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軍旅作家顧保孜曾推出《紅鏡頭》《毛澤東最后七年風雨路》等暢銷書。1990年，因為一次對杜修賢的拜訪，改變了自己的創作道路。在她眼中，杜修賢始終都是倔強好勝不服輸的性格。

        1926年，杜修賢出生于陜西米脂。因家中貧困，很小就給地主家當長工。后因不堪地主打罵逃到陜北參了軍。再后來到了延安的新華書店，任務是給中央領導配書送書。正好遇到書店后面的八路軍電影團招學員，杜修賢從此與攝影結緣，成了著名攝影家吳印咸的一名弟子。之后杜修賢成為一名戰地記者，拍了大量照片。因為不服輸的性格，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他的照片見報量特別大。1953年被調到新華社，那一時期還沒有進入中南海拍領袖人物，拍的大量是北京的建設、鄉土民風。“后來拍領袖太有名把他過去的歷史淹沒了。”顧保孜說。

        在一些領袖出席的公開場合，杜修賢拍的照片見報率很高。以“手快”著稱的杜修賢，1960年進入新華社中南海組，成為周恩來的專職攝影記者。1970年以后，又同時成為毛澤東的專職攝影記者。

 “我最喜歡周總理”

        顧保孜對澎湃記者說了這樣一件事，曾經在一次簽名售書活動中，有個讀者問杜修賢：“您最喜歡毛主席還是鄧小平？”杜老盯著他說，“我最喜歡周總理”。

        杜修賢之所以對周總理有感情，一方面是因為跟在身邊時間長達16年，另一方面也因為總理鞠躬盡瘁、嚴謹的作風，對他影響很深。大家都說周總理平易近人，但其實他對身邊工作人嚴格到近乎苛刻。而這種苛刻，其實是一種人文關懷，在其他的領導人那里體會不到。

        顧保孜介紹說，按照慣例，那時每年“五一”和“十一”，毛主席登上城樓，喜歡走到城樓欄桿前，向下面的群眾揮手致意。這時想拍領導人的正面圖像是很難的。杜修賢為了理想的拍攝角度，不得不將自己的上半身懸到欄桿外。有一次他剛對好焦，突然覺得有人用手緊緊拽著他的衣角，回頭一看，正是周總理。“要鏡頭不要命了，掉下去怎么辦？”周恩來低聲責備。這樣的事，還不止一次，讓杜修賢頗為感動。

        在人生第一個“四年低谷”，杜修賢的貴人也正是周恩來。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杜修賢陪同周總理從阿爾巴尼亞回國，在機場就被紅衛兵帶走審問“相機里有沒有竊聽器”，后來被下放到新疆“改造”。那段時間領導人的外事活動也少了很多，周總理后來恢復出訪時發現攝影記者不是杜修賢，點名要用他。接到中南海電報，當時正在新疆的杜修賢乘火車趕回北京，而原來跟他在一起的記者都犧牲了。從某種角度來說，周恩來救了杜修賢一命。

        杜修賢生命中第二個“四年低谷”出現在粉碎四人幫之后。長期拍攝領導人活動，照片頻頻見諸報端，讓杜修賢因此揚名。不過在那個“見得太多、知道太多”的環境，也容易被人攻擊。

        1976年10月6日，江青上午打電話要杜修賢到毛澤東住地游泳池。她組織工作人員繼續學《毛選》。合影之后，江青興致勃勃組織大家去景山公園摘蘋果，杜修賢拍下了她人生中最后的自由時光。四小時后，她與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分別被拘捕。而在那之前，因為工作關系，杜修賢還為江青拍過不少照片。再加上“八人照”等其他因素，長期擔任高層攝影師的杜修賢被審查了四年。直到后來才由胡耀邦幫他平反。而日后胡耀邦那張不合當時“標準”的室外彩色西裝照，也正是杜修賢在無意間為他拍下的，不成想卻用在了追悼會上。

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最后合影

        作為并肩作戰的開國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合影并不多。而兩人最后一次握手的照片，也是由杜修賢拍到的。

        1974年5月29日，周恩來陪同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會見毛澤東，那也是他最后一次走進毛澤東書房。回見結束后，周恩來一反常態，沒有馬上離開書房，而是站在一邊，等著毛澤東與外賓一一握手。毛澤東告別最后一個客人后，回過頭看到周恩來。

        周恩來走上前去，緊緊握住了毛澤東的手。兩個人就這么默默地握了很久。杜修賢眼明手快地抓拍了這個憂傷凝重的瞬間。這是兩位開國領袖最后一次在鏡頭前握手的畫面。之后的6月1日，周恩來到辦公室整理了一會兒文件，就住進了解放軍305醫院，當晚躺上了手術臺……

        相比于在周恩來身邊，杜修賢擔任毛澤東專職攝影記者的時期不僅更短，也是毛澤東疾病纏身、愈加蒼老的最后光陰。作為攝影記者來講，如何將一個蒼老衰弱的真實毛澤東，與人民心目中神采奕奕的毛澤東，兩者之間的反差做最好的彌補，往往需要耗費很多心力。1972年2月21日，重病脫險后第九天的毛澤東，在自己的書房，會見了尼克松夫婦及其隨行人員。為了將主席形象拍得更好，杜修賢施展了渾身解數：形象不夠角度補；膚色不好光線補；還利用側照、仰照、遠照等技巧避開病態的表情，尋找把握“傳神”的瞬間……

