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右轉！這個懷疑了5年之久的論調在今年5月有了很明顯的跡象，5月底結束的歐洲議會選舉，751個歐洲議會議席，有129個被極右翼把持，尤其是在英法兩國，極右翼完全領先，擊敗傳統的歐洲政治勢力，成為該國第一大黨。

        極右翼這個詞，上一次進入世界歷史的眼簾還是在80年前，上世紀30年代的歐洲，極右翼培育了希特勒，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就是典型的極右翼。而在80多年后，極右翼的歐洲新冒險又開始了。

        新的極右翼勢力，除了傳統的“法西斯分子”、“種族主義者”、“反猶者”的標簽外，還表現出“反對移民、反對歐元、歐洲懷疑主義、反伊斯蘭”等新的特性，他們高呼“讓歐洲遠離歐盟”，從法國到英國再到丹麥，極右翼勢力的崛起貌似勢不可擋。

        右翼勢力迅猛抬頭的歐洲下一步該怎么走？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命題。著名國際左翼學者、美國歐洲思想史家、紐約城市大學歷史系教授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接受澎湃記者專訪強調說，極右翼崛起更多是象征意義，并非實質變遷。

        澎湃記者：您愿意介紹一下，您所了解的歐洲政黨選舉中右翼上臺的概況么？

        理查德·沃林：很多國家的選舉結果的確讓人大吃一驚，我指這些反移民、反歐盟的極右政黨在選舉中占了上風。是的，很諷刺，他們在歐盟競選中占優，正因為他們的綱領是要讓各自國家脫離歐盟。像英國，法國，丹麥，都出現了右翼政黨贏得選舉的情況。

        而意大利是個有趣的例外，依然是左翼占優，這和之前經歷過12年貝盧斯科尼的執政有關。德國也是例外，他們有個新政黨，叫Alternative for Germany，也是反歐盟的極右政黨，就不太成功。德國的特殊在于，德國曾有過納粹的可怕歷史，這仍然籠罩著德國政治。他們想要重新被整個歐洲以及世界民族之林接納，需要努力克服這一不堪的過去，從而達到某種規范和標準。所以極右翼在德國，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種禁忌。這兩個是例外。

        而在法國，瑪麗娜?勒龐領導的民族陣線贏了其他政黨，這是從未發生過的。法國總理稱之為“地震”，這不只引起了政治上的不安，也讓局面有點難堪。

        人們曾那么努力想在歐洲創建一種新的聯邦體制，嘗試某些聯合形式的政策，比如業已存在的經濟紐帶、歐元、歐洲法院、歐洲人權法院等。而這一次選民卻為反歐的、有種族主義歷史（反伊斯蘭等）的政黨投票，這更多具有一種象征意義。國民陣線在議會有一到兩個代表議席，如果他們勢力確實強大到構成威脅，那么主流的中左或中右的政黨通常就會聯合起來，讓他們出局。

        我上周還讀到一份報紙，在寫這個事，提到說，在之前的選舉中有人對國民陣線的創始人說，我們很可能會贏得。而他的反應卻是：“哦不！”因為這類政黨事實上并不適合執政，不具備實際的執政能力，因為執政是要負責任的，日復一日做出各種政治決策。

        在英國則有獨立黨（UKIP）——他的領導人名不見經傳——卻在歐洲議會選舉中取得明顯優勢。眾所周知，英國一直是對歐洲愛恨交織的國家，他們總驕傲自己是英國、不是歐洲的一部分，當和法國之間建隧道時會有大量的不滿。當他們得到25%的選票，大家都非常吃驚。還有丹麥的極右民粹政黨，也是反伊斯蘭的。丹麥是個小國，只有6百萬人口，傳統上他是同質性很強的的一個國家，并非移民國家，不太能容納伊拉克、敘利亞等國的移民或難民。政治家們需要要試著應對新情況。

