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美夢被槍聲打碎

        十幾年前，看過一部法國電影 “1914年的美麗夏季”（La Bel été de 1914），根據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一部描寫一戰前法國生活的小說《公共汽車的乘客》（Les Voyageurs de l'impériale）改編而成。片子由老導演沙隆（Christian de Chalonge） 執導，講述了1914年夏季一位歷史教師梅卡迪和家人到一個鄉村古堡度假的故事。

        那是一個“美好時代”（Belle Epoque）的普通夏季，人們在鄉村度假，正如許多文獻和歷史影像所展示的那樣：安謐，幸福。四十多年的和平；巴爾干危機已暫緩解；1894，1904年分別簽署的法俄、法英友好協議形成的三國協約，雖有德奧意同盟的對壘，在摩洛哥危機問題上顯出功效，更給了許多法國人前所未有的安全感。19世紀90年代開始那史家稱之為“加速時代”的經濟發展，給法國乃至整個歐洲帶來前所未有的富庶。人們在“森林大街”（Avenue du Bois，今已改用一戰英雄福熙元帥名——Avenue du Foch，“福熙大街”）翩翩起舞。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110萬平方米展廳中各種前所未有的發明、創新為五千萬訪客也為全世界的人們展示著一個美妙的、夢幻般的未來。新的通訊和交通技術，不僅第一次讓地處遙遠的人們真切地感到彼此的連帶，也讓各種觀念、思想、知識、技術迅速地在世界范圍傳遞流動。那些因西方的擴張而卷入現代化進程的民族仍在各種應對方案的選擇中躊躇，在傳統秩序解體帶來的困境中掙扎。但后來居上朝氣四射的美國和野心勃勃的日本，已開始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盡管存有各種矛盾，卻都沒有影響歐洲到處洋溢著的那種節日式的歡愉，那種啟蒙時代以來對進步所持有的樂觀態度。

        這一切，都在1914年那個美麗的夏季，被薩拉熱窩的兩聲槍響打碎了。

        那影片的故事早已模糊、淡忘，倒是其中一個不斷呈現的畫面，至今記憶猶新：那是一條黑蛇，時時蠕動、伸延著。或許，它是導演就片中有關情欲的主題所用的暗喻，但它更像一個魔鬼的預言：一場巨大的災難即將降臨，那古堡及其環繞的世界將就此徹底改變，歐洲將遭遇一場新的“失樂園”。 

      

歐洲為何會走向一戰？

        大戰至今，百年已逝，有關爭論至今不斷。戰爭爆發的原因，德、奧帝國或是協約國的歷史責任，各種戰役，戰爭帶來的世界性的后果……文章、著作汗牛充棟，卻依然留下許多令人費解的疑問——其中最讓人困惑、難以解答的就是：“為何大戰未能避免？”從戰后第二年起就陸續公布的德國相關文獻，考斯基的《戰爭是怎樣爆發的？》，到二三十年代阿爾弗雷德?馮?瓦格納（Alfred von Wegerner）為德國推卸責任的論述，圍繞凡爾賽條約中德國及同盟負有戰爭罪責的231條款展開的討論，法國左右派學者不同立場的解讀，美國學者的另一種視角，以列寧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詮釋，德國歷史學家如費舍（F. Fischer）對德帝國戰爭角色的嚴厲批判……至今，“歐洲如何拋棄了和平走向一戰”？（加拿大女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影響廣泛的新作的標題，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How Europe Abandoned Peace for the First World War，2013）依舊是有關20世紀歷史最重大的一個問題，不斷地被人們爭論著，且將長久地爭論下去。

        但換個角度，那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種種歷史的顯流和暗潮，又毫無疑義地在向人們展示這場巨大沖突的某種必然。如巴雷（C. A. Bayly）在《現代世界的誕生（1780—1914）》中談到，世紀初國際自由主義在經歷某種狂飆突進后“奇怪死亡”，各國內部和外部政治呈兩極化，隨之出現國際秩序新的失衡。有關德國對所謂“生存空間”的欲望，俾斯麥時代謹慎的以歐洲為主的外交被威廉二世和德國軍部的世界擴張雄心所取代對一戰的形成的影響等史實，早已被人熟知。在俄國，1905年革命和各種社會矛盾威脅著腐朽王朝的存續，讓某些政客認定：只有一種咄咄逼人、轉嫁矛盾的對外政策才能挽救其于潰頹。隨時光的流逝，普法戰爭后被割讓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在法國大眾的心里早已有些淡然，一些精英卻利用一切機會以祖國的名義激起這種記憶，召喚復仇和收回失土。歐洲的社會心理、文化潮流，在享受和平的安寧的同時，已開始躁動不安。如果說，巴黎世博會上誕生中的現代藝術充滿暴力、變態和衰敗，還只是某種不祥的預示，那么1909年未來主義流派創始人意大利作家菲利波?馬里內蒂（Filippo Marinetti）發表的“未來主義宣言”就是系統地贊美力量和爭斗，聲稱“戰爭是帶來衛生的世界的唯一方式”了。到處，年輕人在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在贊頌祖國的同時表達著對暴力和戰爭的渴望和崇拜。

