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歷史比作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那文化遺產就是這條河流中最璀璨的明珠。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活化需要依托城鄉社區來實現，通過文化遺產與生活相遇，讓它的價值通過當代社區來繼承傳統和導向未來。

近日，第三屆文化遺產保存國際會議進行了網絡直播，會議主旨是“遺產與社區——共享的遺產”。同濟大學原常務副校長伍江，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普拉西多·岡薩雷斯·馬丁內斯（Plácido González Martínez），東南大學國際化（建筑）示范學院特聘教授夏鑄九，日本東京大學原副校長、國學院大學教授西村幸夫分別做了主旨演講。

從單體向成片保護的轉身

伍江教授在《歷史街區保護與城市有機更新》主旨報告中提到，不僅要談保護的問題，更要談怎么能夠讓文化遺產不斷地保持生命力，讓遺產活下去。人類文明的進步正是靠不斷地沉淀文化而形成，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正是為了保證文化的延續性。歷史文化遺產也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綜合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歷史文化遺產的世界共識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之后的一個重要的文化發展標志。在1964年的《威尼斯憲章》中就提出了對全球國家、各個不同民族的文化遺產保護的共識，這也是今天全球各個國家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基礎。此后，《內羅畢建議》則確立了從單體保護轉向成片歷史街區保護的倡議。國際社會包括中國都開始認識到，保護是需要從整體出發的。任何一個有價值的歷史文化遺產不能獨立、孤立地存在，一旦周邊的環境受到破壞，那么遺產本身的價值就會打折扣。在此之上，認識到歷史城區本身就是歷史文化的重要物質載體，歷史城區同樣也有原真性的要求。城市本身，尤其是城市公共空間本身，正是這個城市歷史文化的重要舞臺。

伍江教授認為，歷史街區仍然存在于當代生活中。各地大量存在的棚戶區改造一定程度上能夠提高人們生活的幸福感，但像魯迅講的那樣，如果“把洗澡水和小孩一起倒掉”，在改造過程中很可能會出現不管其存在價值的改造。然而，舊城、棚戶依然有其獨有的價值。歷史文化價值跟物質空間的破舊程度沒有直接關聯，甚至破舊的外觀掩蓋了它的高價值。

同時，歷史街區的保護需要完整性。除了法定的保護建筑，一般歷史建筑也是歷史街區原真性和完整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歷史街區的保護、整治和更新應該遵循“最少改變”原則或“最多保留”原則。城市是活著的有機體，建筑的生命在于使用，原有建筑功能的延續和新功能的轉換都應該得到鼓勵。

旅游開發者、房地產開發商作為歷史街區保護和整治的主要參與者，可以帶來經濟利益，但不能本末倒置。另外，不能忘記人們來旅游的根本目的是來看其本身的價值。同時，政府對成片“舊區改造”仍視為其政績體現，卻不應將“保護”視為“發展”的對立面。

城市是一個鮮活的生命體，城市更新本來就是城市生命永恒的狀態和不變的主題，是城市持續不斷的常態化生命活動。城市活力正是在不斷更新的過程中得以激發并顯示出來。城市的歷史文化是城市發展的包袱，更是激發城市活力的源泉。城市的歷史文化保護，最重要就在于如何激發歷史空間的當代活力。

在主旨演講的最后，伍江教授提出了歷史街區的保護之思與解決路徑：

對于歷史街區的保護，需要建立完整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法律體系，提高相關立法層次，健全相應制度體系，形成協調的政府管理體制和非政府監督體制；細化和完善現有規劃體系，將保護要求覆蓋各規劃層面，特別是法定規劃層面；建立專業化管理體制（規劃師、建筑師、制造商的資質管理）；在歷史街區遵循“以修為主”的原則，對于各類各級法定保護對象堅決杜絕“拆除重建”，對于可拆可不拆的一般歷史建筑對象盡量不拆；在歷史街區內鼓勵新功能的引進以激發其活力；在歷史街區保護整治中加強城市設計研究，保證新舊協調，特別是尺度上的協調。

對于城市歷史街區而言，城市更新活動更應堅持“最小干預原則”和“最大隱蔽原則”，在延續城市歷史風貌的前提下，進行必要的小尺度提升性改造或小規模“針灸式”改造，特別是針對提升基礎設施服務水平的“隱蔽性改造”。通過有機更新，不斷提升城市歷史街區的功能和優化城市空間的品質。

從批判的角度看對社區的定義

普拉西多·岡薩雷斯·馬丁內斯（Plácido González Martínez）教授在《建筑遺產: 地方未來的知識策劃》（《Built Heritage: Curating Knowledge for the Future of Places 》）主旨演講中提到，上海是一個有著在后殖民時期與西方接觸的漫長而重要記憶的城市。這可以理解為一場關于地方身份的重要“抗爭”，與西方觀念的聯系，已成為爭議的根源。在思考城市的身份時，城市的個性在哪里，給了如何對待遺產一個重要的基調。

