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以來，全球經濟治理基本的特征是“不平等”。主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理念是“份額制”，意味著誰出的錢多，誰的話語權就大。建立之后，無論是IMF的“救急貸款”還是世界銀行的“救窮貸款”，都附加上嚴格的貸款條件，要求借款國改變本國的經濟政策甚至政治體制。其背后的含義是，窮國的經濟治理肯定不如富國，既然你向我借錢，那我就把我的經濟治理理念甚至價值觀一起附加給你，“富國要改造窮國”。

        而金磚銀行的主導理念是“平等”。在銀行籌備建立過程中，金磚銀行采取了“等額出資”的辦法，平均地分配股權，意味著各國享有平等的話語權。銀行建立之后，金磚銀行也不會對借款國的國內經濟政策進行干預，嚴格遵守“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從而為貸款國和借款國之間構建更加平等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但也正是因為金磚銀行秉持了這樣一種全新的全球經濟治理理念，各種質疑隨之而來。

        一是關于“等額出資”， “等額出資”會不會導致在各國意見出現分歧時，金磚銀行難以做出集體決策？平等和效率之間會不會有一種天然的矛盾？

        二是關于“不干涉內政”，富國給窮國的貸款不附加任何條件，會不會導致窮國不重視環境保護和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保護？世界銀行出于環境和人權考慮而放棄的一些貸款項目，會不會被金磚銀行所支持？如核電項目、大型水壩項目等。

        其實這些質疑，歸根到底還是這些問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究竟是否應該平等”、“發展中國家是否可以堅持本國發展戰略的自主性”、“富國究竟是否可以有權利去改造窮國”。

        習慣于西方主導全球經濟治理思維的人從根本上是不相信這一點的，他們對內嵌在金磚銀行身上的這種過于“理想化”的全球經濟治理理念表示深深地懷疑。

        在國際經濟關系和全球經濟治理的歷史上，人類是否可以超越“不平等”，讓窮國、弱國自己選擇發展道路，其他國家從外圍給予幫助，這聽上去似乎有點烏托邦主義，像是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所做的“一場試驗”。但是，在評價金磚銀行的發展前景和這場全球經濟治理試驗的最終結果前，我們不妨看看人類歷史上另外一場試驗——“歐洲一體化”。

        “歐洲一體化”的背景是要解決歐洲歷史上持續了幾百年的國家間戰爭問題。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之后，民族主義逐漸成為歐洲各國政府和民眾所深信不疑的東西。但也正是因為這種“深信不疑”，導致幾百年的歐洲國際關系史實際是一部戰爭史，大國風云變幻，但始終無法擺脫國家間沖突和戰爭的厄運。兩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歐洲人開始痛定思痛，尋求從根本上解決國家間戰爭的問題，歐洲一體化進程開始啟動。當然，到目前為止，歐洲一體化“超越民族主義”的試驗還正在進行中，未來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歐洲一體化這么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安全治理試驗”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本身就足以令人類感到驕傲。

        金磚銀行是人類在“全球發展領域”進行的又一場偉大的試驗。世界銀行建立70年來，客觀上講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為一些發展中國家提供給幫助，包括中國在內。但無法否認的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是因為完全聽從世界銀行而很好的發展了起來，恰恰相反，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都是在堅持了本國自主制定發展戰略和選擇發展道路的前提下，結合外部的條件，通過融入世界經濟而實現快速的發展和崛起。在這個意義上，當前的全球經濟治理亟需“觀念創新”，而金磚銀行所倡導的構建更加平等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無疑是一個不錯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