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近學界關注的熱點話題中，中華文明的起源問題尤為學者與輿論所重，而這也是郭靜云先生去年十月出版的新著《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討論的核心問題。郭先生現任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與孫隆基先生是同事，并任中山大學珠江學者講座教授。

郭靜云《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成為孫隆基這場講座的緣起和靶心。

        在許多人的印象里，郭氏可謂是該領域漢學家的翹楚，其治學與證史的方法與我國學術傳統脈絡相異甚大。在此書中，郭氏提出了一系列石破天驚的論斷，例如長江流域從屈家嶺到盤龍城等一脈相承的文明，尤其是先楚文明才是中華文明最先進的核心，是“云夢澤的蘇美爾”（蘇美爾在西亞文明的進程中扮演著原始創造者的角色）；殷商則是與北方游牧民族有直接關系的，出自紅山文化的東北遼河流域的征服王朝，二里頭文明的地位，充其量只是江漢流域文化之“邊城”；殷周之際并未發生如王國維所言的劇烈的變革，恰恰相反，殷周之變僅僅是上層貴族的政變；夏代歷史完全是西周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而虛構出的神話等，當然這些論斷也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而6月19日孫隆基先生在華東師范大學的講座主體內容，即是評述這部嚴肅、艱深、極為難讀的，卻又引發了輿論太多關注的作品。而孫先生新著《世界史新論》亦將于年內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郭先生著作中提出的諸多問題與見解，也正是孫先生此書重點闡發的，所以他在討論時真可謂是信手拈來。

        孫先生首先討論了郭著反對“以文獻為主，考古為輔，將考古發現用在解釋傳世神話上”，強調“要認知文獻的形成立場”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論上承“古史辨”派（又稱為“疑古派”，民國顧頡剛等學者認為舊古史是層層累積起來的，大多數歷史都是由神話與傳說層層演變形成的，當時許多學者服膺這一觀念，致力于古史的辨偽，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學派）的學統，而“古史辨”派希望發現史實真相的追求又與西方圣經學中“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與著重經文校勘、鑒別與訓詁的“低等批判”相對，“高等批判”是指力圖在此之上還原各個章節的真實作者以及其成書境況）尋求文本真相的傳統息息相關。

        與郭著觀念截然相反的前人論述，比如中原是“重瓣花朵的花心”，古代文化的結構則類似于一個“重瓣的花朵”，具有“多樣性，一體性”等等經典表述（參見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被孫先生戲謔為是一種類似“中央時區”的說法。因為它不顧北京時間已是傍晚，而在吐魯番，太陽還正在當頭的事實，惹得全場哄笑。這種“中原主義”的形成，是由于商周以來華夏文明的重心在華北平原，從而以此反推古史。對于學界肆意擴大龍山與仰韶文化的持續時間和存在范圍，使其變成了不倫不類、無所不包的“萬花筒”的慣常做法，孫先生更是表達了強烈的反對意見。

二里頭遺址發掘現場

        當然，孫先生也提到了許宏先生對郭靜云先生的批評。許宏先生是二里頭科考隊隊長，現任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其新著《何以中國》亦出版不久。從其名著《最早的中國》開始，許先生就堅持，二里頭文明乃是華夏文明的曙光，處于這一文化系譜中的中心地位。許先生亦有多篇批評郭著論點的文章在網絡上廣為流傳（可參許先生博客），兩人觀點直可謂水火不容。或許與郭氏相比，許氏毫無疑問有著更為豐富的實地考察的經驗，但是孫先生則主要因為郭氏在比較歷史學以及古文字學上的深厚造詣，顯得更加認可郭氏的結論。

        接下來，孫先生從對考古學諸多范式的反思與質疑開始，經由對近東古史研究最新成果的梳理，從而提出了對郭氏觀點的幾點反思。孫先生指出，“認為發生突變性的農業革命是邁入文明階段的基石這一看法，是二戰前英國考古學大師、近東考古學執牛耳者戈登?柴爾德（Gordon Childe）受到馬克思主義等思潮以及晚近發生的工業革命的社會歷史狀況的影響，錯誤地把城市革命相關的理論回套農業革命，又錯誤地把近東這一特殊的情況推而廣之，以為其對全世界都適用的雙重錯誤下產生的結果。”不幸的是，這一邏輯和事實上的雙重錯誤，卻在很長時間內變成了整個世界考古學界的金科玉律。

