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之際，歐洲史學界新作不斷。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記者在牛津大學采訪了歷史學家、圣安東尼學院（St Antony's College）院長、英國前首相大衛·勞合·喬治的曾外孫女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教授。麥克米倫教授精通外交關系和國際史，曾寫過《尼克松在中國》《巴黎1919》等暢銷史作，是第一位獲得塞繆爾·約翰遜獎的女性。她的新作《結束和平的戰爭：通向1914之路》（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The Road to 1914）著重于分析歐洲外交機制的協調和失調，其娓娓道來的敘述風格獲得評論界一致贊譽。

        澎湃新聞：在新作《結束和平的戰爭》中，您認為一戰哪怕到戰前最后一刻都有機會懸崖勒馬，您還著力描述了歐洲協調機制、各種和平運動；但是有的史家可能會認為戰爭爆發在所難免，因為之前已經有過幾次局部戰爭，英德之間又一直有軍備競賽，搶奪殖民地，導火索很多。您怎么看？

        麥克米倫：我認為將歷史事件視作注定發生是很危險的，因為現實中人們總是面臨各種選擇，幾乎所有情境中都有別的可能性。比如今天在克里米亞發生的事件，各方會有不同的反應，不同的行動，這一點人們必須記住。而一戰尤其如此，可能導致戰爭的原因太多了，有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國家敵對競爭、軍事計劃等等，因為我們看到這么多征兆，就很容易推出很有邏輯的結論——戰爭必定會爆發。可是有許多導致戰爭爆發的原因，卻不必定要發生。如果你看1914年之前的歐洲歷史，有許多危機時刻人們已經在討論打仗，但最后并沒有真的打。所以我們應該時刻銘記的是，雖然戰爭發生了，但不應以此結果去影響我們對戰前形勢的判斷，并假定戰爭在所難免。

        我認為一戰前有很強勢的和平運動，而且大部分過慣了好日子的歐洲人都認為戰爭不可能爆發；歐洲有一整套調解爭端的機制，國家之間通過仲裁來解決爭執。從1794年到1914年，國家之間有大約三百多次國際調解，發生爭執時他們都同意讓第三方來仲裁，并接受仲裁的結果。這些仲裁中有一半都發生在1890年之后，所以你可以看出調解趨勢是向上的。因為有這一整套和平調解的機制在，所以我不認為戰爭不可避免。

        

        澎湃新聞：那么和平運動又是如何失敗的呢？

        麥克米倫：和平運動最終失敗，是因為民族主義占了上風。當時很少有人真正意識到民族主義有多強大，左派的馬克思和他的信徒總是說民族主義只是貴族和資本家馭民的工具，是人為構建，一旦社會主義革命興起，全世界的工人會聯合起來，將不會再有國家的界限。可以說左派對民族主義的力量沒有充分認識。而當1914年危機漸露端倪時，德國社民黨員全部投票給予政府軍事信貸，這是和平運動失敗的主因。

        

        澎湃新聞：普魯士容克階級（Junker class）對戰爭起了什么作用？

        麥克米倫：這個階層很有意思，他們來自特定的地區，有些不一定十分富有，生活相對簡單，但他們的觀念核心基于土地，相信直截了當、責任感、榮譽，大部分是虔誠的新教徒，相信勤勞工作、承擔責任是通向救贖的道路。我很敬佩他們的價值觀，但有時候他們太內向狹隘了，不信任和自己不一樣的人，所以他們不信任猶太人、外國人，也不喜歡城市帶來的社會變化。他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德國軍隊中的許多軍官來自這個階層，他們的前輩參過軍，所以他們覺得有義務繼承傳統。如果你看二戰中希特勒的軍隊組成，很多人和一百五十年前的普魯士軍隊一樣，來自相同的家族。他們對德國的政策有相當大的影響。

        