        事實上，自從毛澤東生病后，記者們的拍攝就受到了限制，一般賓主握手的鏡頭只拍一次，如果還要進去補拍就必須經過周恩來同意。再以后，在毛澤東書房拍攝的時間被硬性限為三分鐘，時間一到就立即關手燈，離開書房。而那一次，杜修賢考慮到握手的鏡頭沒有拍好，向周恩來申請了特赦令，獲得了重新拍攝的機會。

        晚年毛澤東對自己的蒼老、病態是十分清楚的。1974年10月5日，毛澤東在武漢會見了加蓬總統邦戈。杜修賢按照規矩將照片傳給毛澤東的秘書，請她轉給主席審閱。事后秘書告訴他，以后不要發毛澤東和外賓站立的合影照片。這是毛主席本人的意思。

        毛澤東從照片中，看到了久病的自己和健康人站在一起的反差對比。

        兩年后，身背氧氣瓶去拍“安詳”躺著毛澤東的，也是杜修賢。事實上，此前在他的鏡頭里，還記錄了毛澤東多個“最后一次”……

        1971年5月1日，毛澤東與林彪最后一次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無意拍來的“正副統帥”合影（不過對于這張照片的情況說明，曾引發爭論。持反對意見者認為，當天林彪并沒有晚到而且對毛澤東不辭而別）……

        1972年1月，毛澤東突然穿著睡衣出現在陳毅追悼會上，原本沒有拍攝任務的杜修賢意外地拍到了毛澤東最后一次參加追悼會的場景……

        在顧保孜看來：“杜老拍攝最后瞬間變成他的一種象征。毛主席周恩來的最后瞬間是他照的。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出訪的最后一張照片也是他照的。”

難以磨滅的“中南海”印記

        多年在中南海工作的經歷，無疑是很特別的。即便離開多年，這段工作散發的特質，依然影響著杜修賢。“比如說他的動作很輕，腳步聲甚至蓋蓋杯蓋的聲音，你都聽不到。這和當年在主席總理身邊工作，會談時進去拍攝的要求是有關系的。而且他拍照片非常敏捷，導致思維也很敏捷，做事情雷厲風行，不打折扣。”顧保孜說。

        當然，走到“海”外，自然也會有一些生活上的煩心事。過去跟著領導人到什么地方，都是一路通行、最便捷的。現在難免會遇到堵車或者不方便的地方。對當下社會的一些現象，杜修賢也會感慨：“我們那個時候不是這樣子，現在怎么這樣子了？”有時候也會生氣發火。

        過去雖然杜修賢參加過很多次國宴，但忙于工作，都是在結束的時候才吃碗面。對于現在一些飯桌上大吃大喝的現象，他非常不適應。顧保孜介紹說，如果有人請他吃飯，他就提兩個要求，一不吃貴的東西；二不許浪費，所點的菜都要吃下去，否則他就退席。真發起倔脾氣來，“通通拿下去，這個不許上，那個不許上”。或者干脆直接回賓館房間，讓服務員送碗面條過去。

        還有時候杜修賢參加宴會，會有人問他關于領導人隱私的問題，他會很生氣。回答最多的就是：“我只管照相，其他的你們別問我。”

晚年杜修賢：獨自居住，遠離攝影

        平反之后的杜修賢，去了中國圖片社當副總經理，一直到1986年離休。性格耿直的他，頭天接到離休通知，第二天就將物品全部搬回了家。

        那之后的一段時間里，他還會參加一些筆會之類的社會活動，或者帶著相機外出拍拍風光，不過七十歲之后就不拍了。到最后，他對照相機幾乎就不看不摸。

        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這輩子照夠了”。小小相機讓他成了知名的中南海攝影師，但也因此遭遇過很多磨難，可謂“榮也在攝影，敗也在攝影”。在人生最后的歲月，杜修賢對攝影的興趣越來越淡。

        因為自己都“干夠了”，他也沒有讓自己的孩子學攝影。杜修賢有三個女兒，原來忙攝影的時候顧不上照顧孩子。后來遭受人生挫折，也影響了他和家人的交流。而今，他女兒的孩子們也都長大參加工作了。

        老來性格依然倔強，喜歡獨來獨往的杜修賢，沒有和孩子們住，一個人住在郊區的小院。孩子們上班，周末有時會過來。此次病重，三個孩子輪流值班照顧，一家人相處得很融洽。

        對于自己的病情，杜修賢是非常清楚的。他在八十歲的時候裝了心臟起搏器，還患有糖尿病。因為長期抽煙，最后得了肺癌晚期。不過倔強的老人，堅決不肯上醫院看病，只能是病很重的時候才被拖進醫院。“做夢閻王爺請喝酒”的杜修賢，對于最后的時刻早有準備，離開得很平靜。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毛澤東最后七年風雨路》（顧保孜撰文/杜修賢攝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