土豪、剿煙匪的方式配合晉西游擊隊開辟了從太原到陜北的地下交通線，有力地策應了在陜北作戰的紅26軍。     

        1933年5月，馮洪達重新回到父親馮玉祥麾下效力。當時的馮玉祥在張垣組建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馮洪達被任命為第2師第1團第1營中校營長，主要擔負同盟軍總部的警衛工作。同年10月，第2師被馮玉祥的老部下——時任第29軍軍長的宋哲元收編，馮洪國因部隊瓦解而跟隨父親返回泰山閑居。    

        1934年6月，馮洪國南下廣西投入李宗仁的第4集團軍效力，隨即以通譯員的身份與一批桂軍學員前往日本學習飛行。一年后，馮洪國因不滿桂系內部的狀況而離開日本。在父親的介紹下，他于1936年1月被任命為參謀本部的中校參謀。對于這個職務，馮洪國很不滿意。他認為軍人就該在前線投入到保家衛國的行動中，而不能只是在南京做著閑差。當年曾經收編他部隊的29軍此刻位于華北的第一線，隨時都有可能與日軍正面交鋒。于是馮洪國辭去了在南京的美差轉投29軍，在該軍所屬軍事教育團擔任中校教官，不久又升任第3大隊上校大隊長。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馮洪國所在的部隊在南苑投入到阻擊日軍的作戰中。激戰中，指揮作戰的第29軍副軍長佟凌閣和第132師師長趙登禹先后陣亡，馮洪國也因在突圍時失去聯系，而被傳作“陣亡”。《救國時報》對此曾予以報道，并介紹了馮的生平事跡。這一說辭，使馮玉祥悲痛欲絕，并作詩一首以作紀念：“兒在河北，父在江南，抗日救國，責任一般；收復失地，保我主權，誰先戰死，誰先心安；犧牲小我，求民族之大全，奮勇殺敵，方是中國兒男；天職所在，不可讓人占先，父要慈，子要孝，都須為國把身捐”。

        幸運的是，馮洪國并沒有陣亡，他在成功地從北平脫險后，重新回到部隊報到。由于軍事教導團已經改編為第77軍軍官訓練團，馮洪國便改在該團擔任第3大隊上校大隊長。一年后，第77軍轉移到桐柏山區，并成立七七工作團，馮洪國調任該團團長。七七工作團名義上是第77軍的抗日宣傳隊伍，但實際由中共掌握。

        1939年6月，馮洪國調任第77軍炮兵營上校營長。炮兵是馮洪國在日本學習的專業，此番擔任炮兵部隊的軍事主官，可謂是重拾本行，得心應手。     

        第77軍炮兵營當時駐防在明港。經過偵察，馮洪國得知日軍有一支部隊將在夜間從他的防區悄悄通過，便命令所部野炮在合適地點預先埋伏。當日軍通過時突然實施猛烈轟炸，取得捷報。而日軍的炮兵是山炮，射程過短，只能任憑中國軍隊的轟炸而哀嚎不已。      

        在此期間，馮洪國仍然在部隊里開展中共地下工作，并成立黨組織。1942年10月調升蒙亳師管區第2團上校團長后，他依然如此。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出賣，與馮洪國聯系的黨組織被特務破獲，這使他于1944年同中共失去了聯系，他的身份也因此暴露。由于是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并沒有受到懲處，反被任命為第2集團軍少將高級參謀，這一年他虛歲35。從表面上來看，這是升了官，但實際上馮洪國失去了兵權，只能在集團軍總部無所事事。抗戰勝利后，他干脆辭去軍職，帶著家小前往南京閑居。       

受重慶“一號專案”影響而被逮捕

        1947年10月，馮洪國在蔣介石的親自關心下，被保送進入陸軍大學特別班第八期深造。馮洪國清楚，自己的父親此時正在美國公開抨擊蔣介石政權，并積極支持國內民主運動。自己此時被送入陸大學習，正是為了方便監視。一年后，父親在黑海因莫明火災身亡一事，更使懷疑蔣氏派人下手的馮洪國加深了對蔣的憎恨心理。 

        所以當蔣介石于1949年11月親臨重慶參加特別班第八期學員畢業典禮、并微笑著頒發畢業證書到馮洪國手里時，馮洪國便將自己一腔怒火以憤恨的表情回報于蔣。事后，馮洪國即連夜逃離重慶，以防蔣介石立下殺手。一個月后，馮洪國在成都迎接解放，此后他進入西南軍政大學學習，并在畢業后定居重慶。        

        1955年5月，馮洪國被任命為重慶市人民委員會參事室參事。1963年12月當選為重慶市政協委員。1968年9月14日，馮洪國因受到重慶“一號專案”的影響，被誤認為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第1集團軍”而被逮捕審查，于1973年8月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