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翻譯史上，馮承鈞（1887—1946）是完全可以同嚴復、林紓、馬君武、伍光建齊名的第一流翻譯家。而且他在史地翻譯的考訂精審方面，不僅馬君武、伍光建不能望其項背，即使嚴復、林紓與之相比，就如朱杰勤所說：“他們好像椎輪，而馮先生好像大輅了”。

        馮承鈞在翻譯史上的貢獻主要可以歸納為慎選版本、厘訂名目、精加考證三個方面。

        馮承鈞非常重視海外漢學著作的原本選擇。他說自己之所以選擇譯述沙畹《中國之旅行家》，是因為此書“不特為翻譯之品，且兼有考據之功。中有數事，均足以補我史籍之缺”。關于鄭和下西洋的問題，外國學者有過多種研究成果，先后有麥耶兒思（Mayers）、格倫威爾德（Groeneveldt）、菲力卜思（Philipps）、羅克希耳（Rockhill）、兌溫達（J. J. L. Duyvendak）、伯希和（Paul Pelliot）諸人，馮承鈞通過比較鑒別，認為在地理名物方面，各有不少發明，但尋究史源、勘對版本方面，以伯希和的研究為最佳，兼有各家之長，于是他譯出伯氏的大成之作《鄭和下西洋考》。

        《馬可波羅行紀》是全面研究蒙古時代亞洲歷史長卷的重要資料，而該書鈔本散見于意大利及歐洲各圖書館、檔案館多達150種。譯注本達幾十種，目前公認最好的版本是英國學者穆爾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譯注本。中國最早譯述《馬可波羅行紀》的是浙江杭縣人魏易，這一由梁啟超題名的《元代客卿馬哥博羅游記》，1909年開始翻譯，同年11月連載于汪康年主辦的《京報》上，辛亥革命后經修改，1913年7月由正蒙書局出版。1922年張星烺譯出《馬哥孛羅游記導言》，由中國地學會編入“受業堂叢書”，1926年譯出《馬哥孛羅游記》第一冊，由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

        馮承鈞譯此書時，公認的最佳版本穆爾—伯希和合注本尚未出版，他說自己之所以選擇法國沙海昂（A. J. H. Charignon）注釋的近代法語本，是因為該版“參考的重要版本為數不少”，較之魏易所據的美國馬兒斯登（Marsden）本和張星烺所據的玉耳戈爾（H. Yule-H. Cordier）選本有更多的優點，“可以說是一部比較新的版本”。在譯述中，馮承鈞對沙海昂本采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的原則，好的注釋一概轉錄，牽和附會之處則不惜刪削，對其武斷改動的原書地名，皆復其舊，力求不失原文樸質風味。

        與馮承鈞幾乎同時的李季譯亞東圖書館版《馬可波羅游記》和1981年福建科技出版社推出的陳開俊等譯《馬可波羅游記》，均據科姆羅夫的英譯本，而1933年李季開譯時還尚能選擇較新的1932年第9版，而陳開俊等譯本卻選擇同書的1930年舊版，撇開科姆羅夫的英譯本本身的缺陷不談，這種在選擇原本上的不當，恰與馮承鈞的“審慎”原本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馮譯《馬可波羅行記》不僅當時被認為是同時代譯出的五種譯本中“最審慎最完備”者，至今仍不失其獨特的價值，被視為“中國流行最廣的譯本”。

        專用名詞（名目）的翻譯歷來是翻譯家最感到頭痛的問題。早在19世紀中期，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任譯員的英國傳教士傅蘭雅總結自己譯科技西書經驗時就指出：“譯西書第一要事為名目”。著名翻譯大師嚴復也曾講：“新理踵出，名目紛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牽和，終嫌參差。譯者遇此，獨有自具衡量，即義定名。顧其事有甚難者！”并慨嘆“定名之難”，“一名之立，旬月踟躕”。馮承鈞在譯述過程中，也特別注意厘訂名目，指出中國古籍對外國的記載譯名常常不統一，“其中人名地名錯訛脫略者，開卷即是，而同名異譯之事，不惟異傳有之，即在同一傳中亦復不免”。他認為要想了解異族文化，首先必須解決這一名目的翻譯問題，否則誤會叢生。即使一些大學者，如洪鈞、定謙、梁啟超、章太炎也會因譯名不統一而導致考證臆斷失誤。

        因此，他在譯述中審慎考訂名目，“凡人名地名皆以《元史》、《元秘史》兩書為主，兩書所有的，選用一名；兩書所無的，地名一項，盡先采用唐宋明人的譯名；人名一項，元代載籍中有同名的，如‘帖木耳’、‘不花’、‘阿里’、‘忽都不丁’、‘阿合馬’、‘亦思馬因’、‘阿老瓦丁’、‘馬合謀’之類，雖非本人，亦用舊譯，元代載籍中無可比附的，則務求合乎元人的譯法，不敢以今人的讀音，認作元人的讀音”。

        馮承鈞對所譯的每一部漢學名著，都精加考證。每部書幾乎都采用以“鈞案”的形式，檢閱博覽群書以訂正原文及譯文之誤，注釋中除包含有文字的校勘、詞句的釋文外，還有詳細的史地考訂，有許多注釋的材料來自各種典籍的旁征博引，也有不少是直接得之他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除早期幾部法國勒朋的政法譯書外，后來所譯的法國漢學名著幾乎每本都撰有詳細的譯序。與馮承鈞同時代的哲學家陳康曾提出過一種理想的中文譯品的標準，即不僅不通西文原文的人要讀，即使歐美的專門學者也要通過中文來讀。如果說在中國譯家中舉出符合這一要求的中文譯品，馮譯是當之無愧的。正如蘇聯學者梅德維杰夫和李福清撰文引證費瑯《昆侖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一文時所指出：“此書的中文版很有益，它是由這個問題的著名研究者馮承鈞翻譯而由陸峻嶺增補和注釋的。”

        早在20世紀40年代，顧頡剛就把馮承鈞列為是中外交通史史籍翻譯方面貢獻最大者。朱杰勤稱他為“第一流翻譯家，其所翻譯，文質相兼，無違原本”。20世紀80年代紹介外國同行的漢學研究之風初起，季羨林在《中外關系史譯叢前言》中羅列了民國以來國內海外漢學的譯家和知名中外關系史家，而馮承鈞位列“成績彰彰在人耳目”的學者排行榜之首。馮承鈞的著譯，引進了歐洲漢學的成果和科學的治學方法，對民國以來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蒙古史和佛教史的研究，都具有巨大的推進作用。

        （本文摘自上海古籍出版社《馮承鈞著譯集》序言，題目為編輯自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