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發泄不滿情緒的團體聚集到一起，成為“茶葉黨”運動。

        2008年奧巴馬氣勢如虹的勝選，表面上似乎是開啟了美國政治“后種族主義時代”。奧巴馬有一半肯尼亞黑人血統，有著阿拉伯語的中間名“胡賽因”，出生在美國本土外的夏威夷州，曾在印度尼西亞上過小學，這些都使他成為多元文化下族群和解的象征。        

        奧巴馬的“希望”與“轉變”（hope and change）”的競選口號也捕捉到了民眾厚望民主黨能將美國帶出反恐戰爭和族群對立的國際、國內兩大泥潭。同時，小布什時期擴大了的反恐戰爭和種種拙治，使得選民普遍對共和黨這個尾大不掉的“大象”充滿厭惡，民主黨少見地在2006年中期選舉一舉控制住了參眾兩院多數，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眾議院議長（House Speaker）。2008年的總統選舉后，民主黨又進一步控制了聯邦行政權。相應地，奧巴馬必須推行左派鼓吹已久的各種政策來挽救急劇萎縮的經濟、結束無休無止的反恐戰爭、以及鞏固和擴充民主黨的選票基礎。     

  “茶葉黨”突起：政治獻金+媒體支持

        共和黨的候選人雖然以頗大的差距輸掉了選舉，但是這場競選卻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將副總統候選人薩拉?佩琳（Sarah Palin）從一個無足輕重的地方政客推到了全美政治的鎂光燈下。她操著一口鄉氣十足的土話（半阿拉斯加半明尼蘇達），持著極端宗教保守的民粹主義，帶著對華盛頓政治的鄙夷和對國際局勢的無知，僅僅依靠極端保守的姿態和煽動性的演說就贏得了保守派選民的擁戴。可以說，佩琳的瞬間崛起，已經暗暗為一年后“茶葉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的迅猛展開埋下了伏筆。2009年，趁著茶葉黨起勢，佩林掛州長之印而去，搖身一變成為茶葉黨運動的代言人之一。        

        奧巴馬宣誓就職不久，不景氣的經濟、消失殆盡的制造業以及一個非裔總統，開始激起了住在郊區及鄉村的、以白人為主的保守主義者們的嚴重不滿。他們一般居住在文化結構單一、反少數族裔的情緒彌漫、基督教保守主義盛行的地區，而又在地理上特別集中南北戰爭前的南部蓄奴諸州，加上以農業生產為主的中西部地區。

        這些后來的“茶葉黨”支持者們普遍認為，窮困潦倒、受教育比例低、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非裔聚集區，是寄生在以白人為主的美國社會之上的血吸蟲；正是民主黨的社會福利政策導致了白人所辛苦累積的財富，被轉移給了懶惰的非裔群體；而一個非裔、民主黨、左派的總統的上臺，則代表了對他們集體意志的踐踏。巧妙地借助了這種基于種族情緒的普遍不滿的，不是當時中間偏右的共和黨，而是支持共和黨的諸多黨外團體（outside groups）。這些黨外團體得到了大型財團、億萬富翁的支持，熱衷于吹鼓更為偏右的政策--反移民、反社會福利、反政府監控經濟、反槍支控制、反全球變暖論、反進化論、反墮胎、反多元文化主義，這些都在表面上和上面提及的那群人的種種不滿極為合調。        

        黨外團體的大筆獻金，在2010年得到了來自高等法院的法律援護。在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商業機構可以不受限制地進行政治捐款。這一偏向特殊利益集團的決定，頓時催生了諸多影響巨大的游說團體、“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s）和智囊組織。這些黨外團體腰囊塞滿了利益集團的資助，雖然身處黨外，但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來威逼利誘政治活動和候選人的政治傾向。最后，美國有線電視收視率最高的福克斯新聞頻道（Fox News）也和保守派團體形成了緊密的互動，福克斯頻道不但成為了保守派理論的宣傳基地，也以“新聞報道”的形式緊密地參與到了保守組織的示威活動的組織和動員之中。福克斯的主持人，如Glenn Beck，Sean Hannity，Bill O'Reilly等等，都是茶葉黨的死忠和吹鼓者，正是在這樣一系列的背景之下，“茶葉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也就在2009年左右應運而生。        