        這種氛圍讓一些敏銳的大腦感到憂慮——也是那年，索邦大學倍受尊崇的歷史學家歐內斯特?拉維思（Ernest Lavisse）發出這樣的預言：“歐洲將發生戰爭，因為它準備戰爭。”和平主義運動在發展；左派政治人物如讓?饒勒斯（Jean Jaurès）呼喚歐洲工人階級的聯合，阻止戰爭勢力的擴展，因而被誣為德國的奸細，并因此在大戰全面爆發的前夜——7月31日被法國極端民族主義者刺殺。后來的演變證明，在大浪激起之際，這些和平呼喚都沒能遏抑仇殺。而事實上，即使在左派內部，也有倍倍爾（Bebel）那樣著名的德國社會黨人，盼望借一場世界戰爭引發一場世界革命，蕩滌統治階級。戰前幾年，有關軍隊擴張的法案和措施在各國競相出臺，依據的是同一種論證邏輯：絕不示弱，以強對強，都以和平的名義，相信如此方能保護自身的安全。身為德軍總參謀長的毛奇（Moltke）將軍那句“我們不想戰爭，只是用其結束戰爭”“如戰爭不可避免，那就早打最好”所表達的思路，被各國領導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述過。所有國家都對自己和盟友的力量抱有信心，又都對對手懷著恐懼和猜疑。政治家和普通人被這種強勢姿態營造的安全感自我欺騙，不相信戰爭會真正降臨——在這樣一個工業時代，科技造就的屠殺威力如此巨大，誰敢輕啟戰事？即使在薩拉熱窩的暗殺發生后，依然沒什么人認定戰爭會真正爆發，而一個月后的7月底，人們又都忽然張慌地意識到：情況已經失控，戰爭已不可避免！   

    

一戰決定了“世界的命運”

        像電影中梅卡迪一家一樣，那個夏日因戰爭永遠地結束了。筆者心儀的奧地利作家茨威格，也曾在多年后懷著無限的留戀，深情地憶起他在維也納附近度過的那個“難忘的夏季”——與往年沒什么區別，天空如絲緞，湛藍清澈；空氣柔軟，彌漫著香氣，遠處是森林蔥郁的暗影。“乃至今天我每談及‘夏季’，都不可避免地憶起1914年的那個夏季。”它成為一個逝去的時代的象征，成為“舊世界最后的日子”。（法國國家圖書館正在進行的展覽的標題：été 1914. Les derniers jours de l’ancien monde，“1914年的夏季——舊世界最后的日子”，BNF）人類歷史由此被劃成前后不同的時代。

        ８月初，被動員令召集起來的戰士，滿懷愛國主義的熱情，擔心著秋收，走向戰場，信心滿滿地認定葡萄收獲的季節，最晚圣誕節，將會重歸家園。各國的將軍們也都認定，那將是場短暫的沖突，所以不斷地下達進攻的命令。法國軍部冬季的著裝都沒有為部隊準備。戰爭還帶有19世紀的色彩，牛拉著大炮，士兵穿著舊時代的軍服，紅色的軍褲讓法國的士兵們慘遭掃射。幾乎無人預見到，那是一場持續了整整四年，7300萬軍人參戰，造成上千萬死亡，2000多萬傷殘，卷入全球各個民族的巨大災難，——戰爭開始后僅三周法國就有8萬到15萬人陣亡，10萬人受傷。這場戰爭事實上也遠沒在1918年結束，它開啟了一個世紀的沖突、革命、戰亂，直接催生了二戰；直到柏林墻崩塌、蘇聯解體、前南斯拉夫各國彼此間的沖突結束，這場戰爭或可真正稱得上終結。用法國當代著名史家馬斯?伽洛（Max Gallo）的話講，一戰決定了“世界的命運”。