        現有的考古學成果已經證明，最早期的近東文明發生于環拱兩河的山側地帶，而且小麥與大麥的野生祖先只有在海拔800到1000公尺的區域內才能生長。而恰恰是次級產業革命而非農業革命，使得大河流域文明接續了山側地帶文明的火種。而且，郭著中所謂明確的中南地區的文明系譜，頂多只能視為一個對稻作友善的生態環境大環境的歷時性面向。而資料豐富得多也成熟得多的近東考古學都無法建構一個類似直線型的系譜，所以在解釋文化間關系的時候，用山側說修正腴壤帶說（即主張河流沖積平原地區是最早文明起源地區的觀點），這樣諸文化之間就不再是簡單的從此直接發展到彼的關系了。因此，以我國考古學現有的情況來說，還遠遠不能支持郭著中所謂中南地區存在著直線型文明系譜的構想。由之，原本看起來無懈可擊的鐵證——江漢流域更早的稻作農業的出現，反而變得不再具有說服力了。

        其次，孫先生指出，雖然農業、城邦和青銅等要素郭氏都有所解釋，并且“正是因為在稻作無基因改造的情況下，只能擴大增產，擴大聚落規模，催化精細的社會分工”，進而催化城邦產生，但她卻無法解釋為什么南方沒有紅銅，而且更致命的是，其早期面目反而更為符合銅石并用時代的文明面貌，而郭氏為了在這一點上自圓其說，只得破壞著作的整體結構，填充了大量毫無意義的內容。

        再次，近東新石器時代的開始，是以陶器為基準的，而這種典范卻完全不適用于中國，所以社科院考古所劃分新石器時代的標準是農業。而漠南非洲從未經歷過青銅時代就直接進入了鐵器時代。這種“石器-青銅-鐵器”的框架，對西半球毫無用武之地，拉美大陸上更是只有一個前文字的石器時代。所以孫先生說：“石器、青銅、鐵器的‘洋三代觀’，縱使已經普及化，也終究會像夏商周這個‘土三代’命題一般制造認知失調效應。張光直與許倬云都認為中國古代青銅與鐵器時代的界限非常模糊。所以郭氏不必用早期青銅時代理想型的意義網格作繭自縛，她只需要放膽任憑社會與文化的發展水平讓石家河與二里頭一決雌雄。”

        在隨后與在場師生的互動環節中，孫先生又借由在場師生的問題提出了幾點質疑，比如郭氏論述中關于下七垣文化（即先殷文化）與殷商先民遷徙路線的關系與社科院考古所說法的分歧，以及為什么反而是楚文化的歷史敘事承襲了周室虛構的歷史神話等等，盡皆發人深省。而他也很樂意地接受了主持人劉擎先生的玩笑——“我是一個解構主義者”，并引用了看似與考古學這個領域八竿子都打不著的巴赫金的多聲部理論，巧妙地表明了自己對于“中華文明中心”的看法，即“石家河與二里頭這樣的比較，依然表現出了主體與他者的對立性，在這種意義上，郭著依然并未擺脫中原中心主義。這恰如他在講座結束的時候特別引述自己曾經在一篇為唐小兵先生著作而寫的書評中提及的，“在我的研究生時代里，梁啟超（研究的范式）是從傳統到現代，而在那位唐小兵教授的研究生時代，卻變成了從現代到后現代”。

        誠然，在現在這個中西學術交流更加緊密的時代，我們再也不能固步自封，以為“洋鬼子”的研究不值一哂，恰恰相反，民國以來的學術史都已經再清楚不過地證明了世界水準的學術必須廣泛吸收他者的研究方法與成果。恰如陳寅恪先生總結王國維的學術成果時所說的，“一曰取地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若是沒有這三點，民國學術中諸多最優秀的成果都是難以想象的，而郭先生與孫先生都很好地做到了這些，所以才能做出前賢未有的貢獻。

        不過，或許過于強調“考古環境與地質”的資料的重要性而忽視傳世史料的重要價值，也是有問題的。因為畢竟我們對于考古史料理解的基礎，都是建立在傳世史料的基礎之上的。而且，把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文明起源先后、發達程度等這樣重要的問題簡單地以“主體與他者的對立性”回避過去，或許也有些太過于“舉重若輕”了。

        總而言之，恰如孫先生屢次強調的，如果連已經相當成熟的，且比我國的科學考古學傳統早了許多年的近東考古學都還有那么多無法解釋清楚的問題，那么我們就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決我國先秦史與考古學中存在的所有問題了。或許，只有更多的考古學成果以及更新的學術范式才能幫助我們真正厘清那些復雜的“密碼”（郭先生認為先秦文獻就是一種密碼，解讀文獻的工作就是從每一條線索中解開線團的過程）背后所隱藏的訊息，這當然也需要有一代又一代學者的共同努力與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