同時，馬丁內斯提到，為何關于地點和社區的核心討論變得如此重要。社區在建筑環境的保護問題上發揮了作用，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新技術、真實性、世俗化與基礎設施都在“社區成為遺產”這個維度上提供了刺激或促進。

馬丁內斯在研究后發現，一個地方的定義是怎樣的，根據文化背景不同，不同社區之間存在很大差異。而社區的定義，在他看來，已經被很多人理想化。在很多情況下，需要從批判的角度來看待它。對社區的定義不是看學者們如何說，而是人們如何把自己定義為一個社區。同時，整合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互動和治理的具體方式，想要將模型應用于實際是非常困難的。

遺產遍布世界各地，人們還在努力解決的問題，涉及遺產、立法和管理等方面。也就是說，法律法規的制定需要越來越多地考慮社區的角色、未來人們參與的角色。

市民參與遺產保存之路

夏鑄九教授在《遺產保護與社區參與》的主旨報告中指出，在遺產保存與執行的社會治理過程中，認識國家政策和社會組織如何影響遺產保存、執行、以及結果，是關鍵所在。報告中提到了三個遺產保存的個案——臺北市艋舺（萬華）糖廍里都市運動、臺北市艋舺（萬華）仁濟醫院的遺產指定（即官方認定為文化遺產）受阻以及臺北市六張犁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文化景觀保存指定的爭論。

市民參與遺產保存運動之路也并非全然暢通。2004年，就在距離大理街社區不遠的隔鄰社區，仁濟醫院的遺產指定受到當地社區居民的反對，他們的立場與大理街居民的價值觀與立場完全不同。追溯至清代，祖輩從唐山過臺灣，眾人背井離鄉，有些貧病無依，有些客死他鄉，產生棄嬰、孤寡、老人等社會問題，“育嬰堂”“養濟院”“同善堂”“臺北縣仁濟院”相繼建立，為臺灣地區最早的救濟機構之一。過去150年中救助貧困無數，時間久遠，意義深長。但居民擔心，遺產指定可能會破壞地方新建公園的完整性，妨礙地下停車場的興建，影響周圍私有土地的發展利益。

其實，仁濟療養院保存后的再利用，既可延續地方集體記憶，又可滿足社區居民的公共空間需要，與公園辟建的矛盾可以在設計技術上一并解決。但這些都沒有機會向居民說明，更不要說設計構想能不能執行和實現了。在發展中國家“經濟掛帥”的支配性價值觀下，向往土地發展帶動周邊利益，而文化偏見則助長了清除行動，成為保守的意識形態再生產，社區組織竟然成為了遺產的破壞者。

縱使存在不太成功的案例，但也有成功的市民運動能夠加深市民對于遺產保存的參與感。夏鑄九教授講到，1999年，在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由糖廍里與綠堤里的居民動員并誕生了“大理街社區”。他們把握了臺北市長選舉的政治時機，不但爭取到了都市計劃變更后地方居民期待的社區公園，而且還實現了基地上三棟臺糖倉庫建筑物為市定古跡的遺產指定。由于臺糖臺北倉庫位于社區公園內，產權上屬于臺糖公司，市政府應允收購作為社區會館或類似公共空間。經過漫長過程，以都市計劃（即城市規劃）政策獎勵，取得臺糖倉房與緊鄰公園的產權，最后通過社區參與過程的遺產再利用與規劃設計，產生了一個以文化為方向的都市開放空間。在這個地方社區領域內認同的都市動員過程中，大理街社區成功地發展出與臺北市政府間友善、平等、有自主性的關系。

西村幸夫教授在《戰后日本地方社區遺產保護運動及其現狀》中，講述了日本戰后的遺產保護過程和當前保護實踐中的經驗，提供了讓居民共同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路徑和方式。

不管是1962年對于宮殿的保存運動還是1964年對于古都包括鐮倉、京都、奈良的保存運動，都是讓居民參與到遺產保護行動中的典例。在對京都塔的保護中，由于當地市民不贊同，所以停止了對其的建造。其中盡管許多案例都沒有成功，但是在遺產和當代基礎設施之間達到了較好的平衡，也讓當地居民深入了遺產保護行動，更加深刻了解了當地的遺產價值。

夏鑄九教授在報告的最后總結道，遺產保存的社會政治過程定義了遺產，而社區參與重新定義了公共空間與權力的關系；遺產保存建構了歷史空間，也有機會營造“異質地方”。遺產保存有機會提供一面反身之鏡，一種鏡像關系，讓我們有能力看到自身，有助于市民主體性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