成為歐洲公民確實多便利

        澎湃記者：您在歐洲生活多年，對歐盟一體化有什么直接的感觸呢？

        理查德·沃林：在我看來，歐盟的領導人，從建立這一聯邦形式、這一歐洲身份之初起，就沒有很強勢，他們擔心各國民眾不同意，他們很膽小謹慎。

        你可以看歐元的推行等，都花了10到11年時間。目前他們有27個成員國，政策得讓每一個都同意，這非常難。所以目前的狀況，我認為，是歐洲或者說歐盟在付出代價：為猶豫不決躊躇搖擺的領導力，不愿直白坦率地說出對歐洲意義的界定，尤其是政治上的歐洲的有意義的前景而付出的代價。

        這很微妙，因為人們既想要保留各自的民族認同和國家意識，這對他們很重要。

        但同時，成為歐洲公民究竟意味著什么？會有很多便利之處，你可以在歐洲各國旅行而不用兌換貨幣，我去那兒教書講座，近30年都在歐洲和北美間來來往往，我對此印象深刻，全歐洲年輕人可以參加各種交流項目，申請各國的大學，會四五種語言，可以通婚，等等。我對此很羨慕，這非常棒。丈夫來自英國，妻子來自意大利，親戚遍布各地，孩子們同時學兩種語言，接受不同文化的熏陶。這就是歐洲。

        以德國為例，我在那兒住過好幾年。我愛開玩笑說，德國從前非常德國，廣告牌上、電視里都只能看到德語。而近幾十年，變化很大，出現了好多英語，不再那么“德國”，開始變得“歐洲”。大家可以坐高速火車在歐洲旅行，增進交流和彼此的認識。這些都是非常好的發展，是在文化方面。但在政治方面，沒有人愿意擔起推進之責。

右翼抬頭更多是抗議之聲

        澎湃記者：我們知道，歐盟建立之初和當前右翼勢力迅猛抬頭之際，社會思潮已有了很大的轉變，您可以具體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么？

        理查德·沃林：以往邊緣的極右翼政黨在競選中獲得優勢，這一現象的部分意義在于，它的確傳達了抗議的聲音，表達出人們的不滿：人們覺得自己缺少選擇。

        像法國有一個具體事實是，它擁有歐洲最大的穆斯林移民人群，大概近五百萬，這勢必會對人們的心理造成影響，而政客們又是那么善于利用人民的恐懼來謀求自身政治利益。

        還有比如荷蘭，9年前在阿姆斯特丹，一位名叫提奧梵高的紀錄片導演，因為拍攝了一位索馬里難民出身的伊斯蘭移民的片子《屈從》，而在街頭慘遭殺害。荷蘭是個安寧平靜的小國家，原本對穆斯林移民的態度也一直慷慨大方，為他們提供了不少社會機會，尊重其社會地位。這一殘忍而極端的事件發生之后，人們的態度一夜之間從根本上發生了改變。但我覺得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也要謹慎些，因為穆斯林里面也分很多類型，有北非來的，也有印度尼西亞的，他們并非一個同質的群體。

        另外當然也有經濟因素，很多國家的收入較低的三分之一人口（尤其是年輕勞動力），出于某些理由，總感覺移民或難民會占他們的便宜，獲得優待。而種族主義的歧視大多并非出于客觀理性的分析，而更多是一種粗疏的印象、過度的反應，會變成一種意識形態的結構。如果這么想的人越來越多，那么會帶來一個問題。

        以反移民的法國國民陣線為例，他們通常在總統選舉中能得15%的票，不會進入第二輪選舉。而主流的中右政黨通常會代表國內多數、議會的多數。但后者同樣需要那些選票。那么就像2007薩科齊贏了左翼的羅亞爾那次，他在總統競選活動中就會投選民所好，強調“安全”。這是他在擔任內政部長時候就意識到的，“安全”議題可以用來讓人們感到害怕，從而操控他們。所以右翼現在對這種手法多少也有些后悔，因為在客觀上這也助長了或者說促成了當前的局勢。

         澎湃記者：您介紹了政黨和民眾的一些情況，那么歐洲的知識分子呢？我們知道哈貝馬斯（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一直都是歐盟建制的堅定支持者……

        理查德·沃林：對，可他是少數派，絕對的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