        為維系和平、達成平衡的結盟機制，只因一個地域危機，反過來成為將整個歐洲拖入戰爭的絞索；因歐洲統治著世界，從而又將沖突蔓延到全球。因種種民族和社會的矛盾的積累，已被各類革命和暗殺不斷撞擊的德、奧匈、俄等傳統歐洲帝國，被大戰掀起的颶風席卷而去。互為姨表兄弟、在戰爭爆發的前夜還在用昵稱Willy和Nicky互通電報威脅對方的德皇和俄國沙皇，就此淪為異鄉的孤客和刀下的冤鬼。隨著貴族的大批陣亡和帝國的消失，傳統歐洲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土崩瓦解；舊時王謝堂上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民主體制受到極大沖擊，傳統社會黨勢力邊緣化；布爾什維克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等極端的政治運動和思潮相繼崛起。

        那是一場發生在作為世界主人的男性、白人之間的鏖戰，其結果，卻加速了“奴仆”們的解放。美國的黑人部隊出現在歐洲戰場，進一步撼動了美國白人的傲慢；因人力的缺乏，大批婦女走出家門，進入工廠農田，扮演起那本是丈夫扮演的生產者角色。她們以其能力證明，她們絕不只是生育的工具，次等性別的弱者，她們也是創造歷史的行動者。從此，再沒有什么力量能將其趕回家中，婦女歷史性地開始登上政治和社會的舞臺。那些來自殖民地的兵團在戰場上直接的犧牲和殖民地因大戰所付出的代價，讓殖民主義更加喪失道義合法性，且因戰爭的消耗，老牌帝國主義加速走向衰亡。那些落后和貧弱的國家，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試圖以一個平等的身份參與到世界事務中來。……

        所有這一切，都為一個世界范圍內爭取權利的新時代敞開了大門。從歐洲到拉美，從非洲到遠東，共和的浪潮，激進的左翼共產主義運動，民族自決原則影響下孕育的民族革命，一浪高過一浪，撞擊著傳統秩序的堤岸，改變著世界的面貌。蘇俄建立；綿延數百年橫跨歐亞的奧斯曼帝國跌進歷史的煙塵；古老的印度大陸開始了爭取獨立的歷程；中國更深陷戰亂，從對“巴黎和會”的失望轉向對紅色莫斯科的向往，精神的參照和歷史的軌跡就此更變。列寧、凱末爾、甘地成為新型的世界領袖，他們的思想和行動不僅深刻地塑造了各自國家，也極大地影響了后來的整個世界。

        一個舊時代開始落下帷幕，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的第一波全球化進程中斷；歐洲對世界的統治瓦解，美國躍上世界領導者位階。法國哲學家柏格森在戰爭中宣稱“這是文明（法國）對抗野蠻（德國）”的沖突；戰后，輪到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來宣告整個“西方的沒落”。在1914年8月22日一天陣亡的兩萬七千具法國士兵的遺體前，面對一個多月后在伊普爾（Ypres） 幾天內死亡的五萬德國大學生志愿兵的尸首，那毒氣、坦克、飛機，巨型火炮、高速機槍、生物等現代武器造成的地獄般的殺戮效果，又怎能不讓人對一兩個世紀以來奉為圭皋的進步主義信念、對現代文明的樂觀產生懷疑和動搖？人類有關時空、生命、藝術、戰爭、世界等各種觀念就此改變。作為反思和檢討的結果，人們嘗試用一種新的國際架構（“國聯”）來協調地域和國際沖突；一種新的世界性的普遍價值開始孕育。至今，那時代提出的課題，啟動的工作，依然在呼喚我們的智慧、想象力和道義感，依舊是人類未竟的事業。

        1914年那個美麗的夏季一去不返；2014年的夏季已散出某種炎熱。人們在組織各種活動紀念百年前那場突然降臨的戰爭；有評論家在談論本世紀初與上世紀初的某些相似之處。……是的，誰能保證今日的生活不會是另一個舊世界最后的日子？殺戮不會再次降臨？——影片中那黑蛇或許依然在某處爬行，窺視。很難說一戰是某國或某些人的罪過，所有人都有無可推卸的責任。百年前，是各國精英和民眾的自大、短視、彼此的猜忌、懷疑、敵意和恐懼，積淀了戰爭的土壤。今天，我們又該怎樣不重蹈覆轍？也許，保持記憶，從這種紀念中汲取理智，堅守和平、不松懈對權力的警惕，提倡不同人們之間的相互尊重和信任，是我們遠離災難，能繼續在這個星球上共同生活的一些絕對不可或缺的條件。

（作者系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