 “茶葉黨”口號：通過運動重建美國

        “茶葉黨”雖然出典于點燃了美國革命的“波士頓傾茶事件”，但是在意識形態上他們卻站在當年的“波士頓茶葉黨”的對立面。其中隱含的深意，則是茶葉黨標榜自己是“造反派”，并且希望通過自下而上的運動來重建“真正的美國”。他們以真正的共和黨自居，而將不夠“純潔”的共和黨“基礎派（the Establishment）”視作“犀牛”（RINO，republicans in name only，“僅僅是名義上的共和黨”的縮寫）。諷刺的是，正是曾經的總統候選人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Kain）把佩林一手推到了共和黨全國性領導人的地位，而麥凱恩自己卻因為還“不夠保守”而被茶葉黨人當做需要清洗的對象。

10月，數千人到華盛頓州Spokane參加茶葉黨聚會。

 “茶葉黨”之爭：反抗奧巴馬政府的英雄

       茶葉黨表面上號稱是自發的、草根的民主運動，背后卻依仗種種錯綜復雜的金錢資助網絡。這種表里不一，就使得茶葉黨的極端的政治主張，反而常常會損害到其草根支持者的自身利益。比如，美國最窮的幾個州本來是在醫療改革中受益最多的，但是這些州的選民卻在茶葉黨的浪潮下，變成了整個美國反對醫療改革最中堅的力量。又如，奧巴馬的刺激經濟的措施當然是有利于中下層人民緩解經濟危機帶來的負面因素，但是草根的茶葉黨人卻在赤字危機的話語下激烈反對奧巴馬舉債刺激經濟。改革移民制度有利于制造業重新回歸美國本土從而給美國中產階級提供更優質的工作崗位，但是在文化保守主義和種族意識的操弄下，這反而成了茶葉黨最激烈反抗的一條議題。作為保守的基督徒，茶葉黨激烈反對進化論和全球變暖論甚至是科學本身，而這正中了以科克兄弟（Koch brothers）為首的石油利益集團的下懷。因此，全球變暖論被福克斯新聞臺努力塑造成了奧巴馬的左派陰謀，使得奧巴馬的新能源政策受到了空前的壓力。        

        傳統上，美國政治的主題是兩黨間以及兩黨內的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的纏斗，而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分別有過保守主義抬頭或進步主義盛行的時候。雖然現在的共和黨人總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里根治下的共和黨的“黃金時代”之中，這個“老大黨”（Grand Old Party）也曾經出現過林肯、老羅斯福這樣的進步主義者。反過來，南方民主黨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任上之時卻以極端保守著稱。民主黨在南方的基層其實“根深蒂固”，偏保守的南方民主黨人曾經長期盤踞總統候選人之位。        

        直到茶葉黨興起，民主黨才徹底丟掉了南方的層層地方選舉。換而言之，兩黨的主力都其實在政治光譜的中間部分，民主黨偏左而不全左，共和黨偏右而不全右。但是，極端保守、毫不妥協的、自稱為“造反派”（rebels）的茶葉黨的候選人，在利益集團的支持下對共和黨基礎派進行了層層蠶食，在第一次奧巴馬中期選舉時已經形成了一個兩黨基礎派之外極其保守的（ultra-conservative）政治力量。        

        2014年6月11號，茶葉黨支持下的弗吉尼亞眾議院初選候選人大衛?布拉特（Dave Brat）出人意料地擊敗了時任的共和黨眾議院多數派領袖（House Majority Leader）埃里克?康特（Eric Cantor），一時震驚美國政壇上下。自1899年有眾議院多數派領袖一職以來，議會二號領導人輸給了自己黨內的初選挑戰者，這還是頭一次，這也充分地展示了在共和黨內部茶葉黨形成的挑戰。

