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李鵬回憶錄（1928-1983）》由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電力出版社聯合出版發行，版權頁上注明的出版時間為2014年7月。

        李鵬親自撰寫的這部自傳體書籍，時間跨度從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全書共16章，48萬余字，收入了130余張珍貴的歷史照片。

        在書中，李鵬除了大篇幅回憶和妻子朱琳相識、相知并共同撫育小鵬、小琳和小勇三個孩子的家庭生活，也記敘了自己和毛澤東、周恩來、陳云、鄧穎超、李富春等革命元勛交往的經歷。

        李鵬于1928年10月20日出生在一個革命家庭。

        他的父親李碩勛曾任中央軍委委員、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省委軍委書記，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軍委書記、省委代理書記。他的母親趙君陶，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周恩來留法同學趙世炎的妹妹。李鵬的三姨趙世蘭則是黨內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連鄧穎超、蔡暢等人都稱她為“大姐”。

        不幸的是，1931年9月，李碩勛在李鵬3歲的時候就為革命犧牲了。

        《李鵬回憶錄（1928-1983）》一書中，他回憶了與毛澤東、周恩來、鄧穎超、陳云等革命先輩交往的故事。

        這本書只寫到了1983年。李鵬在回憶錄的前言里寫道：“我還準備繼續完成1983年至今的回憶錄，包括在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的20年和離休之后的生活。”

        “這一寫作任務會更加繁重，我當盡力而為。”李鵬說。

鄧穎超稱李鵬“蘭蘭”

        1939年，李鵬在成都附近的溫江縣上小學。當年6月初的一天，他突然接到從成都西御西街傳來的消息：“家里來人了，你趕快回家吧。”李鵬明白，“家里”就是指黨組織派人來了。于是，他就叫了一輛人力車，趕忙前往成都。那時候，他還不滿11歲。

        到了成都的家以后，李鵬推開門進去，只見堂屋里坐滿了人，有些人他認識，有些不認識。有一位和李鵬母親年齡相仿的中年婦女正在講話，她就是李鵬一直向往相見的鄧穎超。

        看到李鵬進來后，鄧穎超停下來，走到他身邊，很親熱地和他擁抱在一起。她直呼李鵬的小名：“蘭蘭，你都長這么高了。”

        李鵬為什么會有一個像女孩名字的小名呢？這與李鵬的三姨趙世蘭有關。趙世蘭終生未嫁，她和李鵬的母親趙君陶姐妹間志同道合、感情最深。李鵬的母親曾向她的姐姐承諾：我將來無論生男生女，為了永不忘懷我們姐妹之情，都取名“蘭蘭”。所以，趙世蘭的老戰友如鄧穎超、蔡暢對李鵬都稱“蘭蘭”。

        鄧穎超看到李鵬當天頭部包扎著白紗布，驚訝地問道：“你頭上怎么受傷了？”原來，就在不久前，日本戰機對成都進行了一輪轟炸，李鵬所在的溫江離成都很近，巨大的爆炸聲驚動了那里的師生。晚上入睡后，李鵬做起了噩夢，夢到日本戰機又來轟炸了，大家急忙起來疏散。這時候，他下意識不停地在床上翻滾，一不小心，從上鋪掉到了對面床下鋪上，后腦勺正好碰在床沿上，碰了一個大口子，流血不止。事后，校醫給他進行了簡單的包扎和治療。

        聽完李鵬簡單說了受傷經過，鄧穎超憤憤地說：“日本人真是太可惡了。”然后，她讓李鵬在一旁坐下來，說等她們開完會，有話跟李鵬說。當時，鄧穎超她們開的是川康特委婦委擴大會議。

        散會后，鄧穎超和趙世蘭商量說：“現在大家都在忙于搞抗日救亡運動，蘭蘭受傷了，他在這里生活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顧，君陶現在正在重慶第三保育院工作，我還是把他帶到那里去養傷。”趙世蘭聽后也同意這樣做。