        澎湃新聞：后人常常認為德皇威廉二世的瘋狂一手導致了戰爭，領袖的性格因素在戰爭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麥克米倫：威廉二世是個很不尋常的人，你很難不對他著迷。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要了解他在德國擁有哪些權力。德國已經有憲法，有國會，但皇帝對外交政策和軍事政策擁有控制權，而且宰相是由皇帝任命的，也可以被皇帝開除。因為德國皇帝的權力非常大，我們就必須探究他的性格。威廉二世的性格非常復雜，一方面他和英國有太深的淵源，他母親是英國人，外祖母是維多利亞女王，舅舅是愛德華七世，表弟是喬治五世。他似乎很喜歡外祖母，但與母親關系很僵，因為他母親總是說英國什么都比德國強，應該讓德國向英國學習等等，所以他對大英帝國和皇家海軍妒羨交加，這種情感是很復雜的。

        另一方面看，他生來就是帝王，那個年代帝王得有帝王的樣子，要騎馬，一直要穿戎裝，但他出生時發生意外落下了殘疾，一只手臂無法發育，所以有時很難做出那些威嚴的模樣。他一直心知肚明自己不會是出色的軍人，所以常常要做出夸張的姿態來補償自卑心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內心比外表敏感得多，有人說他像個要演皇帝的演員，但是自身條件又實在不太好。他情緒起伏很大，時常說蠢話，這樣的人當皇帝自然不會對歐洲和平有幫助。    

        事實上，如果你仔細看他的言行，他常常表示不想打仗，但他又很擔心德國的聲譽，也和很多德國人的想法一樣——德國是個經濟大國，所以在世界上應該有更高的地位（“the rightful place under the sun”）。1914年夏天，他得知有些軍官私下叫他“膽小鬼威廉”，因為他在之前的一系列情勢中讓步了，這對他的心理會有影響。

        澎湃新聞：威廉二世麾下的軍事將領怎么想？比如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就是主戰派吧？

        麥克米倫：不一定，有些將軍是很理智的。他們反對在海軍競賽上投入太多錢，認為這是白白浪費，實際上的確如此。然而一旦宣戰，他們的態度是必須要打贏。軍隊的危險性在于，他們總是視角很狹隘，不考慮政治大局，只考慮怎么打仗。當然有些人是很想打仗的，比如極右的將官和一些平民，他們認為如果打仗就可以把國家凝聚起來，有借口擱置憲政，擊破社會民主黨的聯合。

        我認為總參謀長小毛奇在1914年是很畏懼打仗的，但備戰是他的義務。德國軍隊基本上以普魯士軍隊為主，普魯士將軍成為德國將軍，普魯士軍隊一直與統治者有直接的關系，也一直自視為普魯士國家的保護者。這樣的軍隊不喜歡來自民眾的指手畫腳，更不喜歡讓國會來批準軍隊預算，他們根本不想和民眾合作。而在我看來，當時民眾也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他們先前沒有質詢軍隊的計劃，即便等到發現德軍打算入侵比利時時，民眾的態度也很消極：如果軍方認為有必要，我們能怎樣。

        

        澎湃新聞：最近有部英劇《戰前三十七天》您看了嗎？里面說毛奇對雙線作戰十分興奮……

        麥克米倫：好多人跟我說這劇值得一看，不過播出的時候我正好在國外，所以還沒看到。小毛奇本人也有些心理問題，他是名將老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的侄子，老毛奇是個軍事天才，在普奧戰爭、普法戰爭中都打了勝仗，對德國統一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小毛奇一直覺得自己無法與叔叔相提并論，當他被任命為總參謀長時，他對威廉二世說：你可能不會走運兩次。他繼承的是德國軍事的老生常談。德國有兩個潛在敵人，俄國和法國，而且這兩國還是盟友。德國一直擔心的是雙線作戰，陸軍元帥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花費多年醞釀了一套作戰計劃，先快速擊敗一方，最后決定先打法國，因為距離更近，包圍巴黎令法國投降，這期間先在東線對俄打防御戰，因為俄國把軍隊調到前線需要很長時間；“施利芬計劃”估計在四十天之內打敗法國后立刻把軍隊調到東線，擊敗俄國。這項計劃很大膽，幾乎就是賭博。進入法國有兩條路線，一條是通過阿爾薩斯、洛林，但法國已有所準備，設立了防線；另一條是通過比利時或荷蘭，而比利時是國際承認的中立國。最后德國決定取道比利時，在法國人反應過來之前速戰速決。這里最大的危險是政治因素，德軍進入比利時是公然踐踏其中立性。小毛奇繼承并強化了“施利芬計劃”，而并沒有考慮其他選擇。我覺得他個人對此計劃是有疑慮的，他把荷蘭路徑剔出了計劃，因為考慮將來可能需要從荷蘭運輸軍事補給，這說明他預計戰爭可能時間會拖長。他好幾次表達了消極悲觀情緒，但嘴上總是說打勝仗是他的義務。戰爭開始后他精神崩潰，很快被調離了。我認為他心理上其實是很脆弱的，健康也有問題。作為軍事將領，他也沒有給德皇提供足夠的備選方案。1914年8月的一次會議上，威廉二世問能不能不要雙線作戰只打俄國，小毛奇說不行，因為我們沒有作戰計劃。威廉二世本應堅持自己的看法，但他讓步了。于是德國開始了雙線作戰的夢魘。