       茶葉黨被視為右翼，正是因為它的意識形態中彌漫著的種族主義“言外之意”（overtone）。康特輸掉初選，主要原因就是他對移民法案的非常有限的支持已經嚴重觸犯了他自己選區中受族裔意識操控的保守派選民。另一個極其諷刺的例子是德州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的父親，他在地方茶葉黨集會上公然咆哮：“讓奧巴馬滾回伊利諾伊、滾回夏威夷，再滾回肯尼亞！”其實，老克魯茲自己就是一個西裔移民！熟悉美國政治話語的人可以體會出，只是因為老克魯茲是白人，他就自認為理所當然地可以歧視一個非裔總統。另一個例子則是得到了2014年被福克斯新聞臺大肆宣傳的農場主邦奇，他在聯邦政府的土地上放牧而拒絕付給政府草料費，于是一時成為了茶葉黨反抗奧巴馬政府的英雄。然而邦奇公然當著鏡頭的面侃侃而言他對非裔的厭惡：“現在黑人靠著政府福利生活……其實黑人在奴隸制的時代摘棉花反而活得不是更好嗎？”   

“茶葉黨”土壤：美國人口結構劇烈變遷

          在這樣的一個表面含蓄、暗下種族情緒泛濫的右翼力量背后，是美國人口結構的劇烈變遷的大背景。加利福尼亞州是人口變遷的“重災區”，長期以來由于西裔和亞裔移民的輸入，白人已漸漸有落為“少數族裔”；同時，由于好萊塢、硅谷和兩大城市帶的存在，加利福尼亞已經變成了民主黨的可靠票倉。這樣的趨勢給茶葉黨的潛在支持者們造這樣一種真實的“幻象”：即白人的宗教文化將會不再占有優勢，美國會變成一個真正的沒有主導族群的多元文化社會。稱之為“幻象”，是因為美國社會從來是多元文化的，過去的英國的清教徒和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之間，現在的德州的白人農場主和華爾街的金融精英之間，本來就沒有什么文化共性；另外，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一種不變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多元化實際上是一種世界性的必然。然而，無數舉著茶葉黨旗幟聲淚俱下地控訴奧巴馬仇視并迫害白人的運動參與者，卻把這種“幻象”想象成了奧巴馬政府的斑斑鐵證。        

        人口結構變化的宏大背景，使得偏保守的諸州齊刷刷地集結在了反奧巴馬政府的旗幟之下，極端保守的立法提案層出不窮。2013年底，茶葉黨的共和黨議員逼迫基礎派的共和黨眾議院議長約翰?貝納（John Boehner）關閉聯邦政府后，歡欣鼓舞的茶葉黨支持者在華盛頓揮舞起了南方聯盟的大旗，這正昭示出了反奧巴馬的政治組織后暗潮洶涌的種族主義。在2012年總統大選再次敗落后，茶葉黨頓時有世界末日來臨之嘆。不過，2013年底成功地關閉奧巴馬政府，給茶葉黨議員們帶來了一種短暫的勝利感，所以他們的“寵物級”女議員米歇爾?巴赫曼（Michele Bahmann）激動地對著攝像機說：“我們從來沒有感到這么歡欣鼓舞過！”        

        由于奧巴馬的上臺，南北戰爭前堅持奴隸制的南方民主黨的“州權”主張（states' right），換了一個陣營，在如今的共和黨中又死灰復燃。所謂“州權”，已經不是泛指一個州在聯邦內享有的權利，而是指一個州是否有權力棄聯邦法案于不顧，而出臺對非裔歧視性的法律。因此，“州權”一詞，在茶葉黨的口中就變成了“種族隔離政策”的隱語（code word）。這個隱語并不是茶葉黨的創造，而是在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中就被種族隔離的支持者喊了出來：“現在要州權，明天要州權，永遠要州權！”（“現在要種族隔離，明天要種族隔離，永遠要種族隔離！”）如今，“州權”主張在很多州都有不同程度的勝利，比如，許多南方州都巧立名目通過了種種抑制選舉投票率的法案。在所謂的“紫色州”（民主黨和共和黨大致平分天下之處），由于選民的年齡結構、種族結構的差異，如果投票時投票率高于某一百分點（比如35%），就基本上民主黨會贏；同理，如果投票率低于某一點，就基本上共和黨會贏。這條經過總結和驗證的經驗原理，使得共和黨控制下的諸州，有了大開兩百年歷史倒車的動力。美國社會似乎瞬間又回到十九世紀下半葉還在爭取普選權（suffrage）的時代。對此，高等法院的態度頗為曖昧，一方面，它否擊了某些州的過于嚴苛的類似法案；另一方面，它也否擊掉了民權法案中保護南方諸州普選權的重要條款。        

