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歲的浙江省溫州市平陽縣副縣長周慧提出辭職了，選擇了他想要的“自由的，能夠自我掌控的生活”。周慧透露，辭職后準備出國經商，但這不是辭職的理由，他只是不想再從事一份壓力過大的工作。

        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發現，距離2003年以吳敏一為代表的溫州官員辭職“下海潮”已經11年，這期間，周慧是有證可查的首個主動辭職的溫州縣級官員。溫州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發源地，曾是浙江乃至全國下海官員最多的地區。如果說2003年的官員“下海潮”是因為對民營經濟充滿朝陽般的預期，那么時隔11年，周慧的辭職又意味著什么？        

2003年溫州官員“下海潮”        

        據浙江省有關部門統計，從2000年到2003年3月，該省共有125名縣處級以上黨政干部辭職或提前退休，其中廳級官員就有9名，其中大部分發生在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

        2003年4月，時年45歲的溫州市副市長吳敏一和另一位副市長林培云，以及56歲的市政府秘書長何包根、副秘書長王運正幾乎同時辭職下海。一個省轄市的4個重要政府官員同時辭官，在地方政壇尚屬首次。

        吳敏一等人的請辭將這股“溫州現象”風潮推至頂峰。其實在1990年代中期起溫州就不乏官員下海的先例。財經作家、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胡宏偉曾在其《中國模范生——浙江改革開放30年全紀錄》一書中，整理了1990年代中期至2003年間溫州官員下海的代表性人物不完全名錄：原溫州市委副書記、市長錢興中到香港嘉里集團中國公司擔任副董事長；原溫州市委副書記何樹鑫擔任某房地產公司總經理；原溫州市委宣傳部部長徐國林涉足房地產業；原溫州市檢察院副檢察長鄒麗華赴浙江新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長……上自前溫州市市長，下至前鎮委書記，都出現在這一名單中。

        “溫州官員2003年出現那撥‘下海潮’，共性因素不外乎兩方面：一是被動也好主動也罷，溫州的行政力量始終是相對‘無為’的‘有限政府’，權力有限，官本位意識也就比較淡薄；二是溫州老板遍地，官員受到的誘惑多，轉身從商的財富機會也更多。”一位長期觀察溫州的學者16日向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表示。

        2001年，民營企業家首次被定義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設者”；2002年舉行的十六大，7位民營企業家首次成為全國黨代表；2003年初，徐冠巨等3位民營企業家當選省（市）級政協副主席。2000年前后，社會對民營企業的認可度大幅提升。民營企業，特別是全民皆商的溫州，民企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大量政府機關內的優秀人才看來，蓬勃發展期的民營經濟無疑充滿誘惑。        

11年間鮮見，副縣長為何辭官？        

        官員下海“溫州現象”在到達頂峰之后卻迅速歸于沉寂，吳敏一等人辭官成為了溫州官員辭職下海的分水嶺。

        吳敏一下海后“嗆水”的個例許能說明部分原因，在海中如魚得水的終究是少數。

        吳敏一辭職時曾提出6大擇業標準：企業立足溫州，卻又超越溫州；立足原有產品，但已超越原有產品；跨越了單純追求利潤的發展目標，把事業作為第一目標；已經越過風險發展期，進入低風險發展階段；追求品牌效應，知名度至少響譽全國；企業家素質高。

        2003年5月，吳敏一任溫州鞋業巨頭紅蜻蜓集團新籌建的惠利瑪商業物流連鎖機構總裁。但僅停留3個月后，吳敏一開始頻繁跳槽，先后在上海東暢網絡通信服務公司、吉利集團任職。2004年11月，吳敏一轉戰哈爾濱秋林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之后，曾經意氣風發的吳敏一突然淡出公眾視野，只能根據零星信息勾勒其動態。黑龍江證監局2010年8月進行現場檢查時發現，身為董事、總裁的吳敏一自2008年以來，從未親自出席公司現場會議。2010年9月，秋林集團接受吳敏一的辭職申請。

        2008年，曾著《權變：從官員下海到商人從政》的知名媒體人章敬平在對2003年的采訪對象回訪時發現，回訪下海官員的過程，要比當年采訪他們的過程“難得多”，“多數人不愿意接受采訪”。章敬平說，極少數人是因為看淡了官場商場云起云落，多數人是因為不滿意自己的境遇，自認為慘淡無光，無顏見江東父老。