        這樣，李鵬就跟隨鄧穎超由成都趕赴重慶。

        到了重慶，鄧穎超帶李鵬住進了曾家巖周公館。這是周恩來以個人名義租賃的房子，作為中共南方局在重慶市內的一個主要辦公地點，因此稱為“周公館”。

        當時，周恩來已經到延安去了，所以鄧穎超就把李鵬安置在她的房間里，和她一起吃，一起住。鄧穎超還為李鵬請了醫生，給他做了檢查，換了藥，李鵬的傷口逐漸愈合了。

        過了一個星期，鄧穎超對李鵬說：“你母親已經到了重慶，現在陽翰笙同志家里。”于是，李鵬被送到陽翰笙家里，見到了闊別半年的母親。

        隨后，出于安全考慮，李鵬又被送到了著名教育家、革命老前輩吳玉章的休養處北碚北溫泉。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觸到水力發電。

        給李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吳玉章的兒子吳震寰，他是從法國留學回來的，搞水電工程的。李鵬和吳震寰住在一起，他給李鵬講了很多關于水力發電的知識，李鵬聽起來很新鮮，也非常感興趣。“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水力發電，沒想到后來竟成為我終生傾注的專業。”多年以后，李鵬回憶。

“周伯伯”問李鵬：“你還駝背嗎？”

        1940年秋，李鵬第一次見到了在重慶工作的周恩來。

        當時，李鵬正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辦的育才學校學習。有一天，他突然接到通知，要他趕赴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準備去延安。李鵬到北碚和他母親趙君陶匯合后，一起坐公交車前往重慶。

        他們先到了曾家巖周公館。這次，他第一次見到了“周伯伯”。李鵬等烈士子弟都親切地稱呼周恩來、鄧穎超為“周伯伯”、“鄧媽媽”。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興，對鄧媽媽說，這孩子都長這么大了，越長越像碩勛了。鄧媽媽說，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李鵬回憶。李碩勛是李鵬的父親，1931年9月犧牲。

        見面的時候，周恩來看到李鵬有一點駝背，就用巴掌拍拍他的背，然后又用拳頭輕輕敲了敲。他對李鵬說：“可不要駝背，要挺起胸膛，這樣身體才健康。”

        “這件事我一直記憶猶新，因為以后到了延安以及在北京再次和周伯伯見面的時候，他都要看看我是否還駝背。”李鵬說。

        有一天，周恩來問李鵬：“你在育才學校學習什么功課？”李鵬說：“在社會科學組。”周恩來聽了以后，從桌子上隨便拿了一張《新華日報》，叫李鵬把社論念一遍。

        李鵬很流利地念了一遍。周恩來說：“你能不能把這篇社論的要點給我講一講？”李鵬當即根據自己的歸納講了幾點意見，都是比較中肯的。周恩來聽后對李鵬大為稱贊。不久，這件事情在曾家巖傳開了，說育才學校有一個小孩，小小年紀就能背馬列主義。

        在最新出版的回憶錄中，李鵬糾正說：“這當然是誤傳……我當時只不過是念了一篇《新華日報》的社論和歸納了要點罷了。”

        李鵬在曾家巖住了幾天，就看到許多統戰工作對象和重慶的民主人士紛紛來拜訪“周伯伯”。有一次，他看到文化界人士郭沫若、陽翰笙等人，聚集在周恩來和鄧穎超居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房間里，一起商談抗日救國的大事。

        周恩來還特別向郭沫若介紹了李鵬，說：“這是李碩勛的兒子，叫李遠芃，在育才學校學習。”郭沫若和李鵬的父親則是熟識，都參加過北伐戰爭。

        李鵬原名李遠芃（péng）。李碩勛看到他時，李鵬已經快半周歲了，還沒有取名字，趙君陶等著李碩勛來取。于是，李碩勛說：“他在我們李家屬于‘遠’字輩，就叫李遠芃吧。”李碩勛解釋說：“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這說明我們家又多了一個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夠像茂盛的草木一樣，永遠扎根在中國人民的土地上。”

        后來，在李鵬去延安的路上，一起同行的中共南方局青委書記蔣南翔幫他改名為李鵬，一直沿用至今。

        說起改名的原因，李鵬回憶里有詳細回憶。有一天，他們在住宿的地方聊天，蔣南翔對李鵬說：“我們到了延安以后一般都要改一個名字，你現在的名字叫李遠芃，遠是李家的遠字輩，芃這個字比較生僻。”蔣南翔建議李鵬把這個名字改一改，李鵬同意了。李鵬說：“那請你給我改一個名字吧！”蔣南翔想了想說：“那你就叫李鵬吧！芃改為大鵬的鵬，這個名字意味著對你的希望，希望你將來為革命、為建設作出自己的貢獻。”