        

        澎湃新聞：戰爭開始后，德國人似乎十分自信，“圣誕節前回家”是當時很流行的口號。在與對手的人力資源、武器裝備旗鼓相當甚至可能略輸一籌的情況下，他們的自信從哪里來呢？

        麥克米倫：這是軍事化訓練的結果，當時如此，現在也是如此。他們有問題，就要想怎么解決。他們的思維模式是如何打贏，而不可能去跟政府說，我們沒機會贏。他們像賭徒一樣，不管心里有多少疑慮，都要博一把。戰爭開始后，因為雙方都有遠射程機槍，命中率很高，進攻戰很難打，有時一次進攻要損失六萬人，但是軍隊也不變通，他們堅信如果要贏，就一定得進攻。這就導致了死傷十分慘重。

        

        澎湃新聞：麥克斯·黑斯廷斯在新書《1914浩劫：歐洲走向戰爭》中說“沒有一場戰爭開始時不受歡迎”，一戰當時到底有多受歡迎？

        麥克米倫：這話不一定全對，我能想到的反例是，二戰從一開始在法國就不受歡迎。但一戰很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都企圖說服民眾自己是無辜的一方，比如德國就宣揚自己在抵御來自俄國的挑釁，而民眾也相信了。法國、英國都說自己在抵御德國，俄國說自己在抵御奧匈帝國和德國。所以剛開始時，戰爭各方都是得到民眾支持的。

        

        澎湃新聞：政府勸導是怎樣進行的？通過當時的媒體嗎？

        麥克米倫：有些是通過直接會面，比如德國宰相在開戰前夕跟社民黨領導開了幾次會，告訴他們德國掌握確鑿的證據會受到俄國的攻擊，說服了社民黨支持開戰。當然媒體是很重要的，當時報紙是主要的交流渠道，新聞短片剛剛誕生，無線電也是新事物，還沒有公眾廣播節目，所以報紙的覆蓋面是最廣的，發行量驚人。在1914年的莫斯科，最大的日報每天可以賣出八十萬份，有時一天還有兩三份特刊。如果你看當時的老照片，歐洲很多咖啡館的窗戶上會貼當天的最新新聞，人們會趴在窗戶上看。

        

        澎湃新聞：當時報紙的編輯記者的信息渠道跟今天相似嗎？是不是有很多誤導性的消息？

        麥克米倫：報紙的運作方式大致相似，而且大部分報紙是很愛國的，一旦打仗，報紙會主動渲染愛國主義情緒。但也有調查式的深度報道，當時的戰地記者很多，因為報紙能夠承擔得起費用，歐洲各大報在各前線戰場都有戰地記者。一些自由左派的報紙對戰爭是有批判的，比如《曼徹斯特衛報》，但大部分人覺得打仗時最好不要唱反調。

        開戰以后，政府會設立專門的部門進行戰爭宣傳，英國的叫戰事信息部，為記者安排前線巡視，引導宣傳方向。有時候的確能呈現部分真相。1916年英國拍了電影《索姆河戰役》，讓人們看到了戰場上真實的一幕。當時的確有很多謊言，但也不全是謊言。

        