        澎湃新聞發現，2003年官員辭職下海潮，曾被解讀為溫州社會“官本位”意識已逐漸向“財富本位”轉移，但這一論斷隨著時間的推移又開始被事實證明越來越站不住腳。在盛產老板的溫州，2004年后公務員報考人數屢攀新高，報考人數與聘用崗位之比持續居浙江首位。數據顯示，2002年，溫州公務員報考人數與聘用崗位之比為19：1，到2005年，躍至34：1，2006年又攀升至44：1，近年都在50：1以上。溫州是浙江公務員報考人數最多，也是競爭最激烈的地區。2010年6月該市環衛處8個“80后大學生糞便處理工”崗位，竟引來1102人報名，招聘人數與報名人數之比接近1：140。

        無法吸引體制內官員下海，并影響到年輕人“回到體制內”的就業選擇，究其原因或是日益惡化的民企生存環境。近年來，經歷了長期高速發展的溫州經濟似乎疲態盡顯，發展速度由全省之首跌至末位。一方面，溫州官方期望通過強化政府主導性投入，以政府投資帶動全社會投資，但終難見起色；另一方面，民企在國進民退環境中生存愈加舉步維艱。

        “相比下海，留在機關可獲得優厚的待遇和社會資源，另一方面，現在市場上獲得成功的難度也越來越大。”溫州市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2012年在接受《東方早報》記者采訪時說。        

官員面臨的“拉力”和“推力”        

        和吳敏一等11年前辭職的溫州官員相比，周慧的共通點和差異點是并存的。

        “辭職下海的官員，基本都是有實力、能干，且帶著一點書卷氣的。”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胡宏偉16日告訴澎湃新聞，吳敏一當時就有“學者型、智慧型、親民型”官員之稱，幾乎被所有人認為“年輕有為”。

        再觀周慧的任職履歷，1976年出生，21歲步入仕途，一年后從溫州市文成縣珊溪鎮黨政辦的秘書升任文成縣政府辦公室秘書，并兼任綜合科副科長，年僅25歲就擔任文成縣司法局副局長。2011年，周慧擔任平陽縣副縣長，負責農業水利、動物防疫、扶貧開發、移民、救災優撫和新農村建設等工作。既屬于年輕干部，又屬于無黨派人士，再加上碩士學歷，從某種角度講周慧在晉升方面還是有優勢的，這與吳敏一等人在“黃金時期”急流勇退相似。

        但相較于2003年那批官員奔著民營經濟明朗前景“棄官投商”的義無反顧，周慧是不同的。從辭職感言中可以看出，他對辭職是堅定的，“我自始至終都保持著平靜，平靜地尋求支持的意見，在一定范圍內平靜地訴說，一步步地把自己推向辭職的唯一道路”、“每個人都應該遵循自己內心的想法去選擇自己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夠自我掌控的生活”。

        但從接受媒體采訪時的表態看，他看似主動的辭職實際是因為官員的過大壓力而做出的“被動”行為，“機關工作，其實非常忙碌、緊張，缺少個人時間，相對也不夠自由。我想換一種環境，比較寬松的那種氛圍，可以讓生活過得更美好一些”、“我的家人很多在意大利做生意，但這不成為我辭職的理由，我只是不想再從事一份壓力過大的工作”。

        從全國范圍看，2013年下半年起，各地開始出現官員辭職下海的個案，他們面臨的新社會背景是，官員利益被削減，責任和壓力在加大。《南風窗》2014年4月的“新一波官員下海潮來臨？”一文提到，體制內的“推力”僅僅是官員辭職下海的其中一個內在變量，更為重要的變量則是另一股來自體制外的“拉力”是否足夠強大？

        周慧稱，接下來他準備到意大利經商，幫助家人打理企業，而不是像“前輩”們一樣投身國內民企。胡宏偉感慨地表示，“試想，如果阻礙民企活力的各種壁壘被清除，民企生存環境被改善，再加上“周慧”們這些來自體制內的優秀人才主動流動，良性循環下的民營經濟或將迎來上世紀九十年代‘黃金十年’之后的又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