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真實的火警體驗是在留學華盛頓期間。

一個初秋深夜，白宮北側三個街區的馬賽諸塞大道1500號公寓樓突然火警大作。我所在樓層的垃圾間開始冒出淡煙，所有住戶在火警的催促下按秩序跑到樓外等候。十余分鐘內，長寬均有數十米的公寓樓已被6輛消防車四面包圍，兩輛指揮車分守前后。

由于設備、作業流程和火勢、樓層不匹配，原本有煙無火的局面演變為明火，垃圾箱被點燃，火勢不是很大也未超過垃圾間，但前后數小時才得到控制。而由于美國許多公寓樓的公共區域沒有窗戶直接對外通風，樓道里的煙味在數周后才完全散去。

對于我這個初來乍到的留學生來說，這是一堂很生動的文化體驗課。如果類似火情發生在中國社區，會怎樣發展？很可能是第一時間居委會大媽或居民自發一盆水的事，是否發展成為明火也未可知。這是應對不確定性和風險管理的文化差異。

在樓下被凍了數小時的我當時認為，美國應急響應機制或文化至少在這種戰術層面實在過于僵化，后在學校與曾供職國防部與中情局的老師、同學聊及此事，倒也借此更理解了美國戰略文化基因中的“小題大做”。

殺雞需用牛刀，在小事上也許效率低，但遇到大事時的抗風險冗余會大一些，這是一種規避不確定性和對風險的低容忍——這種傾向與習慣在美國軍事戰略文化中同樣明顯。與馬賽諸塞1500號失火當晚的消防大軍類似，美軍對于不確定性與風險的排斥與低容忍、對于能力冗余的追求，時常表現出“重手段、輕目標、弱方法”的特質。

對于一支在戰略文化和職業教育中十分強調克勞塞維茨傳統的軍隊來說，美軍這種排斥與低容忍是有些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們篤信克氏關于戰爭迷霧的哲學認識，認同“戰爭是充滿不確定性的領域，戰爭中行動的依據并不明確，多數情況下行動依據好像隱藏在迷霧里”；另一方面，則希冀甚至相信技術手段、制度設計、作戰思想這些工具層面的進步能夠消除終極不確定性，形成有利于己方的單向透明與絕對優勢。

在戰略觀、指揮鏈、信息流、裝備規劃、人員培養等層面，美軍這種傾向均有體現，形成一種工具依賴的傾向，由簡單的技術實現替代完善的戰略指導。這種追求塑造了至少從冷戰美以來美軍享有的技術領先地位，但也同樣使其陷入自設的牢籠。對于借鑒美國戰爭模式的國家來說，稍不留神便同樣是會好的壞的一起學。

手段依賴的戰略觀

美國原國防部長查克·黑格爾、副部長鮑勃·沃克所主導的“第三次抵消戰略”便是這種工具依賴的一種體現。

該戰略是對新興大國挑戰美國后冷戰時代技術優勢舒適區所做出的回應，在這一愿景中，美軍將通過發展諸如“協同作戰網絡”等一系列力量集成和生成方式在21世紀維持其軍事主導地位。它基于這樣一種認知或假設，即技術對于未來軍事競爭的成功既是必要也是充分的。

這種認知還要從美軍的戰略“三足論”說起。1989年5月，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教授、退役上校阿瑟·萊克發表了一篇題為《定義軍事戰略》的論文，并提出了他的三足定義方案，即“目標-方式-手段”，三者就像板凳的三條腿，板凳若要穩定，三者缺一不可。

此后三十年，這一戰略“配方”幾乎主導了美軍從初級到高級軍官的教育、培養鏈條，并涵蓋了戰略規劃、戰術和行動、技術與裝備開發等層面。但是，這種看似平衡的思路在實踐中存在嚴重問題。

首先，在落實這一戰略觀的過程中，三足之間并沒有真正的平衡。美軍始終更傾向于認為擁有和投入足夠的“手段”，任何“目標”終究是可以實現的。這種文化造成的結果，是美軍這棟大廈像極了美國家庭廚房琳瑯滿目、掛滿整墻的各式工具。手段取代目標，成為目標本身。如此這般，美軍的戰略路徑變成了一把瘸腿甚至獨腿凳。

第二，這樣的戰略認識容易導致對戰略本身互動性質的忽視。在絕大多數軍事競爭或行動中，敵人或競爭對手都會試圖破壞己方的計劃與努力。正如普魯士將領、軍事家老毛奇所說，沒有任何計劃能夠在與敵人的第一次接觸后幸存。而“三足論”所做的恰恰是在接敵之前以確定性的思路進行太多、太強、先入為主的假設。

第三，三足論中的“目標”出發點本身存在一定自我誤導性。戰略互動并不一定會在某一節點出現確切的終結狀態——小布什曾于2003年5月打臉式宣稱伊拉克戰爭“任務完成”，事后看來，這卻只是美軍深陷政治任務和治安戰泥沼的開始。而從目標至手段的閉環思維在增大了手段依賴的同時，也降低了目標的靈活性與適應性。

這與三足論形成的時代背景有關。上世紀80年代中期前后，美國國防和軍事戰略正在進行后越戰時代的定位調整。1987年，萊克正式發表那篇論文前兩年，在參議院針對里根政府軍事戰略的聽證會上提出這一模型，而這次聽證會的結果恰恰是加碼強調了資源配置（即手段）在戰略謀劃中的核心地位。雖然萊克一直在試圖強調三足平衡的必要，但手段依賴在現實規劃與執行中搶占了前兩者的位置。