        在曾家巖住了幾天之后，李鵬又被安排到紅巖八路軍辦事處住下。這是一座三層小樓，周恩來鄧穎超就住在第二層靠東邊的一間房子里。

        1941年2月，李鵬被轉移到了延安，先后在自然科學院補習班、延安大學中學部和延安中學學習。

        1943年7月的一天，自然科學院的學生們正在課間休息，突然聽見遠處傳來一陣汽車轟鳴的聲音，他們都跑出去看怎么回事。只見三輛大卡車在公路上飛馳而過，這在延安是少見的事情，因為延安是沒有汽車來往的，人們出行最好的交通方式是騎驢、騎馬。

        學生們都認為這是周恩來回延安了。

        1943年8月2日下午，李鵬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跑到楊家嶺周恩來、鄧穎超的住處。這是一個不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三孔窯洞和一間朝東的平房。

        李鵬向窯洞走去，門外的哨兵都認識他，直接放他進去了。他徑直走進周恩來辦公的窯洞，看到周恩來和鄧穎超都在里面。他們看到李鵬進來都很高興。

        按照慣例，每次見面，周恩來都問李鵬：“你還駝背嗎？”果然，周恩來叫李鵬站起來，又朝他背上拍了一巴掌。鄧穎超說：“蘭蘭又長大了，又長高了。”

        隨后，周恩來問了李鵬學習整風文件的心得。

        在聽完李鵬的匯報后，周恩來說：“從你今天講的看來，你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你們在延安學習，也就是在毛主席身邊學習，是多么幸福啊。你們的院長徐特立，徐老，他曾是毛主席的老師，也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你們能在徐老的直接領導下學習生活也是很大的幸福，你要好好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

        周恩來、鄧穎超這次回延安后，李鵬和他們有了更多的接觸。

        李鵬說，有兩件事周恩來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是，有一次他到周恩來家，那是周恩來剛回延安的時候，正在整理書籍。李鵬看到有一本西班牙名著《唐吉訶德》，就拿起來看了一下，然后又把他放在書架上了。

        不料，第二次見到周恩來時，他問李鵬：“那本書你是不是拿走了？”李鵬說：“沒有，我沒有拿。”周恩來看李鵬委屈的樣子，也就不再說什么了。

        過了一段時間，李鵬又一次去周恩來家。周恩來告訴李鵬：“那本書找到了，委屈你了。”停了停，周恩來又說：“但是我還是要批評你，你沒有把書放回原來的位置，以致我一時找不到。”

        李鵬說：“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周恩來做事是那樣的嚴謹，那樣的有秩序，他這種一絲不茍的作風影響了我的一生。”

        第二件事是，李鵬以后再去周恩來那里，總是看見他在接待來訪的客人，好像是外調人員。那個時候，延安的審干運動還沒有結束，周恩來對黨內的情況非常熟悉，許多同志都和他共過事或者有過接觸。這些同志是被懷疑的對象，正在接受審查。

        “我看見他每次接待來訪的同志，總是那樣熱情，先請他們坐下來，然后認真聽取他們提出來的問題，并用他那受過傷不能伸直的右臂認真地做記錄，然后盡他所知，向來訪者或來外調的人說明情況。”李鵬回憶。

        他認為，周恩來這種認真負責、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工作作風，對于解放許多被懷疑的對象和平反許多冤假錯案起到了積極作用。

        李鵬在回憶錄里寫到：“周總理、鄧媽媽與我的關系，就是老同志與烈士后代的關系。有人傳說我是周總理的養子，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周總理、鄧媽媽關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個，他們同樣關心愛護其他戰友的子女。我們都稱他們周伯伯、鄧媽媽。”

        李鵬還說：“我和他們的交往情況在不同時期是不一樣的。我在重慶和延安的時候，見他們的機會比較多。我回國以后，在東北工作，和他們生活、工作在兩地，見面的機會比較少。我每年到北京開會的時候，往往通過周總理的秘書提出會見的要求，一般都得到了滿足。不過因為周總理工作很繁忙，見他的機會少一些，見鄧媽媽的機會多一些。”