        澎湃新聞：文學在一戰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們知道當時詩歌特別流行……

        麥克米倫：英國軍官基本上都是中產階級，他們受過教育，有些學過科學，大部分人學過古典學、文學、歷史等等，很有文學修養，所以一戰中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詩歌。當時問世的很多詩歌是非常愛國的，而當時寫成的反戰的詩歌都要等到1920年代以后才陸續得以出版。最近新出了一本一戰詩歌選，你會看到里面大部分都是愛國詩。

        

        澎湃新聞：一戰之前，歐洲軍隊對“野蠻戰爭”和“文明戰爭”有所區分，具體指什么？

        麥克米倫：當時有很多大帝國發動的殖民戰爭，比如德國在南非的戰爭，英國在新西蘭的戰爭，當然也包括打擊中國的義和團等等，這些被認為是適用“野蠻戰爭”規則。當時歐洲已經有幾百年對于文明戰爭規則的討論，美國和現代化之后的日本可能都分享了這些規則。他們對待殖民戰爭的方式會與歐洲陸戰不同，德國人在西南非鎮壓赫雷羅人叛亂時，故意殺掉了所有的牲口，讓他們餓死。很不幸，歐洲人在與“不如自己文明”的人開戰時會采取另一種方式，這很可怕。

        一戰直到結束時依舊被視為“文明戰爭”，有些規則必須貫徹，比如如何對待戰俘，如果有傷必須提供醫療救助，不能隨便處死或折磨；1914年的圣誕節有過短暫的休戰，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宗教節日時停止殺戮。讓-雷諾阿有部老電影《游戲規則》講的就是這類規則。然而隨著戰爭時間加長，交戰雙方的仇恨愈積愈多，奧地利人屠殺塞爾維亞平民，德國人屠殺比利時平民，“文明戰爭”的規則不時被打破。

        澎湃新聞：可以這樣說嗎，一戰對英國貴族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因為他們出于階級榮譽感，上戰場時總是沖在最前面？

        麥克米倫：的確有很大打擊。有時候人們喜歡描述戰爭說軍官舒舒服服躲在戰壕里，讓小兵出去沖鋒陷陣，這其實是不對的。很多將領戰死了，當然跟隨他們的士兵也一起戰死了。從比例上來說，上層階級可能失去的年輕人要比平民階級更多些，有些貴族家族里所有的繼承人全部戰死了。大衛·卡南丹（David Cannadine）有本書《英國貴族的衰亡》（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講的就是這個問題。那個時候如果你出身貴族，打仗就是你的義務。隨便舉個例子，1890年英國的保守黨首相是索爾茲伯里勛爵，來自非常古老的家族，他有十二個孫子，六個死于一戰。還好一戰時他已經去世，不用看到這樣的慘景。這和今天的美國很不一樣，現在中上階層子弟都想盡辦法不參軍。

        澎湃新聞：對于二戰來說，決定勝利的武器是原子彈。一戰中有坦克、無畏戰艦、U型潛艇，但是似乎沒有一種決定性的武器？

        麥克米倫：說來有趣，一戰時的決定性裝備大概是鐵鏟和鐵絲網。你在地上挖個坑，然后在旁邊鋪上很多鐵絲網，敵人就很難靠近了。一戰的確沒有決定性的武器，但是一戰中誕生的兩種武器讓二戰變得非常不同，一種是坦克，能夠讓士兵躲在里面毫發無損地攻克戰壕，另一種是戰斗機，可以飛越戰壕丟下炸彈，使得戰壕防御變得毫無意義。

        英國首先發明了坦克，之所以叫坦克，是為了保密起見，他們運輸坦克時要用巨大的帆布罩住，看上去像是儲水的水槽（tank）。坦克一開始時常陷入泥地，但后來越來越有作用。此外，戰爭中雙方都開始用毒氣，也是為了消滅躲在戰壕里的敵人。

        

        澎湃新聞：如果沒有決定性武器，那么最后贏得戰爭就是看誰有更多的人力可以消耗？

        麥克米倫：對，看誰有更多的人力和資源。交戰雙方的兵力差不多，后來俄國因為革命退出了戰爭，但美國加入，到了1918年的時候已經有百萬美國人來到歐洲參戰，給局勢帶來了變化。此外還有物質資源，因為英國對德國進行了封鎖，德國得不到足夠的石油和煤氣，也就生產不出足夠的武器，到1918年夏天已無以為繼。

