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哪個時代，精英總是有更多選擇。全球化帶來的流動，使國界的約束力大為降低，精英用腳投票的機會也急劇增加。這對傳統的國家觀念提出了挑戰。

        人類經常做出沖動的決定，但選擇移民通常出于理性（盡管結果不一定符合預期）。法國社會黨政府上臺后，決定對年收入100萬歐元以上的人士課以最高75%的邊際稅率，引發該國商業精英嚴重反彈。一些富人因此改變了國籍（包括該國首富）。改變國籍導致對他們的社會評價降低，損失是可見的，但法國富人做出決定之前，必定衡量過成本與收益。

        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商業精英和中產階級的移民傾向更明顯。他們通常不會放棄中國的生意，這樣做主要出于如下考慮：盡管國內賺錢的機會更多，但把家庭放在國外（主要是發達國家），資產安全和子女教育更有保障。近年來中國生態環境惡化，追求清潔的空氣、水和安全食品，成為移民的新理由。

        在移民問題上，中國精英們顯然選擇了一種“事業與生活兩分策略”。黨政精英在計劃職業前景和家庭生活時，試圖遵循著類似的邏輯。但這種做法與中共的要求形成了尖銳沖突。

        中國對商業精英和黨政精英的策略完全不同。要完全管控商人和中產階級的思想和行為，是難以想象的，但加強對黨政精英的管理看上去頗有必要。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家庭的移民傾向，是一種明顯的離心力量。抑制這種傾向，才能保持黨的領導力。出于這個原因，一定級別的黨政干部出國需要報備或審批。

        然而，保持對精英的控制力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外一面是如何保持精英的向心力。

        在吸引精英方面，中國和新加坡執政黨都很搶眼，但兩者有很大不同。人民行動黨規模不大；新加坡為公務員提供高薪，直到高級官員的薪酬與頂尖職業經理人相當。這種做法可以吸引商業精英參與國家治理，但也模糊了官員和職業經理人的界限。中共黨員占中國總人口的十二分之一，絕大多數黨員（其中包括很多商業精英）并不掌握黨政權力。通過入黨篩選機制，中國盡可能地把一切可能的精英分子納入基層組織，然后通過黨內選拔，篩選出少數人，通過他們治理國家。

        很長時間里，兩種做法的效率都不錯，如今面對的問題也近似：精英的分化，大眾對精英政治的懷疑，以及政治轉型的呼聲。后兩者在新加坡表現得更明顯，前者在中國更迫切。在移民問題上區別對待商業精英和黨政精英，要么連累前者的自由，要么引發后者的退縮。一個社會很難長期承受任何一種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