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記憶之根

《回憶空間》一書中，德國學者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分析了歌德在給席勒的書信中提到的兩個空間——“我居住的房子”和“我祖父的房子”。她發現，歌德關于這兩處地方的描述，雖然是一種個人的記憶，但這種記憶又遠遠超出個體之外，“與屬于這個空間、但已經不在場的那些人交織在一起”，也使得“個人的回憶融入了一個更為普遍的回憶之中”。通過空間、地點，甚而說土地，記憶得到固定和證據，體現出一種超出書面記錄或其他人造物的持久性。

2008年3月，上海街頭。本文圖片均為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從這一點說，空間記憶是對于土地的情感的基石，也是“鄉土意識”得以萌發的源頭。它不一定只屬于農業社會，在城市中也有對應。王占黑的“社區英雄”如是，錢佳楠的工人新村如是，金宇澄的里弄市井更如是。以敘事和虛構的名義，這些寫作者將一段段來自城市、關于城市的記憶投送到文字的海中。未來的人們，將以此撿拾我們這個時代的城市，看到自己從何而來的軌跡：讓“鄉土”變得崇高的，正是這種將記憶傳承而使人得以在歷史中定位的功能，它不僅屬于鄉土，而是城市記憶的一種功能。

不過，與其說落諸筆端的記憶是等待撿拾的漂流瓶，不如說它們更像一盞盞歷史的航標燈。假如沒有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和茅盾的《子夜》，假如沒有人將注定“速朽”的當下轉換為某種可以持存的形態，那么所有史書上無法留下姓名的人們，就只有永遠消失在歷史之中，連一個作為象征的形象也沒有；而這也將成為我們自己的宿命。

當然，這樣的任務不是輕易就能達成的。尤其是在現下此起彼伏的“城市更新”、“舊城改造”潮流中，人們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極端：一種是以外部的、普遍性的要求，如“現代化”或“風貌保護”，將舊城視為一個完全異質的空間，或者拆除、或者博物館式地保存起來；另一種則是內生的、個人化的情緒，停滯在對過去的無限追緬，為它賦予過多懷舊的光暈。這都無助于為未來的人們提供恰當的坐標。

當代的城市寫作，如何突破“身邊1公里”的街區范圍與光暈，在普遍與特殊、發展規律與個人情感之間平衡，仍是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

2021年2月，上海街頭。

老城與城市集體記憶之根

強調普遍性的外部要求與追求個體性的內生情感之間的矛盾，不但是城市文學的寫作者所面臨的難題，也是城市發展中遭遇的文化兩難。近年來，上海舊區改造的步伐不斷加快。今年，位于市中心的老城廂相關動遷工作將新啟動12個、收尾8個以上項目，涉及2萬余戶。作為地塊的老城廂疲態盡顯，“城市建筑破舊、空間布局不合理、經濟業態老化、文化資源要素丟失”，構成此輪城市更新的主要動因。

但另一方面，承載集體記憶的老城廂是上海城市的發祥地，是上海城市生活的代表性場所和有機組成。早在近代以前，老城廂就是社會網絡豐富多元的文化聚集地。它既體現著江南文化與傳統農耕文明的精神，又融入了近代上海移民文化的特質和現代商業精神的浸潤。老城廂內曾大量存在體現傳統城市零售商業、人口分布格局、文化發展脈絡、原生自然環境的街巷，流傳下的老地名、地界碑、民間信仰、河流橋梁，與俚語、戲曲等活態的民間文化特質相得益彰。

2019年底，上海老城廂。

老城廂是江南文化與現代城市結合在當今上海唯一留存較為完整的區域，其范圍不僅在中華路、人民路以內，小南門以外、十六鋪及老西門周邊都受到傳統縣城發展的影響。當這些事物不得不移除，以及更為重要的——當生活在其中的人不得不離開，過往記憶由誰敘說、如何傳承，不僅事關個人或家庭的“代際記憶”，也與這座城市集體記憶的生滅息息相關。

越來越多的攝影師、藝術家和普通人拿起相機、畫筆和手機，開始觀察、描繪和講述自己的故事。從2016-2017年第十屆上海雙年展的“51人”，到2018-2019年第十二屆上海雙年展的“你的地方”，再到2020-2021年第十三屆上海雙年展的“記憶之流”，與其說是有組織的藝術活動，激發了公眾留存記憶痕跡的熱情，不如說由個人到地方、由有形處所到無形記憶的“漸強演繹”，本身就是城市人重新尋求自身存在的精神“鄉土”，最終通達“更為普遍的回憶”的必由之路。

在時代洪流中，動手“留下些什么”的人，既顯示出對遺忘之“暴力”的拒絕姿態，更自發將個體記憶編纂成一種帶有時代印記的集體記憶。

“當群眾自己成為創作者、成為歷史的作者時，（職業創作者）就泯然消失在他們之中。”德國傳播學者恩岑斯貝格爾曾期待，掌握了新興大眾媒體技術的大眾將如此實現對藝術家的揚棄。與他同時代的日本批評家多田道太郎，從完全不同的思想背景出發，得出同樣的結論，認為傳播技術將“賦予眾人以平等的參與資格”。不同于職業藝術家制作、更多在法律意義上成立的“公共藝術”，這種或許應稱為“公眾藝術”的活動，以其集體性和開放性，構筑與原生的城市文化同等多樣、多元的表達方式。縱然是個人的、家庭的記憶，當它們獲得合適的形式而匯聚起來，“記憶之流”中就將浮現出那些自為不滅的屬于普通人的“航標”。

2021年1月，上海一片工地上。

終將成為瓦礫……但在此之前

在寫給席勒的同一封信中，歌德冷靜分析了地價的增長，也無所留戀地描繪了舊宅易手之后遭受的不幸；祖父的房子早已易手并成為瓦礫，這片土地或許也將為某個企業家買下興建產業。但歌德從中看到的并非童年的消逝，而是廢墟之上的未來：“在不止一種意義上，它必將成為這座工業城市中成千上萬類似情形的象征，特別是在我的眼前”。（1797年8月16日）

他沒有沉迷于舊日時光與童年回憶的“愛與溫存”中，但對這一地點的關心卻始終留存；他也沒有醉心于工業城市發展的進步，但這一特定個例因其思想的力量而轉換為通往普遍性結論的路徑。

這就是城市記憶的頑強生命力。即便空間中的人已不在場，甚至空間本身成為瓦礫，記憶也不會消亡。當然，要取得這種頑強的記憶，同樣需要力量的凝聚，不意味著空間便可隨意處置。

老城廂作為上海人文之城的重要根源，既是城市空間升級的難點，也是城市記憶傳承的關鍵。我們仍然希望，在日趨一致的商業開發背后，在這一片“瓦礫”之上，能留存一個繼續保持其公共、開放特征的空間，從整座城市的地理空間及其數百年的歷史尺度來重新定位其文化意義。雖然舊有的生活形態不再（在相當程度上，單是這點本身不足為人惋惜），但人們仍然需要一個地方，來呼應《繁花》故事結尾時的那一個“此刻”：

“嗯了一聲，回憶涌上心頭。”

（作者朱恬驊、陳云霞均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文化創新研究院城市人類學工作室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