        

        澎湃新聞：可以說沒有一戰就沒有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甚至現代恐怖主義，您覺得這是塑造了二十世紀歷史的戰爭嗎？

        麥克米倫：很大程度來說的確如此，歐洲的幾大老帝國崩潰，剩下的帝國也搖搖欲墜，德國變成共和國，俄國變成了蘇聯，奧匈帝國不復存在，如果沒有一戰，這些都不會發生。俄國會有大改變，但是布爾什維克絕不會上臺，他們之前勢力太弱了，也沒有什么群眾基礎，一戰為他們提供了機會。另外，一戰讓歐洲社會變得殘忍，人們見慣了殺戮和死亡，變得暴力，有很多暗殺和局部沖突，人們變得喜歡使用暴力解決問題。一戰前德國的政黨不會派人毆打政敵對手，一戰后就發生了，法西斯和共產黨用鐵棍和石頭互毆。

        歐洲在一戰后大大衰弱，不再能夠主導世界，這有助于美國的崛起。因為這是一場世界戰爭，來自非洲和印度的士兵不再相信白種文明高人一等，因為他們親眼看見不是這么回事。他們回國后，點燃了民族主義之火。《凡爾賽和約》在中國引起了反對西方的浪潮，之前主張學習西方民主科學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如今背過身去，表示西方文化已經破產，不再相信西方。沒有一戰，世界會大大不同，有些情況可能依然會發生，比如美國崛起，但俄國和中國是否會接受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就很難說了。戰爭會摧毀或削弱舊有秩序，為新勢力提供機會。

        

        澎湃新聞：1919年的巴黎和會被當時人評價為：這不是和平，只是二十年休戰。您怎么看？

        麥克米倫：當時一共簽訂了五個和約，《凡爾賽和約》是其中之一。整個和會都遭到了譴責，因為沒有真正解決問題。我認為，身處當時情境，很難知道怎樣做才能解決問題，當時的歐洲遠沒有達到和平的境界。巴黎和會面對的是革命后的蘇聯，一系列互相敵視的新興國家，巨大的社會動蕩，而德國依然是最有實力的經濟體之一，基礎設施沒有毀壞，許多德國民眾不認為自己輸掉了戰爭（他們從沒有在自家門口看到過外國士兵，而德國右翼政黨進行了大量煽動性宣傳，說德國并沒有戰敗，而是被自家人捅了刀子），也不甘愿接受制裁。正因為有一戰后沒有清理干凈留下禍根的惡例在前，二戰后羅斯福要求戰敗國無條件投降，這也是二戰后占領德國的原因之一。

        

        澎湃新聞：您覺得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嗎？

        麥克米倫：希望不會。但人類總是會有愚蠢的舉動，最危險的是一個國家覺得自己的民族尊嚴受到損害，就會不惜一切做出自己無法撤消的舉動。中國和日本的爭端越來越成了民族驕傲的表現，誰也不讓誰，這很讓人擔心。同樣讓人擔心的是烏克蘭和俄羅斯，普京制造了一種他自己無法消化的局面，之后很可能會后悔。

        

        澎湃新聞：今年是一戰百年，英國出版了許多新書，在歷史研究中有什么新方向嗎？

        麥克米倫：周年紀念總是一個回望過去的好機會，同時也能省視當下。英國在重新思考一戰時，也在思考今日的英國與歐洲的關系，今日的英國還剩下多少話語權。許多人帶著懷舊的情感去看一戰，當時的大不列顛帝國還挺有分量的嘛。美國史學界目前還沒有表現出特別的興趣，也許等到2017年會有一些，因為那是他們參戰一百周年；法國新作不少，因為這是他們最糟糕的經歷之一；德國有些緊張，因為他們不想提醒人們記起以前還有另一個德國。對中國來說，可能2019年的“五四”運動一百周年會更重要。

        我聽說英、法、德會合作一些項目，納入當時各國普通民眾的視角，為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館策展，應該很有意義。我認為不應以國族主義的眼光去檢討一戰，而更應以國際化的視角去觀察，畢竟這是一場影響了全球歷史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