和毛澤東的談話

        1942年秋，李鵬到延安大學中學部學習。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他從延安大學出發，步行去楊家嶺。那時候，楊家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云等中央領導人居住的地方。

        李鵬到了楊家嶺，找到了陳云。在陳云的窯洞坐了一會后，天色已近黃昏，陳云對他說：“我們去吃飯吧。”

        于是，李鵬就跟著陳云到了小灶食堂。在這里，他見到了毛澤東。

        當他和陳云正要開始吃飯的時候，毛澤東和江青進來了。陳云見后趕忙站起來打招呼，李鵬也馬上跟著站了起來。大家打過招呼后即落座，毛澤東就坐在李鵬的對面，江青則坐在陳云對面。

        毛澤東看了看李鵬，問陳云：“這個娃娃是哪里的？”陳云回答說：“他是延安大學中學部的學生，他的父親是李碩勛。”聽了這個名字，毛澤東想了一會兒，似乎不大記得起來了。

        陳云這時馬上補充說：“他是世炎同志妹妹的兒子。”當聽到趙世炎的名字后，毛澤東興致高了起來，他說：“世炎啊，我們熟得很啊，我們都在大釗同志手下工作過，他是革命的早期領導人，不過，世炎他們是搞工人運動的，而我是搞農民運動的。”

        趙世炎是李鵬母親的哥哥，李鵬的五舅。

        這時，毛澤東又仔細打量了李鵬，停頓了一會，他說：“李碩勛同志我想起來了，他曾參加過南昌起義，后來聽說在海南島犧牲了。”陳云說：“是的，我和碩勛一起在江蘇省委工作過。”

        這時候，毛澤東又轉來問李鵬：“你們正在學習什么功課啊？”李鵬回答：“我們正在學習整風文件。”

        毛澤東又問：“你看小說嗎？”李鵬說：“看。”他問李鵬：“看什么小說？”李鵬回答：“正在看《三國演義》。”毛澤東問：“你對《三國演義》的哪一個人最佩服？”李鵬脫口而出：“曹操。”

        毛澤東聽后感到十分驚訝，就追問李鵬：“為什么呢？”李鵬說：“曹操能團結干部。”毛澤東說：“那你舉個例子。”李鵬回答：“官渡大戰后，曹操取得了勝利，繳獲了許多他的屬下私通袁紹高官和謀士的書信，但他并沒有采取什么處置措施。而是當著這些人的面把這些書信都燒了，因此團結了這一部分人。”

        聽完了以后，毛澤東點頭稱是。他對陳云說：“這個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養，將來一定是個人才。”

        李鵬后來回憶：“關于《三國演義》的那些評論，其實也并不是我個人想出來的，是一些老同志的議論給了我啟發。不過當時我用比較簡單和肯定的語言回答了主席的提問，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稱贊。”

        毛澤東和李鵬這次談話雖然簡單，但是含義深刻。

        “關于團結干部的那段話，這也是以后毛主席講過的，要團結一起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一些犯了錯誤的同志，只要他們承認了錯誤，并在實際中改正了錯誤，我們還是要相信他們。”李鵬說。

蔡暢媽媽和“李伯伯”

        1941年2月，李鵬和一些共產黨員被轉移到延安時，進入中央組織部招待所，被安排住宿。這時候，李鵬看到一位中年婦女向他走來。那人叫了李鵬的小名：“蘭蘭。”李鵬立刻意識到，她就是“蔡暢媽媽”。

        李鵬的母親趙君陶和蔡暢關系十分密切。在大革命時期，1926年北伐軍攻下武漢后，武漢成為當時的革命中心，李鵬的父母都奉調到武漢工作。蔡暢當時是湖北省委的婦委書記，趙君陶則是婦女協會的宣傳主任，直接歸蔡暢領導，是她的得力助手。

        大革命失敗后，她們先后回到了上海，趙君陶擔任了中央婦委的秘書。后來，有老同志告訴李鵬，當時的中央婦委由“五姊妹”組成：第一位是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第二位是蔡暢，第三位是羅亦農的夫人李文宜，第四位是鄧穎超，第五位是姓賀，名字李鵬不記得了。