        在種族問題上的保守主義不會僅僅受限于對投票權，會很容易地影響到政治的各個方面。其中最嚴重的就是槍支管控問題。表面上持槍是為了捍衛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實際上卻是因為種族主義因素作祟而使得類似的槍控立法陷入僵局。根據民調顯示，絕大多數的美國民眾都是支持槍支管控的，這和其他發達國家中的民眾態度類似。但是，美國政客卻缺乏任何推動變革的動力。一方面，抱有“受迫害心態”的茶葉黨人普遍都是槍支狂熱支持者，他們雖然占社會的少數，卻有著比槍支問題上的多數派多得多的政治熱情和政治能量；另一方面，受槍支泛濫之害最深的是非裔群體，但他們在政治上處于絕對的集體弱勢。對槍支持有者進行背景檢查的法案本來在任何國家都是理所當然，卻在美國被高等法院、立法機構層層否決。在公共場合槍擊案頻繁出現的時候，雖然力主槍控的民主黨控制了參議院，卻也礙于支持槍支的利益團體的阻撓而無法通過。不僅如此，佛羅里達州還出臺了所謂的“守住立場”（stand your ground）法案，變相地鼓勵白人在自己感到受到威脅時主動向非裔開槍。        

        2014年4月2日，在麥庫真訴聯邦選舉委員會（McCutcheon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一案中，最高法院又裁定個人可以不受限制地給候選人和政治團體進行政治捐款。這一判決顯然和四年前的判決遙相呼應，充分體現了最高法院所堅持的保守主義教條：保護言論自由，就等同于需要保護個人或者企業可以無限制地影響輿論，也就等同于個人或企業可以無限制地用金錢來塑造美國政治。這個判決看起來順利成章，但是卻將共和黨基礎派憋到了死角，因為在和民主黨候選人正式競選之前，他們必須要和茶葉黨候選人在共和黨黨內初中選先纏斗一番。茶葉黨由于代表了右翼勢力，反而相比于基礎派更容易得到億萬富翁及其支持下運作的黨外團體的垂青。   

 “茶葉黨”隱憂：民主國家“老年病”怎么治

        解鈴還須系鈴人。在民主制度下，能夠真正阻攔并消化茶葉黨勢力的只有共和黨基礎派。2012年作為基礎派的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在初選殺出茶葉黨候選人的重圍而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曾經使得諸多政治評論人紛紛揣測甚而鼓動：茶葉黨代表的右翼勢力最終會與共和黨基礎派徹底決裂。現在看來，美國兩黨政治的架構已經非常穩定和成熟，不會再出現老羅斯福當年憤而出走、成立第三黨以競選總統的異相。如果共和黨的基礎派能夠動員足夠力量的中間選民，在中期選舉和總統競選的共和黨初選中穩壓住黨內的極端勢力，似乎有可能茶葉黨就會隨著奧巴馬的卸任而逐漸消散，最終成為歷史的一個諷刺性的注腳。  

        另一方面，茶葉黨的驟然興起也暴露出了美國作為一個老年化了的民主國家的“老年病”，即年輕人和少數族裔對政治缺乏應有的投票熱情。對很多年輕人來說，注冊選民和投票都是費時費事、事不關己。然而，正是因為投票率恒年偏低且處處偏低，使得右翼組織可以依靠有效的內部政治動員而一舉贏得選舉。        

        或許，真的又到了一個美國年輕一代的選民需要集體反省的時刻：再好的民主代議制度，如果沒有來自社會各階層的選民的積極地、廣泛地參與，就很可能會在各種機緣的綜合作用下淪為少數特殊利益集團的工具；在一個社會、經濟、文化急劇變化的世界中，比之于日趨保守的中老年選民，年輕人實際上反而有更多的義務去積極參與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