這一結果十分符合美國軍費與軍種政治。預算斗爭和部門角力成為了這一戰略公式完美的操練場，成為和平時期官僚、部門利益競爭的戰略指導。預算周期同樣明確的起始與終結閉環，周期內關注重點和資源爭奪造成的效率損耗和短時性，都成為瘸腿板凳的注腳。

技術至上的陷阱

手段依賴最終往往演變為技術依賴。而技術優勢并不能確保贏得戰爭，先進武器的開發與裝備不能取代戰略判斷與規劃。

即便“第三次抵消”、“聯合多域作戰”、“馬賽克戰爭”或未來冠以任何名稱的技術化軍事競爭路線能成功地把其他國家地區甩在后面，確保美國重獲代差優勢，又如何？美軍在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等地所享有的技術優勢難道不夠巨大么？

在追求消除不確定性的道路上，技術和手段依賴并非靈丹妙藥。對美國如此，對其他國家更如是。通過先進技術贏得戰爭的想法在歷史上并不鮮見，但在當代大國軍事競爭中，這種戰略指導會把對外軍事競爭與沖突準備簡化為內部研發與采購的政治經濟過程。

研發與采購的政治經濟學，需要遵循基本的“夠用”和“邊際效益遞減”規律，但是軍事領域斗爭的邊際效益卻可能相反。在軍事沖突中獲勝的一條基本要旨是正、奇相輔，所謂“以正合、以奇勝”。孫子及其后世兵家所強調的“奇”并非庸俗化、傳奇化的“奇技、奇謀”，而是古今中外軍事對抗都要強調的預備隊和后手。適當的預備力量準備，如在對峙正確地加強于敵人或己方的相對弱點，往往可能把一次失敗變為勝利，或把小勝轉化為大勝。

而“目標-方式-手段”閉環在落實中，即便也會追求額外投資、增加冗余以降低風險，但其提高冗余的基本假設依然是邊際效益遞減，并因此使戰略指導成為官僚、部門和軍種存量競爭的犧牲品，反而有悖于提高韌性的初衷。

此外，手段依賴存在轉化問題。在開頭所講的火警經歷中，消防反應不可謂不高效，力量投入確保了絕對冗余，但并未有效降低風險和不確定性。樓內救火通道數量有限，火勢規模只需要很少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在火勢發展過程中，固化規程并非最優。

在軍事競爭的戰略到戰術層面上，外交、信息、軍事和經濟等方法、資源、手段的轉化，無法將其中任何一項以其他項替代。保持充分的作戰人員和兵器的數量、質量也許可以滿足戰略目標實現的下限，但還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什么人、什么工具、在何種場景下做什么、怎樣做。這本應是三段論中“方式”一環所側重的，但是它和“目標”一樣，也因為對“手段”的側重和依賴而被忽略。

最后，軍事競爭的所有要素本質上都是政治性的，而美軍冷戰后數十年的戰略指導刻意將軍事與政治因素隔離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國內政環境下軍人不涉政的延展，但更重要的是在長期低烈度軍事介入中，戰略目標的規劃與指導被軍事手段實現所局限。

而一線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日常面臨的諸多困難也反復說明了戰略設計中軍政割裂的弊端。在戰略的政治性與手段的工具性之間，平衡非常必要，特別是在大國軍事競爭的背景下。同樣，這不僅對美國美軍適用。

戰略的歸戰略，技術的歸技術

當前，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國防戰略依然在著重強調技術的作用。為此，過去二十年美軍將主要精力、資本、教育和培訓資源投入到了新技術的開發、應用與適應中，忽略了傳統的戰術、技巧、能力、組織和程序問題。

但如果技術發展無法得到非技術因素如訓練、分析、認知、規劃和指導的支撐，技術依賴便是過度、盲目和低效的依賴。在面對勢均力敵的對手時，高技術手段單方面的碾壓很難像冷戰后美軍面對弱小對手時那樣幾乎無懈可擊。

以手段依賴克服不確定性，是對軍事競爭固有不確定性的刻意否定和無視，看似積極的技術為王、手段至上，實則是逃避戰略互動風險的鴕鳥政策。

這些年，美軍內部對此也多有批評認為，如強調技術依賴帶來更多弱點，比如網絡、信息、太空節點。但這類觀點本質上并非對手段依賴的反思，只是在強調技術本身的改進和迭代，其結果是技術依賴版的“水多加面、面多加水”。

跳出這一循環，需要更深層的統籌，甚至涉及戰略本質的認識。方案之一是回到問題本身，通過反復實驗性應對的反饋進行適應、調整與迭代，不僅是對手段的改變，而是針對目標、方式、手段的一攬子方案。這也許有些類似公共管理中的問題驅動迭代適應（PDIA），或軍事戰略中對于OODA環（觀察、判斷、決策、行動）的優化。

無論戰略是科學、藝術、習慣抑或直覺，都需要在手段和技術提供某個下限的同時，基于戰略互動過程中的適應與調整提高上限。對于美軍以及參考和借鑒美軍的國家和軍隊來說，皆如此。

當前大國軍事競爭的物理與虛擬速度與不確定性在指揮控制、態勢感知、殺傷鏈條、部署與后勤保障等領域都在迅速增大，預設基于能力的手段依賴閉環不僅可能無法實現降低不確定性的目標，反而可能使風險增大。

強調手段的戰略觀和對不確定性的低容忍本身并沒有錯，但技術優勢與選擇冗余的提高不等于犧牲其他戰略環節。手段依賴可以在工具層面實現戰術、技術優勢，并作為國內預算平衡的規劃參照，但并非戰略籌謀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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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助理教授。