        趙君陶在中央婦委工作時，經常帶著李鵬到婦委機關。后來，蔡暢告訴他：“那時候你長得胖胖的，兩條小腿圓圓的，十分活潑和頑皮，我們都很喜歡你。”

        這時候，在延安的蔡暢，已經是中央婦委書記。

        接到李鵬后，蔡暢對他說：“你不要住這兒了，到我家里去住吧。”

        李鵬跟隨她步行來到了她住的地方，那里是中央組織部的所在地，位于延河之畔，河對面就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楊家嶺，后來成為中央黨校一部的所在地。

        在這里，李鵬第一次見到了李富春。

        李富春和李鵬的父親李碩勛是很好的戰友。他們在中共江蘇省委共過事，李富春曾在江蘇省委先后擔任過宣傳部長和省委書記，李碩勛擔任江蘇省委軍委書記。

        此外，李富春和李鵬的五舅趙世炎有著非常深厚的革命情義。趙世炎、周恩來等在1920年春建立了旅法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1922年6月建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法國留學的許多青年同志都是經過

        趙世炎，周恩來介紹加入團組織的。他們中的很多人，如聶榮臻、李富春、蔡暢、陳云、李立三、鄧小平，很快就正式轉為共產黨員。

        當李鵬和李富春見面時，蔡暢介紹說：“這是你的李伯伯。”李富春高興地把李鵬抱了起來，說：“你終于回來了。”

        當時，李鵬身上有他母親趙君陶給他應急的60元法幣和給蔡暢的一封信。1941年初，李鵬離開重慶的時候，趙君陶就在兒子的毛背心里側面縫了一個口袋，把錢和信裝在里面，又用針線把口縫好。

        見到蔡暢和李富春后，李鵬把60元法幣和這封信交給了他們。信的大體內容是：我現在決定把我的蘭蘭送到你們的身邊，希望你們撫養他，讓他快快健康地茁壯成長起來。李富春和蔡暢夫婦看完趙君陶的信后，難過地留下了眼淚。

        后來，李鵬被安排住在李富春和蔡暢夫婦住的窯洞隔壁。

        李鵬在延安的時候，李富春和蔡暢夫婦對他多有照顧。

        1944年，李鵬到南泥灣參加秋收。一天，他突發闌尾炎，于是就被送回了延安，住進中央醫院進行開刀、治療。

        在李鵬住院的第三天，蔡暢就派人給他送了一封信，并且還帶了一些食品，里面有饅頭片，沙果，還有點紅棗，這在當時算是延安最好的食品了。

        信中，蔡暢親切地寫道：“你病了，我身體也不太好，不方便來看你，給你送一些食物，希望你好好養病，早日恢復健康，那時候你再到我們這里來，我們再見面，我相信你一定能戰勝遇到的困難，好好聽醫生的話，早日好起來。”

        在延安，李鵬還見到了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

        1941年3月，李鵬剛到延安后不久，陳云就派他的警衛員將李鵬帶到了自己住的窯洞。

        陳云見到李鵬以后，要他坐下，同李鵬談話。陳云對他回憶自己與他父親李碩勛的過往。

        他說：“1931年顧順章投敵叛變，顧是中共中央特科的負責人，因此凡是和他有過交往，接觸較多的中央和江蘇省委的同志，都有危險。當時的江蘇省委就設在上海，除領導江蘇省的工作外，還要領導上海黨組織的工作。鑒于當時局勢十分危急，中央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這些同志撤離上海，周恩來就離開了上海，到了中央蘇區。”

        陳云接著回憶說：“在同年5月份的一天，我和你的父親李碩勛，還有王明、潘漢年等同志約在一起，進了一家小飯館，在一處僻靜的角落里坐下來，吃了一頓飯。”

        陳云說他當時還囑咐大家：“為了革命的勝利，大家一定要保重，我們要看一看，今天在座的我們四個人，以后還能不能再見面！”飯后，按照中央的指示，他們分頭撤離，投入到新的工作崗位。

        “如今，王明、潘漢年和我都還在，唯獨你的父親在海南島犧牲了。” 陳云十分惋惜地對李鵬說。

        （本文參考《李鵬回憶錄（1928-1983）》一書，該書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和中國電力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